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物

一个美国人在东北散步

得知真要出发去和保罗徒步时，我焦虑地啃掉了右手拇指上最后一块好皮。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徒步，甚至说是野外拉练也不为过：在11月的深秋去到东北，然后平均每天在户外步行30公里。

时间倒回到5个月前，采访原本应该发生在北京，故事主人公名叫保罗·萨罗佩克（Paul Salopek），一个63岁的美国人，2013年从非洲埃塞俄比亚一路走来，在2021年年底到了中国。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按照地理学家胡焕庸画出的瑷珲-腾冲人口分界线，从云南出发，在2023年6月抵达了北京。

保罗的故事在《国家地理》上连载。这是他名叫「重走伊甸园」计划的一部分，他想要以此致敬百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第一批人类。至于徒步最后的终点，是南美洲一个叫火地岛的地方，那里是人类足迹的尽头，他要翻山过海，完成文明的闭环。

「这是一场慢新闻的实验，」保罗在专栏的开篇里说，村民、游民，还有小商贩，一路上的小人物是他记录的对象。在这个高速运转的时代，他的步速是每小时5公里，「如果我们放慢脚步，细心观察，也许就能重新发现我们的世界。」

他曾经在夜晚跳下非洲如银如雪的沙漠小山，也曾在白天走过中亚的瓦罕走廊，衣服和皮肤都冻在了一起。他呈现出一种在中国社会难得看到的活法，异域和探险让他的人生像是循规蹈矩和普通的反义词。

按照我最初的设想，这个采访应该会在午后开始，我和保罗边漫步北京边聊，还可以和时下流行的city walk结合，以另一种视角重新看待我们在此地的生活。

不过，当我得知保罗也不急于离开北京时，采访就变得「灵活」起来。他原本计划在北京呆一个月，但两个月过去了，他还没离开。实际上，按照保罗的原定计划，他早该在2020年就完成整个「重走伊甸园」之旅，但他一路走走停停，加上沿途各种状况和意外，这场旅行至今持续超过10年，还在继续。可见计划赶不上变化，延宕才是旅行者永恒的主题。

到了11月，我再次联络保罗，得知了他已经离开北京，出了山海关，正向着辽东半岛腹地前进。「你最近走到了哪里？」我问。

半天后，保罗回复我了一串英文，里面夹杂着几个拼音乡镇名，但我一个都没听说过。他很快又发来一张截图，「我们下周大概会到这里。」

本溪。但不是我知道的本溪市，是本溪市下辖本溪满族自治县。保罗又发来一段视频——前些日子沈阳下了大雪，他顶着一头雪走在浑河边。

仿佛是野外求生，这可不是什么常规的「city walk」。我把视频分享在工作群里，还有编辑注意到了他画面里背的小包，「这肯定放不下10年的东西。你去问问，万一有后备车呢？」

很快，保罗又来了回复，他很严肃：「没有后备车。并且，我们现在每天都要走30公里。」

过了一周，我凑出一套装备，跳上了北京开往本溪的G3691次高铁，用一天多时间走过了保罗用3个月走出的距离。等到达本溪县，我和保罗还没有敲定的事情只剩下两个，一个是见面时间，另一个是见面地点。都市人习惯于靠这两大坐标生存，但对于第一个问题，保罗的回复是「下午」，对于第二个问题，他说，「嘿，没有这种地点。你直接来就好。」他继续发来微信， 「你打上一辆车，迎着走，总是能遇到的。」

最后，我坐上了出租车，沿着205省道找他。其实真正出了城，路上根本没有一个人，因此锁定目标变得容易：西方面孔，灰围脖、暗色的外套，还有鼓鼓囊囊的背包。他扯下了围脖，下面是一张带着笑意的脸，皱纹都堆在了一起。

