本文字数约：4832 字

阅读时间约：6 分钟

本文章节：

01、马斯克称被骗签署了同意儿子变性的文件

02、孩子想变性，这到底是不是精神心理障碍？

03、至少有部分“性别烦躁”是后天经历导致的

04、注重“三级预防”，避免孩子因性别认同问题发生悲剧

马斯克，图片来源于网络

01、马斯克称被骗签署了同意儿子变性的文件

最近，在接受一名美国心理学教授直播访谈时，马斯克罕见地谈起了他的大儿子泽维尔。泽维尔在18岁时向美国加州提出了变性申请，并希望与马斯克断绝父子关系，当时引发不少关注。

马斯克在访谈中神色黯然地说，当时他被骗签署了一份文件，因为对方告诉他，如果他不签署文件同意泽维尔变性，泽维尔就会自杀。

后来，马斯克才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他还意识到，其实很多孩子都会经历性别认同的危机，这时他们真正需要的是科学、理性的引导，顺利度过人生这个阶段，而不是被成年人诱导着去变性，并以为这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他对鼓励变性的政策深恶痛绝，也正因如此，他决定把公司的总部迁出加州，因为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在前不久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学校教职工将孩子变性的消息通知家长。

马斯克说，“在我看来，这样的立法会给孩子们带来危险”，“鼓吹这种行为的人应该进监狱”。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LGBTQ+运动愈演愈烈，国内外很多父母都面临着孩子想变性所带来的苦恼，甚至连世界首富、商界奇才马斯克都未能幸免。

而且，虽然马斯克是成功人士，妥妥的世界顶级精英阶层，但他对这方面的认知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

今天这篇文章借着马斯克谈大儿子变性，从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这个敏感的“变性”话题：

孩子想变性，这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是一种病吗？

父母们怎么避免自己的孩子以后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已经出现了，又该如何积极科学地应对？

02、孩子想变性，这到底是不是精神心理障碍？

孩子想变性，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曾经，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肯定——是。但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很微妙。

在DSM-5（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2013年）出台之前，如果一个人不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想成为另一个性别，这是一种确切的精神心理障碍。

比如，在DSM-4中，这被称为“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而在世卫组织出台的ICD-10（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第10版）和CCMD-3（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与分类第3版）中，它也被称为“易性症”，有的人也称之为易性癖。

但是，在2013年出台的DSM-5中，性别认同障碍被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性别烦躁”。它指的是个体体验或表达的性别，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明显不一致，个体强烈地渴望成为另一种性别，持续至少6个月，并且带来了痛苦和社会功能受损。

这看起来好像跟以前的诊断标准差不多，但其实区别可大了。

在以前，如果一个人想变性，这属于精神疾病，或者是精神障碍。但现在，它不再是疾病或障碍，一个人想变性这不是问题，而是这种渴望得不到社会的接纳和实现，使得这个人十分痛苦、无法正常生活，这才是问题。

也就是说，从2013年出台DSM-5开始，“易性症”这种以前的性别认同障碍就被“去病化”了。2019年确立的ICD-11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不再认为这是一种障碍，而是称之为“性别不一致”。

因此，临床上对于这个问题的治疗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以往的通过心理治疗引导患者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变成了在临床上为想变性的人提供异性激素，并被美其名曰“青春期阻断剂”。其实这无异于“化学阉割”。如果这还不够的话，临床上甚至为“性别烦躁”者提供变性手术。

至于主流的心理学更是对此毫无办法，既不能引导这个群体接受自己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也不能消除他们心理上的痛苦，便只好将其合理化，认为想变性不属于心理问题，而是个人的权利。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很人性化、很包容，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普世价值观。

但其实，这折射了美国精神医学和心理学的无能！因为，他们找不到性别认同障碍的真正原因，也无法高效、深入地解决。

既然他们无法治愈这种病症，无法改变患者的想法，患者的数量群体也越来越多，又有投票权，他们只好将其去病化、合理化，让全社会来适应这部分群体，并美其名曰，这是这部分群体的自由权利。

事实上，对于毒品成瘾、药物成瘾、恋物成瘾等精神心理障碍，西方发达国家也大有“去病化”的趋势，“大麻合法化”运动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们根本搞不定。

