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厌学、抑郁、甚至“躺平”的现象，是近几年家庭教育领域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在信息时代，受此类问题困扰的家长则往往会第一时间在互联网上寻找解决方案。如果打开各种手机APP，搜索相关问题，看似对此颇有研究和心得的“专家”不胜枚举。无论是此前的因“霸凌式教育”火遍全网的赵菊英，还是再早以前的杨永信，每一个时代都有所谓的“教育专家”利用家长的焦虑，进行“洗脑式”宣传。为了让孩子迅速回归正轨，那些处于焦虑而慌不择路的家长在盲目尝试各种名目繁多的课程，有的甚至参加了一些神秘莫测的“灵修”类讲座。最终埋单的不仅是家长的钱包，更是孩子们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童年。
本期显微故事要探讨的就是孩子“躺平”后家长的各种解决之道和应对之策，希望通过分享不同家庭的经验和教训，为广大家长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帮助。
对于不惑之年的全职妈妈郝珍来说，人生似乎就是不断和儿子小康“斗争”的过程。
小康今年10岁，上小学四年级。从去年开始，小康变得越来越有“个性”，偶尔还会逃学，整天沉迷于刷短视频、玩游戏，自己偷偷注册了很多社交媒体账号，几乎每天都玩手机到后半夜，学习成绩因此一落千丈。
郝珍是个暴脾气，为此没少跟儿子发火，而儿子又不服管教，娘俩儿整天吵得不可开交，家里每天都鸡飞狗跳的。
小康的爸爸在外地工作，夫妻俩长年分居。因为孩子教育问题，郝珍没少和丈夫吵架，甚至多次闹离婚，但婚没离成，孩子和她成为“仇人”了。
后来有朋友给她推荐了一个网红“专家”的线下分享课，主题是“爱的教育”，说是特别有效。起初郝珍并不想去，架不住朋友一再劝说，她就跟着去了。
那是一家五星酒店的宴会厅，现场听课的足足有四五百人。
一个据说是很有名望的“专家”在台前慷慨陈词，带领大家挥着胳膊喊口号，大力宣扬自己“爱的教育”的主张，甚至现场PUA家长。
有些家长，包括郝珍的朋友当场痛哭，随即交了一万多块钱，报了该“专家”的线上课。
朋友让郝珍也报名参加学习，但郝珍拒绝了。她感觉自己像是置身于一个大型传销+PUA现场，亦或某种“邪教”组织或者“灵修”班。
即使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也不想把孩子的未来交到这样的人手里。
诸如此类的“韭菜收割机”在互联网上比比皆是。小红书上就有家长反映说，报了武汉某“专家”的课，两个月收费15000元，却什么也没学到，时间一到就被催着续费，如果不交钱立马被踢出群。
“人为地制造一些矛盾，并强硬地输出一些概念，迫使家长接受，几乎是这类从业者的共识。”有知情者说。
“由于工作关系，我认识很多其它领域的从业者，在行业萎缩利润缩水后，都转战到家庭教育这个领域了。你根本不知道指导你家庭教育的老师原来到底是开饭店的还是卖磁砖的。”
陈诺是一个11岁女孩的妈妈，同时也是拥有家庭教育指导师和婚姻教育咨询师资质的研究者。
比起一些拥有几十、几百万粉丝的博主，她有更好的教育背景、更专业的能力以及更负责任的态度，但是她的账号却一直火不起来。
在她看来，自媒体时代让一些行业有点劣币驱逐良币的趋势。一心一意做事，真心想为粉丝解决问题的人，反倒不如那些懂得营销和市场的人做得风声水起。
“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的门槛其实并不高，会认字就能考。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机构在提供考证和培训服务，批量‘生产’这样的‘人才’。”陈诺说。
不过对于家长病急乱投医的行为，陈诺也表示理解，“有时候家长就是焦虑吧，甚至把花钱当成是一个缓解焦虑的途径。
我花了钱，就会有一种对改善亲子关系做出了努力的错觉。”
没有被“爱的教育”割韭菜的郝珍，决定自学家庭教育和心理学的课程。
“与其花一两万报那些门路不清的课程，倒不如自己也去考个证，起码那些课程脱胎于正经的心理学，不会被人割韭菜。”
在学习的过程中，郝珍发现，像小康那样有厌学情绪或者学习障碍的孩子相当多。让她庆幸的是，小康只是偶尔逃学，还没有发展到更严重的焦虑或者抑郁阶段。
《2023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问题相当普遍。其中，高中生抑郁检出率超40%，初中生超30%，小学生达10%以上。
袁璐是北京某医院的呼吸科医生，在她的门诊中，未成年人患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她发现，尽管孩子们来看的是生理疾病，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不安等症状，却是植根于心理层面。
这些孩子以初中生和高中生居多，就诊时他们的精神状态普遍不好，回答医生问题也是由父母代劳，孩子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
出于一个医生的职业本能，以及一个母亲的同理心，袁璐通常会告诉家长，带孩子去看看心理医生，但有些家长并不太当回事。
即使家长听劝带孩子去看病，心理门诊的号也不是那么好挂的。
据了解，在北京的一些三甲医院，儿童心理门诊基本全年处于人满为患的状态。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为例，儿童心理门诊的日均接诊量大概在300左右，每逢春秋开学季还会迎来一波小高峰。即使平时，患儿挂号也要等上一周左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国民心理健康评估发展中心负责人陈祉妍表示，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不仅数量有所上升，还呈现出年轻化、低龄化的态势。
在对有精神障碍问题的家长进行调查时，陈教授和她的团队发现，虽然导致孩子抑郁的因素有很多，但学习压力和家庭环境是导致孩子患上精神疾病的两个重要原因。