仓促间，我向保罗伸出了手，我们非常商务地彼此握了一下，花了一分钟进行了必要的社交礼仪后，保罗继续往前走，我跟在旁边，试图跟他保持同样的速度。

只是脑子还是懵的。出发之前，我给保罗发了好几条信息，想要确认所有的细节，但保罗没有回答，只是让我「放轻松」。

「我知道作为一名记者，你面临着『获取新闻』的压力。我自己也深知这种压力。但作为同行，我的建议是放松。这一路上都不会发生什么大新闻，也没有什么有戏剧性的场景，」保罗在一个早上如此写给我。「我们行走的意义在于记录、思考，写作，也关于耐心。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四处游荡，本身也带点儿盲目和随机，与所谓的计划和安排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你在期待后者，那恐怕只会失望了。」

保罗不愿意为「行走」赋予什么宏大的意义，在他的讲述中，行走是微小但必须的事，他曾经说， 「我们通过一起行走，获得了更好的生存机会。」后来，他跟我解释了这句话：走出非洲开启了人类迁徙的第一步。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一代代人总还是能移动，进而生存下来。「所以，走路是我们已经练习了数百万年的绝招，树挪死，人挪活，最简单也最有力，」保罗说。「遇到任何问题，别忘了我们都还有走这一条路。」

我听懂了一些，又好像没完全明白。但不管怎样，保罗已经率先迈开了步子。行走就这样开始了。

队伍继续前进，年轻的徒步伙伴昊天放慢了速度，和我一起聊天。

昊天全名许昊天，留着披肩发，是保罗同行东北的徒步伙伴。从沈阳碰面开始算起，走到现在，他已经和保罗走了小一个月。昊天拿出手机给我看最近几天的路线：小市镇、关门山水库，再途经草河掌、草河城和草河口镇，最后到达通远堡，一共一百公里出头。「目标是走到南边的大连，」昊天继续解释，最近，保罗到了中国之旅的收尾阶段，为了追赶进程，最多一天，保罗和他走了36公里。但好在进度已经不再告急，「最近几天应该都是20多公里，不太累。」

自2013年从非洲出发以来，除了一个名为塞浦路斯的欧洲小岛国家（只比行政规划意义上的北京的一半再大上那么一点儿），保罗走过的每一程都不是孤身完成。他认为，徒步伙伴们也是这个徒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的徒步伙伴都是当地人，他们更熟悉路况和文化，能让保罗在保证行走效率的前提下，也最大程度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伙伴们也会记录自己一路的见闻，可以与保罗的记录做对照和补充。「这不是只属于我的行走计划，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保罗说。

与保罗同行的人有过很多，记者、学者、艺术家、户外人……从图书与报道中了解他的大多数人出于好奇或尊敬与他同行。在非洲的吉布提，保罗还和一位正在竞选议员的男人同行过，正值国家选举，他们穿行沙漠之中，对方每天都要打电话进行选举的游说。「他没有赢得席位，」保罗告诉我，「但他也不介意，他说自己也没那么想参政。」当他来到北京，外交部专门给保罗办了个媒体沙龙。会后，华春莹还和他说，想跟他一起走一段儿。保罗说，她眼睛里有很多天然的好奇。

徒步伙伴的身份也会随途经的国家和地形发生变化：在非洲，保罗的伙伴是游牧民族和骆驼；等从土耳其进到了中亚，伙伴们又变成了退役的雇佣兵、清真肉店的屠夫，还有猎人；在巴基斯坦，保罗被徒步伙伴拉着，去参加一场传统婚礼，等到了才发现，他是全场唯一一个穿着长袍礼服的宾客。到了印度半岛，一群年轻人跟了上来——看到村里来了一个白人，他们都想要上前和他练习英语对话，然后通过雅思考试到美国去。

多数情况下，徒步伙伴之间相互介绍，不用保罗特意去找。只有一次，在乌兹别克斯坦，他找不到下一任徒步伙伴，只能在网络论坛上发帖。还有一次在土耳其，他准备翻山，但原本的伙伴受了伤。在山下的咖啡厅休息时，保罗遇到了一位对他的旅程感兴趣的服务员，他愿意接替徒步伙伴的工作。第二天，保罗等来了要一起与他翻山的小伙子，「还穿着招待的马甲，系着黑领结。」

到了中国，徒步伙伴还肩负翻译和向导的职责。昊天告诉我一个小观察：越到大城市，和保罗同行的队伍也越壮大，在沈阳，队伍一度超过了十个人，连迪士尼中国的高层也在列，大家浩浩荡荡组成一队，跟着他在沈阳「city walk」。但出了沈阳，更多时候，队伍只有他们两个人。

