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心理治疗师、百万册畅销书作家托马斯·摩尔说，每个人都有“灵魂的黑夜”。崔永元给他的黑夜发明了一个词叫“微笑型抑郁”。作为一个有抑郁史的心理学家和咨询师，武志红对黑夜的态度是给它一个大拥抱。

武志红 心理学家、心理咨询师，著有《活出你的小宇宙》、《解读“疯狂”》、《为何家会伤人》、《七个心理寓言》、《心灵的七种兵器》、《为何越爱越孤独》、《梦知道答案》、《解读绝望》等心理书籍。

武志红看上去若有所思。前一晚，他做了一个梦：无数人在一列火车上，每个人都要完成至少一件事，完成了，下次再乘这列火车就不必做相同的事了。这些事有的艰难，有的简单，可多数人都觉得苦，想推掉。火车上，武志红兴致勃勃，听到任何一件要求被完成的事，都想了解它并想尝试去做。对他而言，火车即人生，事即人的使命，而这样的态度，也真是很有意思。

梦醒了。武志红作为自己梦的观察者在思考，人生有没有下车的一天，抑或他所要完成的使命，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尽头？梦醒了，武志红对自我的思考一直在延续。

武志红在2012年最大的收获同样是自己的三个梦境。先是高中同学聚会；再是对妻子说”我要去新疆“；第三个梦里，“世界是有毒的”武志红在反复思考这些梦。思考不可能有确切答案，或者，武志红和他的梦永远处于这种相互思考的状态。但从梦里，武志红却收获了一份惊喜——嗨，我看到你了。

抑郁症

武志红毕业于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专业，现在是一名专业心理咨询师。在为别人咨询心理问题之前，自己曾是一位”暗无天日“的抑郁症患者。

在北大读研究生二年级时，武志红陷入了严重的抑郁状态。“抑郁原因很老套，我失恋了”。抑郁后果很严重，每天沉思、睡觉，两年间，学业荒废了，什么事都没有做，对任何事既无兴趣也毫不关心。走在北大校门口，还因为形象太过邋遢被校警要求查验身份证。

从研二到申请读“研四”，武志红昏天暗地地过了两年。研三和研四期间的暑假，抑郁状态逐渐好了起来，一种轻度兴奋代替了持续已久的抑郁，沉默已久的武志红转而成为“爱说话且言语精彩”的话匣子。在班上所有的同学早已开始做着与自身专业并无关系的工作时，武志红开始享受与“心理”斗智斗勇的状态，也决定成为一名“专司其职“的心理咨询师。

而武志红自身的转变，“并不是治愈，仅仅是好转，心理病理学专业术语叫做‘躁狂抑郁症’”。美国当代心理治疗师、百万册畅销书作家托马斯·摩尔将此称作，每个人都有“灵魂的黑夜”。崔永元则在自己的黑夜发明了一个词，“微笑型抑郁”。武志红则在与内在自我“做斗争”的过程，找到了治疗之道——打破固有逻辑所认为的“抑郁是不好的，必须减轻甚至消灭”。相反，他领悟了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所言，“一切问题源自我们拒绝接受真相”。武志红开始接纳抑郁，不再把它当作敌人，而是试图理解它，和它相处。从“反相”的泥潭中一点点往外走，居然进一步发现，抑郁还可以供给心灵养料，提供不可思议的力量。而抑郁的原因，也根本不是“失恋”那么简单。“失恋”是表象，根源在于自己。

绝望婴儿

十年后，武志红将根源的答案归结为四个字，“绝望婴儿”。”许多人抑郁的根，是可怕的孤寂。为了对抗孤寂，会发展出许多策略，绝不正经的幽默，是常见的策略。金·凯瑞的电影《变相怪杰》，表现了这一策略。不郑重看待任何事，于是任何事都构不成伤害，但情感也不能流进内心了。多少人，一认真，就紧张，必须带着玩笑的态度，才能保持虚假的镇定。“这样的人现在并不少见，而为什么会这样？武志红说，“我到去年才发现，自己内心住着一个‘绝望婴儿’”。