03、至少有部分“性别烦躁”是后天经历导致的

那么，现在所谓的“性别烦躁”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有的学者认为主要出于先天因素，比如母亲怀孕时体内激素异常、胎儿神经发育问题等等。

有的学者认为是基因遗传因素导致的，虽然性别烦躁已经被“去病化”了，但只要了解“人类基因组计划”在寻找精神障碍的“致病基因”方面所遭受的挫败，就会意识到将其根源甩锅给“基因遗传”，这同样是不理性的。

有的学者也提出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比如在青春期时，生理性别受到过分的关注和对待等等。

真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国内外主流精神医学、心理学都没找到确切的答案，也因此束手无策。

但在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中，当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寻找他们“想变性”的原因时，竟发现至少有部分的“性别烦躁”是源于后天经历中的病理性记忆，尤其是叠加性心理创伤和叠加性心理渴求。

只不过，因为这些病理性记忆有很多储存于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患者想不起来，也意识不到。

比如，很多父母因为没有掌握真正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教育孩子时简单、粗暴，或者长期忽视，这很容易导致孩子形成叠加性心理创伤，缺乏自信和安全感。

如果孩子因此出现了讨好型人格，就很容易遭遇校园欺凌，加深内心的自卑、自我否定，进而出现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

临床有一个初中男孩就是典型例子。他从小体弱多病，个子不高，又是独子，母亲对他呵护至极，父亲则常年在外忙工作，对孩子缺乏陪伴。

这种原生家庭环境导致他自理能力很差，生活上过分依赖母亲，缺乏坚毅和阳刚之气，性格怯弱，在人际关系中逆来顺受。

这导致他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有的人嘲笑他是“妈宝男”，有的还欺负他。即使他向母亲求助，母亲也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小学时，他曾被几个男同学实施严重的校园欺凌，同学对他撒尿，用生殖器羞辱他，长达2个多小时。从那时起，他就对男性器官非常抵触，一看到就感到厌恶、愤怒，看到自己的也会觉得恶心。

而且，因为他从小被欺负，他非常希望自己是个女孩，那样就能受到男孩的保护而不是欺凌了。随着年龄渐增，他曾经谈过一个女友，也有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没有想到女友又被一个男的抢走了，他遭受的叠加性心理创伤越来越多，他渴望成为女性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还被诊断为双相障碍。

所以，当时他主要是来治疗双相障碍的，“性别烦躁”是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中才暴露的问题。而且，他一开始非常坚持变性，但说不上为什么，总之就是特别想。

后来，他同意接受深度催眠下病理系记忆修复技术（TPMIH），深入到内隐记忆层面寻找想变性的原因，我们才发现了上面的严重欺凌经历，他自己在外显记忆层面早就忘记了。

还有，当时他已经在服用雌性激素了。每一次服用他都特别高兴，觉得只要吃下去，自己离变性的目标就更近一步了。他内心非常兴奋，看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变化，甚至会幻想变性以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过上备受宠爱的日子。

这种强烈的情绪体验导致他对“变性”形成了叠加性心理渴求，一想到就兴奋，产生压抑不住的冲动。

那么，马斯克的大儿子泽维尔想变性，这背后会不会也存在类似的病理性记忆？虽然我们无法得知泽维尔具体的成长经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泽维尔遭受过父亲马斯克带来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对父亲非常排斥，否则，他不会提出跟马斯克脱离关系。

其实，马斯克本人也有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他曾自曝患有艾斯伯格综合症，还宣称自己得了抑郁症，并在派对上滥用“k粉”，也就是氯胺酮。而且，很多公开报道都指出马斯克的脾气暴躁，十分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很多员工和他的前妻们都受不了他。

也就是说，马斯克自身的情绪管理是有问题的。他本来就极度繁忙，是个工作狂，无法给予儿女们充足的高质量陪伴，而且很有可能因为暴躁易怒、过分强势，而对儿女们造成了叠加性心理创伤。

而且，泽维尔是马斯克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两人后来离婚了，在这过程中极有可能在儿子面前多次出现夫妻冲突。

也就是说，泽维尔成长时期所处于的家庭系统是严重有问题的，只是马斯克当时很可能没有觉察，也没有意识去改变。泽维尔希望改变性别的想法，极有可能来自于后天的病理性记忆。