昊天在出发前从没听说过保罗。他还在读书，之前已经延毕了一年，「但也不是大事儿，该写还是慢慢写。」等到了2023年，课都上完了，只剩下论文，就跑去沈阳的书店兼职躲闲。过一段时间，他收到朋友的消息，对方是保罗上一程的徒步伙伴，昊天和书店请了假，扔下文档就出发了。他觉得，保罗就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

保罗却很喜欢昊天。「你应该跟他聊聊，」保罗曾不止一次和我说，「这里是他的家乡，他对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有自己的理解。」

「你为什么想来徒步？」我把问题抛给昊天。在前几公里的新鲜感褪去后，我又开始消化「没有什么大新闻」这个说法。路边是一样的山和土地，这个村庄和下一个村庄本质也没有什么分别。临路的小卖铺早早关了门，或者干脆就是一直没开，我们路过一家家的铁门，院子里建着一样的铁皮苞米垛子，每一只狗都在门内高声叫着，他们只熟悉路过的小轿车，不熟悉路过的人。

「不想写论文，」昊天嘻嘻哈哈。「跟着徒步多好，吃喝不愁，其他朋友都还羡慕我。」

听我没几句接话，昊天又轻快飘走了。不回答并不是我本意，只是五公里过后，徒步的疲累显现出来，我能感受到每一件衣服、包里每一个东西、每一公斤附加在我身上的重量——也许，我并不需要满满两袋的暖宝宝，徒步产生的热量足够抵消东北的冷。事实上，我已经冒了许多汗，脚底也像要着火一样。除了热，那还是一双新鞋带来的磨砺。

走了足够久，身体已经形成惯性，任何微小的改变都要耗费巨大的体力。保罗和昊天永远走在我前面两米处，他们好像在讨论什么「设备」、「氧气」，是周边的厂房，但再多我也听不清。每一步都在赶，我要时不时小跑一下才能不掉队。但跟上之后，明明迈一样的频率，没走两步，他们又回到了两米开外。

在太阳落山之前，我们终于抵达了城镇的边缘。一个上午在清河城见过保罗的司机，晚上又遇到了我们。「你们真的是一路走过来的？」司机很震惊，他开车过来不过半小时，中午就到了地方。昊天点了点头。

晚上回到屋中，我收获了几个水泡，位置都在脚后跟，是穿新鞋徒步的诅咒。昊天知道后了然笑笑，很快就给我送来了急救包，里面放着云南白药、剪刀和绷带。「你拿个枕头垫着小腿，第二天会没那么疼，」他又嘱咐我。我点了点头，处理完就躺到了床上。

保罗决定在小市镇休息几天，他要给美国的编辑发去最新的文稿，还要处理快要到期的签证问题。我们住在县城唯二接受外国人入住的酒店之一，就在县中心，方便保罗下楼就能找到人交谈。

很多时刻，保罗身上依旧有「外国人」的一面。他用麦片和冷牛奶解决了早饭，没有去喝本溪县最出名的羊杂汤，不喝热水，在吃饭时也略过了我们点的血肠。原本他很爱喝9块9的咖啡，但听到昊天一次开玩笑说9块9的咖啡店里都坐着一个筋疲力尽的打工人时，保罗立马摆摆手，说以后不点了。他也错过了午饭，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作。

在天色转阴的午后，保罗给我分出了时间，我们聊起美国，还有他的过往。1962年，保罗出生在南加州，60年代后期，肯尼迪兄弟与马丁·路德·金相继被刺杀，时代风潮急转直下，他父亲的政治理想幻灭，带着全家一路往南，最后停在了墨西哥。于是，保罗前一天还在加州的幼儿园上学，后一天就被大人们像一件行李一样装车，变成了墨西哥郊外疯跑的小孩子。

父亲去世后，他重新回到美国，很快发现上学的无聊，开始四处游走，用在墨西哥学到的种地技能在美国的各个农场打工。他过得十分简陋，除了一辆二手摩托车一无所有，总是住在朋友家或者没有家具的公寓里。为了赚取生活费，他还会跟着商业渔船出海，去捕捞虾、比目鱼，还有扇贝。

