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五个月，我们国家的土地出让收入是12810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这个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依靠卖地赚钱的日子可能不再那么容易了。

土地财政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从2020年的8.7万亿元降到了2023年的5.8万亿元，你看这跌幅，真的挺让人担心的。

专家们都在说，现在这种靠卖地挣钱的模式不太可能再继续了。罗志恒，他是粤开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解释说以前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来快速推动房地产和相关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但这种方式明显已经不行了，因为它对房地产市场周期太依赖，太不稳定。

曹晶晶，中指研究院的总经理也说，虽然土地财政帮助推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但这只是在特殊环境下的选择。现在，随着土地资源的减少，这条路越走越窄。

所以，怎么办呢？张德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建议，我们应该考虑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比如完善地方税体系，拓宽财源，这样地方政府就能有更稳定合理的财力，能够负担起他们应该负责的事情。

以税制改革充实

自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之后，我们的地方财政体系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最初是依靠营业税作为地方税收的主体，但随着“营改增”的实施，原有的营业税被取消，地方政府就开始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了。然而，现在土地财政也逐渐显现出难以为继的趋势，这就迫使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地方财源。

现在的关键就是如何通过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来稳定宏观税负，建立一个以共享税种为主体的地方税收体系。代志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员指出，目前中国最主要的税种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两种税未来仍将是财政收入的主体，因此，完善这两种税的分享规则变得非常重要。他还提议，可以通过推动一些小税种来补充地方财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应该避免频繁和大幅的调整，以确保税收体系的稳定性。

王桦宇，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的副教授和财税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也强调了税制结构优化中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他提醒我们要准确区分短期和中长期的财政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处理这些问题。例如，短期财政问题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进行适当调节；而中长期财政问题则需要从更深层次的财税体制层面来解决，比如扩大地方税源的税种类别和审慎探索共享税种的收入分成问题。

完善事权

随着土地财政的逐渐“退潮”，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也揭示了现有的财政体制中事权和支出责任分配的不匹配问题。

罗志恒指出，为了应对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必须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上级和地方的事权及支出责任，确保地方政府能够应对财政压力。

代志新建议的改革方向是，适当将一些事权上移至中央，以构建一个权责清晰、匹配良好的支出划分体系。这不仅能提高国家的统筹规划和监管能力，还能通过下放部分财权，推动地方税收体系的建设，从而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王桦宇则强调在增强中央政府在如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和跨区域环保等领域的事权基础上，应继续探索将公共事务如共同富裕、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更多地归属中央处理，同时中央也应承担这些领域更多的支出责任。

专家们普遍认为，尽管地方税制可能逐步完善，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不平衡、地方之间的收入差异等问题仍将存在。因此，合理运用转移支付成为一种必要的财政工具。转移支付不仅可以帮助弱势地区补充财力，还能在全国范围内促进收入的平衡分配。

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已经在2023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0万亿元，并且预计在未来会继续保持一定规模。代志新建议，应进一步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并完善相关机制，以更有效地支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

这些改革和措施的实施，旨在建立一个更为均衡、公平且高效的财政体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