在传统家庭里长大，中国式父母一方面是过度担心和放纵，一方面是过度控制和限制。换句话说，武志红心里的“绝望婴儿”来自中国式成长，“父母给孩子过度满足。比如，原本想喝一百块的茶，父母给了一千块的。孩子被‘过度满足’了，与此同时，父母又给孩子一种想法，对‘一千块’的需要有罪。有这种需要就不是一个好人。”进而，造就出了绝望的武志红。

武志红并不接受、甚至反对以“服从”、“听话”和“成功”为标准的中国传统式“望子成龙”教育方式。从陷入抑郁症至好转，武志红的转变是在内心里卸下父母的包袱，将自己还原为一个不带任何定语的小孩，然后观察自我，与自我对话，认知自我。在北大心理学专业的学习“都未学到其精髓，别说精髓，甚至都未入门”，武志红对心理学的认知恰好源于由抑郁而来的自我认知。在“自我锤炼”的十年里，武志红借用西方现代心理学理论表述了这样一个概念，孩子的成长在于能否成为“一个健康的人”，而健康则在于是否拥有“健全的自我”。中国式父母，至今却很难意识到，“每个孩子从一开始就是独立的灵魂”。

武志红“自我锤炼”的另一种方式还在于“为成为一个人而阅读”。读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时，武志红正处于持续了两年的抑郁症好转时。渡边的故事让武志红拥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内心里很多条本来乱成一团的河流，突然融会贯通汇聚成了一个湖泊。“另一位日本小说家太宰治在小说《人格失格》中曾写到，“别人寥寥数语的责备，对我如晴天霹雳。”而别人随便一个批评，也曾让武志红的自信在瞬间破碎。武志红对这个“意象”进行了自我还原，一个小球在追着一个大球转，小球一刻都不敢放松，生怕一不留意，大球就不见了。大球就是他的妈妈，而小球就是他自己。一个人之所以对别人的反应极度在意，都是因为，对方好的反应，会让他有短暂的存在感，对方坏的反应，会让他的存在感瞬间崩毁。显然，无论是与内在的自我对话，还是用内在自我与别人对话，武志红将他的直接认知和间接认识重合在一起，正如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所言：若想懂得别人的故事，首先要懂得自己。不过，懂得自己，是一条很长的路，永远都在路上。

心理师

作为专业心理师，武志红认为他自己以及社会人所面临的困惑和问题，表面看来都是与恋人、身边人和父母的关系问题，实则，是自我认知的问题。“健全自我是拥有真自我，以‘我’的感受为范围，以‘我自己’的想法构建。而在中国，人从小被父母教育要听话，要做一个‘好人’。我们的传统里，正常人就是好人，好人却往往意味着假自我。”“假自我”便是生活和心理困惑的开始。问题的解决之道则是，“当一个人开始从方方面面了解和明白自己，就不会轻易归罪于恋人、身边人和父母。“

对于如何自我认知，武志红落脚点在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

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读本科和研究生时，武志红很迷恋人本主义，尤其喜欢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卡尔·罗杰斯。罗杰斯对现代心理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对人格自我理论的提出，并创立一种叫“人际关系哲学”的心理治疗观。武志红一度从中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一种暖暖的感觉在心里扬起，对人性怀有信心”,而对于弗洛伊德，“尽管我喜欢他对人性洞若观火的觉察力，但从内心里有些排斥”，“太阴暗了，什么泛性论，什么童年决定论……太消极太晦暗了。”武志红并不喜欢。

对弗洛伊德“阴暗性”的抵抗，在现在的武志红看来，就是当时没有“自知力”——“有没有自知力是一个人心理健康与否的主要标准，没有自知力的人，即表面上认为自己毫无问题的人，其实问题最为严重。”

在中国传统语系里，孔子将人的认识对比力分四个层次，“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这同样是强调自知力的重要性。武志红的“自知力”，正是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引出自我感受，不肯定或者否定，不谈论对与错，只是用一种纯粹的感受，引导自己感知自己的问题出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