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张蓉

砸玩具、扔漫画，前段时间，退休教师赵菊英因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奉行一套刻板的管理方式而备受争议。她的“霸凌式教育”很快引发全网声讨，也将当下家庭教育指导行业的乱象丛生推到了聚光灯下。

近年来，家庭教育指导愈发受重视。自2022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施行，由此，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至“国事”。同年，家庭教育指导师被正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成为新职业。

政策红利叠加契合泛滥的教育焦虑，家庭教育指导师自诞生之初就备受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片新蓝海。可在蓬勃发展中，家庭教育指导也暴露出从业门槛低、缺乏专业性监管、缺乏规范标准等诸多问题。

临近六一，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领域到底有多复杂。

庞大的市场

自2021年成立壹心家庭教育工作室以来，创始人吴抒芳已为100多个家庭提供家庭教育个案咨询服务，“需求量逐年增加，第一年，平均每个月只有两三个家庭；今年已经接待30多个家庭，相当于每个月有6个。”

除了杭州人，这家扎根在杭州市蒋家浜社区内的社会组织也吸引来了衢州、甚至山西等地的家长。

吴抒芳在社区开展家庭教育讲座。（受访者供图）

家庭教育指导正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关注。杭州扶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金海也有相似的感受，“2015年，刚推出面向父母的线下课程时，很难招人，一年零星几个班，每班只有二三十人；现在一年会开设十多个班，每班有100多人。”扶鹰教育推出的线上付费课程销量也在增长，“比如，21天的线上陪伴训练营，收费990元，平均每个月有五六百位家长买。”

一边是愈加重视家庭教育的家长，另一边是急切入行的从业者。

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显示，国内现存2.7万多家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相关服务的企业，单在浙江就有1080多家。近几年，相关机构快速增长，其中，2022年新增2200多家，2023年新增1100多家，2024年前5个月已新增50多家。

社会需求大、就业前景广阔、薪酬可观……各种光环加身，自2022年起，家庭教育指导师在培训机构的助推下掀起一阵考证热。“一证到手，年入几十万！”“岗位缺口百万，拿下证书就有金饭碗！”“有空就去考，未来很吃香。”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语，至今仍充斥着各大社交媒体平台。

“各地各种机构都有一套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但这些证书只是培训证书，不是资格证书。”王金海说，扶鹰教育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合作也为不少人颁发过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证书，“但这种证书只证明参加过相关学习，并不一定具备任职资格。一个人学习过相关课程和能指导别人解决问题，两者之间还相差十万八千里。”

吴抒芳也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的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证书含金量都不高，“考试内容通常有理论和实案分析两部分，只要按照题库提前准备，考下来很容易。即便手上有这张证，也不能支撑你去做家庭教育的传播。”

扶鹰教育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合作为家长颁发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证书。受访者供图

没有门槛、没有规范、也没有标准答案

尽管不认可相关证书的含金量，王金海和吴抒芳仍分别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开放大学考取了家庭教育指导师的培训证书。“它不能代表你的职业能力，但外出授课时，你确实会需要一个身份的认证。”吴抒芳坦言。

更深层的原因是，整个行业处于几乎零门槛的野蛮竞争中。

王金海和吴抒芳都并非教育学出身。读大学时，王金海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专攻岩土，“2013年左右，我发现很多中年人的短板来自儿时父母的漠视，就开始思考能不能教会父母换一种方式培养孩子。”萌生这个念头时，王金海甚至不知道家庭教育的概念。

王金海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授课。受访者供图

转型前，吴抒芳曾是一家钢材企业的销售经理。2018年，随着二胎降生，生活变得手忙脚乱，为了解决两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吴抒芳开始主动学习家庭教育课程。在爱有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后，她就入职这家机构，成为家庭教育讲师。

扶鹰教育现存约10位家庭教育讲师。他们都和吴抒芳相似，原本来自各行各业，为了自己的家庭而学习家庭教育相关知识，进而成为家庭教育讲师。转型前，有的学了四五年，也有的只学了两年。

创办壹心家庭教育工作室后，吴抒芳以一周一场公益读书会的形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最近，她发现读书会上的一位学员已经在另一个社区进行家庭教育授课，“其实我们感觉她自己的功底和能力还没有达到可以授课的程度。”

