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发展动力源与人才需求
中国经济周刊2024-07-02 13:51
文 | 刘兴华
中国经济正站在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提升的重要历史关口，世界经济格局也正在被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改革开放45年来，市场化改革和法治化建设、人口红利、大量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体制优势、经济全球化、技术溢出红利，综合形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然而，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在消失或者转化。面向未来，中国经济要在保持一定增速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就必须找到新的动力源。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与“世界第二大国陷阱”
求解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给我们深刻启示。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上世纪90年代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总结出来的。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跨越3000美元的门槛后，在后面的60年时间内，成功跨越1万〜1.2万美元的门槛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不是很多，比如南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像日本、韩国那样在三四十年间就能够突破1万美元，达到3万甚至4万美元以上高收入水平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阿根廷就是典型例子。早在100年前，也就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阿根廷的人均GDP已经是美国人均GDP的80%，进入当时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如今阿根廷的人均GDP水平只有1.3万美元，相当于美国的六分之一。
以上是从人均水平来分析。从经济总量来看，过去100多年有一个现象，可以称为“世界第二大国陷阱”。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与欧洲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到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这意味着在1900年之前，美国GDP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从那以后的整个20世纪，先后有英国、德国、苏联、日本等国家的GDP都曾经达到世界第二，有的国家还不止一次成为世界第二，但是都没有在第二位置上坚持多少年就掉下去了。
中国GDP在2005年超过英国，2008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人均GDP已经完全超过中等收入水平，而且还远远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也没有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约束。而这些情况，中国现在都遇到了，但是中国目前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还相差甚远。
综合来看，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人类历史上，人均GDP持续增长只是近代的事情，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开始大幅度增长；世界各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大家并不是水涨船高、齐头并进；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在全球的综合实力，但是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国家寥若晨星；世界经济增长并不是线性的，特别是最近100多年来，曾经出现数次大规模经济危机和国际政治危机，比如1929年和1930年的大萧条，以及在这前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
历史经验还表明：许多赶超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速下行往往是骤然出现。这些国家在连年高速增长后，遭遇一场或内或外或者内外交织的危机，经济突然减速，从此显著下滑到中速增长区间，而且在中速区间也没有停留几年，就进入长期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区间。
这使得近100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既存在“中等收入陷阱”考验，也存在“世界第二大国陷阱”现象。
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2023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27万美元。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个思想也写进了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明确“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二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赶超型国家共有的特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味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坚守契约精神，建设法治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合法产权，保证经济正常有序运行，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三是实现从技术“跟跑”到技术集成创新。一个国家如果在技术创新方面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享受红利，很难有发展后劲。要想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开展技术集成创新。
四是缩小收入差距。当然，缩小收入差距并不是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年代“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搞平均主义，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都行不通。就中国当前的情况来说，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把基尼系数控制在0.45以下。
五是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从人口数量红利到人才质量红利的转变。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不断提高人口素质至关重要。2023年中国城镇人口城镇化率66.16%，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50%。应该启动中国城市化2.0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职业教育培训，综合提高从业者素质。
六是实现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创新。当今时代，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迅猛发展，工商业活动几乎涵盖了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企业是工商业活动的主要载体，科学的企业组织管理模式不仅决定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体现了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国家综合竞争力。
如何成功跨越“世界第二大国陷阱”
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第一大国，要具备以下六大要素。具备这六大要素，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大得多。
第一，完成了重大科学发现，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曾经流行一句话“上帝创造了世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可见牛顿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如果没有法拉第，人类不知道还要在茫茫暗夜中生活多少年。