保罗说，如果没有做记者，他可能会捕一辈子鱼。但在一次赶赴出海的途中，他的摩托车抛锚了，在那个小镇，他打工赚修车费，租房给他住的老太太据说曾经是作家冯内古特的情人，给他在当地社区报介绍了份工作。保罗从警讯板块做起，他发现自己喜欢去现场，而后，他自由撰稿了一段时间，又在90年代进入了《国家地理》华盛顿总部。1998 年，保罗加入《芝加哥论坛报》，因为两篇人类基因组多样性项目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三年后，他又因为报道非洲的工作，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到了2010年左右，年近50的保罗打算离开日渐衰落的新闻行业，去做一些不只是关于新闻的事情。「我们好像掌握了许多信息，但忽略了信息背后具体的意义，」保罗说。但这个意义又该如何找回？他试图从真正的故事开始写起，但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想了一圈，保罗回归了最原始的故事：游记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叙事类型，而最早的游历是人类这个物种集体从非洲走出来的旅程。所以，他出发了。他轻描淡写，「我也只是需要散散步。」

我问保罗，在这个信息纷乱的时代，想要形成全面又深入的理解，这种行走的方式是否必须？保罗摇摇头，「我并不鼓励人们模仿我，这是个笨办法。」

这种朴素的笨拙很早就体现在了保罗的身上。比如他在《国家地理》两年，因为只出去进行了一次实地采访，他辞了职，在《国家地理》很少类似的先例；在非洲做驻外记者期间，当其他同行竞相去采访总统、官员时，他划着一艘皮划艇，去刚果报道正在发生的战争。

保罗说，相比物质充裕的南加州，他觉得他还是那个墨西哥边境疯跑的男孩儿，脚上穿着草编的凉鞋，嘴里说着带口音的英语，习惯了自由与苦行。在行走中，他住过卡车司机的隔壁，「只隔着和纸一样薄的墙面」，和着巨大的呼噜声整理素材。昊天曾经和保罗在寺庙里过夜，宿舍条件一般，被子一抖，满是瓢虫。昊天抖了一晚的虫子，而保罗把凳子挪到插座边，专心致志打了一晚字。

物质生活的简陋一如既往。直到现在，保罗还用着从非洲背来的腰包，包的四角都磨了边；11月的东北深秋，他的脚上还是夏天那双带孔洞的徒步鞋。下了雪，他教我在袜子里套上塑料袋，湿了再换，这是脚总能保持干爽的秘诀。

行走10年里，保罗能记起来的伤痛只有两次，一次发生在非洲，他跳下山谷摔断了腿，一次是在印度，上吐下泻。剩下时间，他风雨无阻地走路、采访，当然，还有记录。至今，他积累了超过100本素材，大部分寄回美国，最近的一个本子放在他的裤子口袋，随时准备采访。还有一些本子被保罗单独放在腰包，连同大包里一路背来的ZOOM牌录音笔、电脑、另外一打笔、一个急救包、一些在廉价旅馆用过的无名香波、一个在偏远地区野营用的雪茄打火机，还有两身速干衣物，跟着他一起走。

晚饭过后，我们在酒店的大堂告别，在我熄灯的同时，保罗坐了下来，继续写自己的故事，直到深夜两点。

历史学家罗新是国内最早了解保罗的一批人，那时保罗才刚刚进入亚洲。等他走到了中国，罗新也多次加入行走队伍。他们曾走在陕北，白天翻山越岭，夜晚一起睡在窑洞。罗新和我也共享了这个同为写作者有些「心虚」的时刻：在他准备睡觉时，保罗仍在啪啪打字，甚至想戴上头灯挑灯夜读，最后算是被罗新劝了下来。那一晚，保罗一直写到了凌晨三四点。第二天早上7点，又是保罗叫起来了他。

在着手写作《从大都到上都》时，罗新在序章里将萨罗佩克的行走看作「当今最伟大的徒步旅行」，并将自己这段从元大都到元上都的徒步视为闲庭信步，只当向他致敬。

在小市短暂休息后，我们再次出发，又有两位新朋友加入了队伍，她们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助教，刚刚配合保罗完成了他这学期开设的写作工坊。今天的行程有23公里，要进到关门山里。