壹心家庭教育工作室开展家庭教育读书会。受访者供图

没有门槛、没有规范、也没有标准答案，这几乎是家庭教育指导从业者的共识。“家庭教育综合教育学和心理学，涉及的流派很多，光是专门类课程就多达几百种。”吴抒芳认为，这个行业想要规范标准确实很难。

“每位家长也许都能讲一套教育理念，怎么评判谁的理念更高级？”在王金海看来，“这个行业不是靠证书或学历吃饭。”

那么，依托父母的教育困惑而存在的家庭教育指导到底靠什么立足？王金海说，要看有没有大量的、实战的从业经验，有没有解决过很多家庭问题，以及讲授的理论有没有实操性。对此，吴抒芳也给出了相似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落地的实践经验。”

身为从业者，王金海认为行业零门槛带来的另一面是更难获取信任。约2018年起，随着触角伸向更多家庭，扶鹰教育面对的投诉和争议也不断。“大多是家庭中没参与家庭教育学习的一方来投诉，觉得我们像传销一样在给人‘洗脑’。”王金海说，本质上，家庭教育指导的价值就是帮助家长改变原有观念，“确实是洗脑。”

亟待出台的行业标准和评估机制

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家庭教育指导师备受热捧的背后，凝结了社会变革中的种种焦虑。

“一方面，随着社会变革，不确定因素日趋增多，人们对未来的焦虑增强，催生了家庭教育中的一些新问题，家长急需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外部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孩子成为家庭相互比较的锚点。评判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否成功的核心被裹挟着转移到能否培养出优秀的孩子上。”浙江开放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吴思孝分析说。

“不少机构正是利用了家长的这种焦虑。”在吴思孝看来，目前，家庭教育指导业仍处于无序状态，“相关理论和说法很多，参与人群也很复杂，良莠不齐，考证评估机制急需完善。”他说，目前确实存在一些缺乏专业背景知识与技能的从业者，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成为优秀的家庭教育工作者；但也存在不少机构和个人，利用所谓的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证书博取眼球，寻求敛财机会，甚至发生违规违法行为。

2022年9月，教育部、人社部、全国妇联三部门曾联合发文提示，防范以“家庭教育指导师”名义开展违规校外培训。同年，多地公安局也曾发布警惕以包通过“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为由实施诈骗的预警。

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的家长。受访者供图

家庭教育指导其实并非新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边玉芳说，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从很早就开始探索，以美国为例，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较系统成规模的探索和实践；中国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发展，但专业人员在早期介入得很少。近几年，随着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以及家庭引发的青少年心理和行为问题增加，家庭教育指导逐渐得到重视。

边玉芳说，中国正在建立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确实需要全面多元的参与，“实施单位上，有学校、妇联、社区、社会机构；途径也多种多样。比如，家长学校、线上线下课程、亲子活动、沙龙、读书会、咨询服务等。”

参加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家长。受访者供图

不过，在边玉芳看来，目前，国内社会对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性认识还不够，而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性是做好家庭教育指导的关键所在，迫切需要管理机构开展相关标准制定与评估工作，同时，相关人员要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行业发展仍需经过一个迭代过程，“需要经过规范化管理与市场筛选，淘汰掉一批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从业者。”

建立行业标准和机构评估机制是规范行业发展重要的第一步。去年9月，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已编制完成《家庭教育指导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征求意见稿），将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五级，对从业者受教育程度、职业道德、职业能力特征、职业基础知识、工作要求、培训学时、技能要求及考核方式等方面都提出明确要求。边玉芳向潮新闻记者透露，相关职业技能标准有望在今年正式颁布。

潮新闻记者注意到，各地也在陆续出台实施相关行业规范。5月26日，湖北省《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规范》正式实施，要求指导师取得主管部门认定的相关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技能证书，还需具备未成年人营养健康促进、常见疾病预防、心理促进等专业知识，并明确家庭教育服务机构需为非营利性机构。

在浙江，省妇联自2021年起推进县域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从运行机制、工作机构、服务模式、队伍建设等方面构建标准化体系，并在全省推开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着力构建“党政领导、部门协作、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家校政社协同育人工作新格局。

“未来，还需要逐渐建立起一套系统的机构、从业人员评估机制，对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机构与从业人员从专业性上进行监管。”边玉芳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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