对此，有媒体曾发起一项网上投票讨论，结果显示，学习压力以压倒性的优势位居青少年抑郁诱因的首位。
而这一结论，也在更多因抑郁而退学的孩子身上得到了证明。
罗琳的女儿巧巧已经两年没有上学了，罗琳也有两年没有上过班了。
两年前，上高二的巧巧被诊断出抑郁症，从此与学校“绝缘”。
在亲戚朋友以及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巧巧一直是个乖巧懂事的女孩儿，得知她得了抑郁症，大家都很震惊。
上初中时，巧巧学习成绩不错，但距离顶尖高中还有些差距。为了让女儿进入重点高中，父母不惜一切代价，托人找关系，并支付了一笔可观的“巨款”，才将她送入重点高中。
然而，重点高中高手云集，无论巧巧怎么努力，每次考试都是“吊车尾”。
慢慢地，她变得沉默寡言，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情绪越来越差。父母尝试与她沟通，却得不到回应。
确诊为抑郁症后，巧巧的学业也因此停滞，再也无法投入学习。
为了给巧巧治病，罗琳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外企会计工作，全职在家陪巧巧。
她带着巧巧学画画、游历四方，试图为她寻找新的生活乐趣。两三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巧巧的病情虽有好转，但她的高中学籍已不复存在，高考的大门也随之关闭。
起初，父母还怀揣着让女儿重返校园的期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要求逐渐降低，只希望巧巧能够恢复正常人的心理状态。
乔乔曾经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区重点小学的学生，中考时超常发挥进入北京市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然而，全家的期望和骄傲却在乔乔进入名校之后变成了噩梦。
这所重点中学实施严苛的分班制度，依据每次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普通班和重点班。乔乔刚入学时因成绩优异被安排在重点班，后因成绩下滑被降入普通班。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乔乔的成绩有所提升，再次回到了重点班。但好景不长，接下来的考试他又失利，于是又被调回普通班。
如此频繁的班级变动，让乔乔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慢慢地，他的脾气变得暴躁，情绪难以控制，甚至出现自杀倾向。
对此，乔乔的父母说：“以前我们生活条件不好，物质匮乏，大家也没什么精神问题，现在可能是条件太好了，孩子们不知道生活本来就是苦的，没有挫折经历，遇到点问题就受不了。”
乔乔父母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不做评判，但他们的说法也从侧面反映出，挫折教育的缺失，导致孩子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时，缺乏足够的心理韧性和应对能力。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000多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67.7%的受访者认为，当前青少年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较以往减弱。
“无论严格教育，还是快乐教育，都会有缺憾。作为家长，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闪闪发光的太阳变成黯淡无光的星子。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对儿子抱有太高期望了，只要孩子能恢复健康，开心活着就好。”乔乔的父母说。
之前有相关统计《2022 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有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有 50% 是在校学生，18 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到总人数的 30%。
但即便是如此，现实中存在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数量还是被大大低估了。
在遇到孩子厌学、抑郁甚至网络成瘾的情况时，依然有很多家长和文中所提到的家长一样，她们由于各种愿意不愿承认孩子在精神状态上病态，而是诉诸于其他途径寻找所谓的专家、教育课程，采用一刀切的手段“付费强制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
在采访中，不少临床精神科的专家告诉我们，除了对孩子治疗外，中高考心理咨询门诊的另外一个治疗方法就是开展家庭治疗。
有些家庭不光是父母，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等整个家庭都有可能比较焦虑，并把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给孩子的抗压能力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因此，心理门诊不得不通过调整家庭互动模式以更加有利于应考的孩子。
与其花钱买课减少焦虑，担心孩子精神状态有问题的家长真该停下脚步，重新评估一下家庭状态以及自我精神状态。否则耽误的不仅是整个家庭未来的和睦气氛，更是孩子的前程和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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