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日,墨西哥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大选与历史上任何一次都不同的是,目前支持率最高的两位候选人皆为女性,分别是现任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Morena)党内候选人、墨西哥城前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Claudia Sheinbaum Pardo),和反对党联盟推选出的候选人、墨西哥国会参议员索奇特尔·加尔韦斯(Xóchitl Gálvez)。目前欣鲍姆的支持率维持在56%稳居高位,而加尔韦斯作为现任政府反对派联盟(Fuerza y Corazón por México)提名候选人也正迎头赶上,在5月获得了34%的支持率。由此,目前已基本可以确定,若无意外事件发生,墨西哥的下一位领导将诞生于这两位女性候选人之间。而即使把视线移向目前支持率排名第三的唯一男性总统候选人豪尔赫·阿尔瓦雷斯·梅内斯(Jorge Álvarez Máynez),其竞选班底也反映了墨西哥女性政治家的影响力:他与资深女性主义政治家帕特里夏·梅尔卡多(Patricia Mercado)合作以协调竞选纲领,墨西哥杂志Quién称帕特里夏为此次竞选中的“第三位女性”。以女性总统候选人数量和女性政治家影响力视角来看,此次大选毫无疑问是墨西哥建国以来女性政治参与的重大胜利。
▲ 左边为反对党联盟推选出的候选人、墨西哥国会参议员索奇特尔·加尔韦斯(Xóchitl Gálvez);居中为现任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Morena)党内候选人、墨西哥城前市长克劳迪娅·欣鲍姆(Claudia Sheinbaum Pardo);右边为总统候选人豪尔赫·阿尔瓦雷斯·梅内斯(Jorge Álvarez Máynez)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见证了政治上性别平等的重大转变,墨西哥的此次大选也被认为是该国在公共领域取得性别平等进步的一大标志。长久以来,由于天主教徒数量位居全球第二,墨西哥女性薪酬远低于男性同行,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女性失踪与强迫婚姻屡见不鲜。2000年墨西哥结束一党独大的局面后,国内提高妇女政治地位的改革步伐加快,并在2019年将两性平等代表权写入宪法。
然而,墨西哥政治的“回潮”从未停止涌动,女性参政率的增加也加剧了针对女性政治家的政治暴力。2020-2021年的墨西哥选举被认为是针对女性的政治暴力最为严重的一次选举。一项相关研究采访了来自墨西哥16个联邦州的60名参加了2020-2021年墨西哥选举的女性,指出在许多女性并不了解如何界定性别政治暴力的情况下,45%的受访女性认为自己经常面对性别政治暴力,43%的受访女性认为自己频繁因女性身份而被排除在谈判或政治活动之外;而她们中的大部分时常感到自己与身边的女性同僚不成比例地面临着政治选举中基于性别的威胁、排斥和歧视、数字暴力(例如社交媒体上针对女性参政者基于性别的歧视与攻击)与性暴力(例如因参政而经历的性骚扰、攻击或虐待)。
研究指出,拉美地区猖獗性别政治暴力不仅让很多女性政治家离开政坛,削弱了政治中的女性代表,还极大地影响了未退出政坛女性的政治表现和决策。2020年,墨西哥在经历了大约8年的法律争论与改革后,将针对妇女的性别政治暴力(Gender-Based Political Violence Against Women)概念化和刑事化,并批准了《关于妇女享有无暴力生活的一般法律》,其中明确界定了性别政治暴力的形式和制裁措施。针对女性的性别政治暴力被界定为向妇女施压、阻碍、惩罚或剥夺她们参政权利的行为。施暴者试图阻止和控制妇女,并限制她们获得政治参与机会的权利;而这类暴力可能会打击整个政治体系的民主性和合法性。在今年大选期间,为了确保大选能维护性别平等的宪法原则,在国家选举研究所(National Electoral Institute)授权、选举法庭(the Electoral Tribunal)批准下,墨西哥要求各个政党在即将举行的所有2024年州长选举中必须保证性别公正与平等。
针对女性的性别政治暴力被刑事化后,其在地方和联邦层面的运作方式仍有或明显或细微的差异。在墨西哥这样一个人口和资源高度集中的国家,性别暴力的运行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针对女性的性别政治暴力”这一概念在联邦一级得到更好的理解,而由于资源和知识在联邦层面的可获得性,女性政客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就此进行谈判,但与此同时,由于在政党内批评性别政治暴力可能会付出潜在政治代价,她们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时候还是偏向于保持沉默,以此来保护其政治生命。