这是个周五，前一天刚刚大降温，真正的冬天将要来临。我们背着大包，穿过摆着新鲜臻蘑和冻鱼的早市，路过羊汤馆子，又穿过人群。我们走过车辆管理所、旧家具城、五金店、轮胎店，然后是林业局和公路工程队，再翻过一座桥，当砖地变成了水泥路，也就正式和城市作了别。我以往习惯了坐高铁，往往回个微信的工夫，窗外就只剩高斯模糊后的防风林和大片农田，而用步行的距离丈量，土地又意外有了舒展和铺开的空间。是没有大新闻，但细小的变化就发生在当下。

现在，我们一行人走在省道的两边，秋收结束在上个月末，地里早就没有了人，一路上只有小巴会时不时超过我们。

「80%的时间里，我都走在这种地方，」保罗说。他最喜欢走的是未经硬化的土路，泥土自带弹力，行走在上面最轻松，但这些年，因为各地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绝大多数地面已经铺上了柏油路和水泥路。

2021年夏末秋初，保罗离开了缅甸，想要从云南入境中国，但因为口岸的政策性关闭，他只能多年来第一次坐上飞机，从上海入境。这也成为保罗自2013年开始徒步以来最快速移动的一段旅程，前一天，他还在曼德勒激烈冲突的大街上，下一刻，他就必须搭乘飞机离开缅甸，多一天都不行。

7小时的飞行后，保罗兜里揣着几枚缅币，出现在了上海浦东机场。他才发现原来现代世界哪儿哪儿都充斥着人工塑料制品，还有巨大的广告牌，散落在人迹寥寥的机场里。他被送到离市区40公里的隔离酒店，酒店只允许外卖点餐，但他上一次生活在城市时，打车软件才刚刚问世。因为不会操作软件，保罗最后联系了一位远在台湾的朋友，隔着海峡为他点了一杯热茶。

两周隔离过去，保罗接种了国产疫苗，又飞回云南，到了云南腾冲市附近的雨伞村，这是他当时能到达的最接近缅甸的中国村子。他就是想要用脚走完整个路程。时隔多月，他再一次脚踏在土地上，万寿菊盛开，保罗头戴草帽，站在和煦的阳光里，重新感受到了生命力。云南成为他在中国最喜欢的省份，和缅甸的乱与上海的快都不一样，云南温暖、热烈、自然，野生，田里也大量种植玉米，很像他的家乡墨西哥。

在中国的两年，保罗绝大多数的时间行走在乡村之间，村里的防疫政策往往不像城市一样严格，在全球停滞的同时，他奇异地成为了少数仍在路上的人。他好几次面临即将被隔离的情况，但都有惊无险避了过去，直到新冠病毒显得不再重要。

他如常地走，从不讲究装备，鞋穿到烂才换新，身上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能在任何一个中国县城的超市配齐。另一位徒步伙伴潘潘和他第一次见面约在了故宫门口，保罗穿着棉T恤和短裤来逛故宫，看上去和普通美国游客没有区别，潘潘有点失望，「没想象中高壮。」

但这就是当走路成为生活后人身上会发生的改变。保罗不用防晒霜，他的皮肤因为常年暴晒变得粉红，头发全白，身体也因习惯负重而含胸前倾。他的形体完全不似健身房里练出来的，倒像中国任何一个田间地头的老农民，有点佝偻，有点肚子，但一双手可以抡几百下锄头。「走路自然而然地，就把我身上每一块肌肉都调整到了最适合的状态，」保罗说。昊天的评价更直接，「保罗好像进化了，每天只用进行光合作用也能活得很好。」

正行走在阳光底下的保罗在前面停了下来，路两边是新的村子，难得从里面晃出来一个人，保罗指着手机问着什么，助教们在旁边帮忙翻译。

我紧赶几步，太阳大了起来，照得人又开始发汗。「保罗想问个近道，」昊天背过来告诉我，公路上大车多，人走在两边还是不安全。更重要的是，公路是为跑汽车而建，修长一点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但人不一样，我们可以翻翻跳跳，抄个近道更能省下好一段距离，保罗把这个视作抵御车轮社会的「步行智慧」。