第二，实现了重要的技术创新。比如250年前的瓦特、150多年前的爱迪生，以及如今的马斯克。一个真正的大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技术创新人才。
第三，基于技术进步，推动企业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1908年10月1日，福特汽车公司推出T型车，这是世界上第一种以大量通用零部件进行大规模流水线装配作业的汽车。从此，汽车生产方式从人围着车转变成了车围着人转，生产效率大大提升，价格也更加便宜。福特轿车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辆普通家庭买得起的汽车，美国从此成为“车轮上的国度”，人类社会也从此进入汽车文明时代。
第四，实现了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麦当劳把汉堡包做成“标准化”产品，即在全世界任何一个麦当劳都能吃到“同样口味”的汉堡就成功了。因为有了标准，就能给人以安全感和信任感，就可以复制商业模式，就有人加盟，就可以开连锁店，就可以对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入全球价值链。30年前的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超市，现在的网络商城、跨境电商、移动支付，这都是基于技术进步的商业模式创新。在未来的数字智能和绿色低碳时代，还会有更多商业模式创新，关键看哪个国家的国民和企业走在时代前列。
第五，一个真正的大国，要拥有参与制定国际政治经济游戏规则的能力。无论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还是当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二战后在美欧等国主导下建立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何重大改革方案上，美国一直拥有一票否决权。
第六，思想和制度创新。在世界历史上，那些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是因为及时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建立了与自身综合实力相匹配的思想理论和制度规则体系，才实现了科学发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全球面临的新挑战与大国的责任担当
从4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史、100多年的全球经济大国演进史、1000年的人类经济增长史，可以总结提炼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但是，仅仅从“后视镜”没法完全看到未来，我们必须用“望远镜”，从“前挡风玻璃”看未来；不能仅仅用战术勤奋来弥补战略洞见的不足，也不能仅仅用路径依赖来应对不断变化、快速演进、不确定性较强，同时也充满机遇的世界。
面向未来，一个负责任的、令人尊重的大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目标、造福本国人民的同时，也应该努力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特别是在当今世界，只是着眼于传统的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是非常狭隘的。因为全人类正在面临许多共同的风险挑战，比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卫生、全球发展鸿沟和数字鸿沟、核扩散、人工智能风险管控，以及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一个国家的发展，既是自身的发展需求，也是世界发展的需要。在实现自身发展和安全的同时，能够促进世界发展，又主动维护全球和平和安全，才是真正的大国强国。
如今人类正在迎来一个大数据、大网络、大健康时代，其重要特征就是数字智能化、绿色低碳化、更加人性化，所有产品和服务要满足人类更加安全、便捷、健康、舒适、新奇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同时还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必将催生新的思想和制度体系、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以及新的全球治理规则和新的国际公共产品。
仅就人工智能来说，人工智能正在使制造业更加个性化、柔性化，同时制造过程也更加无差别化，因此会出现大量无人工厂、无灯车间，而生产性服务业将更加发达，“微笑曲线”变得更加弯曲。在人工智能时代，首先受到冲击和替代的，是从事简单重复劳动、能够“被标准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而受到深层次影响的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15世纪欧洲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让知识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传播能力，催生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成就了后来的现代教育制度；而如今人类发明并且广泛使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将使机器开始具备无限记忆和学习能力。人的有限学习记忆能力正在受到人工智能无限学习能力和网络无限传播能力的挑战，这意味着教育领域即将开始新的根本性变革。这样的变革力度将不亚于现代大学在欧洲的诞生。
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人类智能如何与人工智能共同进化？这是许多人、各种机构和每个国家都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和应用的泛滥，很可能给人类社会甚至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更大风险和挑战。人类社会既要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安装新的动力系统，也要为维护人类社会的共同安全和地球的生态平衡打造有效的制动系统。技术创新以及如何驾驭新技术，这两个系统的形成都蕴含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机会、商业机构创造财富的机会，以及优秀人才成长发展、大显身手的机会。
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源，关键在人才
如今，数字智能化迅猛发展，教育个性化和终身化、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一体化、线下线上教育高度融合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这个新格局下，提出问题比背诵知识更重要，综合素质比单一专业更重要，解决难题比单向输入更重要，动态提升认知能力比静态掌握一技之长更重要。实现人的认知能力与人工智能的共同进化，这样才能真正顺应时代大势，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需要创新。基础教育的理念、方法、教材、师生关系将被重新改写和定位，职业教育必须主动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求，建立贯穿一个人全部职业生涯的职业教育培训新体系。当然，大学的功能也更需要重新定位。早在100年前，蔡元培先生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而在如今，人类社会不仅要在自身范围内“共同研究学术”，而且要与人工智能“共同研究学术”。毫无疑问，这将催生新的大学制度。一所出色的大学，是实现0到1、1到10突破的地方。
打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源，关键在人才。人才既需要科学培养，也需要合理使用。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适宜的用人机制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培养人才、用好人才，才能建成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才能解开“李约瑟之谜”、回答“钱学森之问”，才能激发国家和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3600多年前商汤用这9个字来自警自省，以此成就了一代伟业。在如今的大变革时代，这样的理念依然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新的时代意义。面向未来，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创新、用人机制创新、社会治理创新，促进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思想和制度创新，不仅为自身经济发展打造新的动力源，也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
（本文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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