只不过，具体来自于什么事件和记忆，只有深入到他的内隐记忆层面才能精准化地找到，否则他自己也无法完全觉察。

而且，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大量青少年想变性，除了有原生家庭负面影响的因素之外，还会负面社会因素的推波助澜。

在西方发达国家，LGBTQ+运动已经不容任何人质疑，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德国通过了“性别自决法”，公民一年可以改一次性别。

美国很多学校鼓励青少年勇敢地实现跨性别，声称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像上面提到的美国加州，该州要求，如果学生想变性，但又不愿意告诉别人的话，学校禁止向任何人透露信息，甚至禁止告诉孩子的父母！

之前美国一所顶级儿童医院的心理学家称，婴儿在子宫里就知道自己是跨性别者，说出来连美国人自己都不信。

国内很多网友说，在跨性别这个事情上，欧美国家都魔怔了。大量心智未成熟、认知不理性的青少年被鼓励“勇敢”地变性，最后却发现这根本解决不了心理根源上的问题，但变性已经不可逆了，这部分人反而陷入了更严重的痛苦之中。

当然，西方发达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性。像访谈马斯克的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丹就指出，强烈的自杀念头来自于深层次抑郁、焦虑，这不是变性能解决的，他认为每个临床医生都知道这一点，只是太懦弱，不敢说出来。

而在美国，热衷于推动LGBTQ+运动的主要是民主党，共和党对此强烈反对，如果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由特朗普当选的话，很多关于LGBTQ+运动的立法和规定有可能面临取消。

04、注重“三级预防”，避免孩子因性别认同问题发生悲剧

在我们中国，“变性”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的，但受到国外LGBTQ+运动的影响，这个话题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如今互联网发达，很多青少年受到相关信息的影响，盲目地认为LBGTQ+运动就一定是更加先进的、民主的，认为对此不认同的人都是愚昧的，甚至认为国内社会是落后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也遭受了性别方面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出现了性别认同问题，他们很容易坚决要求进行变性手术，并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跨性别者，本来就应该是另一种性别，只是灵魂投错了胎。

国内最著名的跨性别者金星，她表面上的风光和成功就误导了很多青少年，以为只要勇敢地变性，就能获得像她一样的美好生活。但事实上，金星当初作出的选择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没有精神科专家和心理学专家能解决她的问题。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父母的观念还是比较主流的，他们并不希望孩子想变性，更不希望孩子为了这个问题而要死要活，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和自杀念头。

如果想避免这个问题出现，父母要注重“三级预防”：

第一级预防，也就是从病因上预防。

父母要意识到性别认同问题与后天的原生家庭有密切关系。父母要跟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尤其是同性父母，要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温暖、安全感，避免孩子形成叠加性心理创伤。

第二级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早解决。

也就是说，如果父母发现孩子有这样的苗头时，要及时深刻地进行自我反省，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尽可能寻找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并想办法修复。

必要时，父母可以在孩子愿意的前提下寻求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等到孩子的主要病理性记忆得到修复后，再让孩子在更理性的状态下作出决定。

与此同时，父母要尽量避免孩子开始服用异性激素，因为如果孩子一旦开始服用，就很容易对变性形成强烈的叠加性心理渴求。这类似于一种成瘾行为，他们往往并不愿意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干预，甚至变得非常偏执，会以自杀来威胁父母，要求他们允许自己变性。

第三级预防，指的是防止孩子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

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如果孩子已经服用异性激素了，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临床心理干预了，就铁了心要变性的话，那父母要认真考虑孩子的生命安全问题，两害相权取其轻。

一方面，父母要做好心理准备，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并接受孩子最后可能真的会变性的事实。虽然这确实令很多父母难以接受，但总比孩子自杀身亡要好一些。

另一方面，父母要寻找机会跟孩子深入交流，提醒他们变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后悔，这有可能可以帮助孩子恢复更多的理性，然后再做出决定。

而且，即使孩子真的决定了变性，父母也要持续改善亲子关系和家庭关系。这样万一孩子变性后遇到巨大挫折，甚至再次出现自杀倾向时，父母才更有可能帮助孩子渡过难关，勇敢地面对现实，而不是一味地后悔，避免发生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