在地方一级,性别政治暴力则更为泛滥。女性总体上拥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较少,而利益集团则因远离联邦监管和曝光度显得更为强大且同质化——地方当局比起站在妇女一边,更愿意成为地方利益集团的同谋。在地方一级,对性别暴力提出申诉者反而更可能受到处罚,举报性别政治暴力的女性大概率非但不会获得帮助,反而会陷入新一轮性别政治暴力的泥潭,在政治中面临施政受阻、资本损失或被资产冻结的风险。一个由女性主义者和人权组织组成的团体Observatoria Todas MX在报告中指出,在2020-2021年选举过程中遭受政治暴力的女性候选人中,80%正在竞选地方市政职位,相比之下,州一级职位的比例为15%,联邦职位的比例仅为5%。在2024年选举中,墨西哥拥有了本国历史上最多的女性候选人,这一突破性转变显然给选举当局如何向妇女提供无暴力环境的参政过程带来了重大挑战。
目前墨西哥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欣鲍姆和加尔韦斯都曾向国家选举研究所起诉过其遭遇性别暴力行为。2023年6月,加尔韦斯向国家选举研究所谴责墨西哥现任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ópez Obrador)在晨会和社交媒体上多次对她进行性别政治暴力。根据她的起诉书,奥夫拉多尔曾多次以墨西哥知名男政客的名字称呼她,并攻击她被墨西哥富商们“过度吹捧”、让不同的有钱男人而非群众决定她的政治道路与政治抱负。
加尔韦斯为此将奥夫拉多尔起诉至国家选举研究所,认为奥夫拉多尔总统正在重蹈在政治中利用女性为男性谋取利益的覆辙,并要求国家选举研究所采取预防性措施、强制总统撤回含有侮辱性言词的晨会录音。这一起诉经历了漫长的处理过程,在加尔韦斯发起起诉的一个月后,国家选举研究所就以奥夫拉多尔的“严肃批评立场不一定是针对申诉人女性身份,而是针对其政治活动”为由拒绝了该项起诉。此后,这项起诉被上诉至选举法庭,在司法层面才得到了充分解决。选举法庭推翻了国家选举研究所的决定,并命令其在规定预防措施时纳入关于性别政治暴力的考量。法庭认定,奥夫拉多尔总统对加尔韦斯的评价意在污蔑加尔韦斯的政治抱负是“迎合一群男人的突发奇想”的产物,因此,这样的评论构成了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尽管选举法庭和国家选举研究所此后都对奥夫拉多尔发送了警告,但他对此豪无悔过之意,甚至暗示,考虑到他因此受到反对派和选举法庭的攻击,他才是遭受“性别政治暴力”的人。他还在他的新书中将加尔韦斯称作“拉迪诺人、分类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这些在墨西哥都是具有高度歧视性的称呼。
作为现任总统奥夫拉多尔的得力助手,克劳迪娅·欣鲍姆在被问及此事时先是否认奥夫拉多尔对加尔韦斯实施了性别政治暴力,但此后又特意强调了在公共生活的任何领域消除对妇女的政治暴力的重要性。不可忽视的是,欣鲍姆自身也是性别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在2018年当选墨西哥城市长后,因其女性执政者和犹太移民的身份,她在社交网络上收到了大量的厌女和反犹主义评论。截止到2023年8月,两位候选人都在谷歌搜索中与“木偶”、“口技表演者的玩偶”和“摄政王”等极富侮辱意味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欣鲍姆被提及了246351次,而加尔韦斯被提及43180次。
即便女性候选人当选几乎已成定局,2024年的墨西哥大选依然笼罩在普遍性的政治暴力事件与性别政治暴力的阴影之下。在此次竞选期间,已有超过270名候选人向当局申请政治保护。在侮辱性言论、人身威胁等其它类型的暴力与袭击方面,女性的受影响程度远高于男性。据统计,其女性遭到侮辱性言论、人身威胁等针对女性的政治暴力事件,占所有暴力事件的三分之一,而女性候选人数量比例则远小于这一数值。2023年6月至2024年2月期间,共有50多人因性别政治暴力而受到墨西哥国家法律制裁。
同时,女性总统候选人本身也并不意味着对针对女性政治暴力的天然排除。墨西哥2024年大选结果将在当地时间6月2日正式出炉。就目前支持率对比而言,反对党候选人加尔韦斯反超欣鲍姆的可能性较小。而欣鲍姆作为被女性主义者厌弃的现任总统奥夫拉多尔的“得意门生”,在就任墨西哥城市长期间曾数次因打击女性主义活动者的占领示威活动(如批准警方介入意在反抗针对女性的暴力的Okupa Cuba示威行动),而被诟病为只在乎社会精英阶层女性权益而忽略了底层群众需求的“白人女性主义者”(White feminist)。而且,无论是欣鲍姆还是加尔韦斯的就任都可能引发这个饱受政治上的性别歧视与性别暴力之苦的国家的新一轮性别政治暴力,而新任总统是否有意愿、有能力从制度和法律上提升对性别政治暴力的打击力度,还仍待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