但对方并不理解。「你们要去哪里？」他换了个问法。得到昊天的回答后，他的脸色变得奇怪起来。

「走过去？那么远？为啥不坐小巴？」怕我们找不到，他又给昊天指了车站的方向，「你们去坐车，一小时不到就能到。」

保罗笑着摇了摇头，他太熟悉这个提问。「没关系」是他为数不多会说的中文，意思是他要去自己找。告别了村民后，他和昊天拿着手机凑在一起，几分钟后终于在地图上研究出一条小路，保罗大步一迈，带着所有人下了公路，往河边进发，我叹了一口气，终于是到了荒野求生的环节。不一会儿，我们又进到村子里，苦行僧保罗摇身一变，熟练翻过一扇铁丝网，还把手伸过来准备拉我。

「这算不算非法闯入？」我有点犹豫，还在和翘起来的铁丝较劲。作为回答，保罗对着我眨了眨眼睛，在我认识他这段时间第一次露出了一个近似狡黠的表情。他的手很有力，一把就把我提了过去。

翻过铁丝网不久，我拍下了保罗和昊天

摄影：李雨凝

潘潘是从北京就开始和保罗一起走的徒步伙伴，她热情又爽利，在电话那头，她给我讲过三件让她印象深刻的事：

第一个是一次纪录片拍摄结尾，在中国的两年时间里，上海广播电视台的摄制组一直在记录他的行走。当时团队已经拍了3天，就差最后一个行走过桥的镜头，拍完团队离开，潘潘和保罗则要调整休息一段时间。两人身上都挂了一整天的小蜜蜂，等待设备设置的时候，保罗突然凑近跟她说悄悄话，「潘，你想不想跟我跑过这个大桥？」保罗又比了一个向前的手势，「想不想一起甩掉摄影师？等下我倒数，我们用最快的速度从桥上跑过去。」

三，二，一！保罗大笑着猛跑起来，后面的摄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好一边大喊「等一下」，一边叮铃桄榔地拎着设备奋起直追。

保罗很得意：「我想用自己特殊的方式结束这段旅程，但我不想让他们拍到。」

第二个是走到盘锦市区，潘潘和保罗看到路边有人卖老式鸡蛋糕，牌子上写着「欢迎试吃」。潘潘有点心动，拉着保罗一起，还没反应过来时，好几个已经下肚。她有点不好意思，「要不我们买几个？」

保罗反问，这不是free的吗？那也别买了，let’s run吧！

还有一次发生在村里。保罗行走时有个「里程碑计划」，大概是每隔100英里（约160公里），他会拍一张全景照片，录一段像，再和接下来遇到的第一个人交谈。他总会问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去向何方？人们的回答也五花八门：有人说要去附近具体的地点，有人说要去欧洲，还有人说，「我可不像你这么走着过去，我只是要走到车旁边。」

潘潘遇到的「里程碑」正好在村卫生所附近，保罗想跟里面值班的女医生聊聊。听说他是美国人，医生的态度冷淡了很多，「老美可不待见我们中国人」，还告诫屋里的人也「不要乱说」。

潘潘有点尴尬，打算离开，保罗却不着急，他坐在医生对面，让伙伴们再帮他翻译一句话。「我最近眼睛不舒服，你可以帮我看看吗？」

她明显愣了一下，但还是说看不了。保罗依旧笑着，「那我应该喝点什么药？」

「不用吃什么药，菊花茶就行。」她继续敷衍。保罗又问，那你可以给我一点吗？

医生站起身子，从药房抓了一小袋菊花。保罗特别高兴，拉着她聊菊花茶的泡法和药效，又说自己眼睛确实越来越不好。

就是在这一刻，潘潘切实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松动了」。医生开始教保罗泡花茶，不让他付钱，又给他把脉。静默了一会儿，医生叹了口气，说保罗，你肝也不好，肾也不好，脾胃也不好……又说，看来这美国人也是普通人，也生病，身体也不行。

在场的另一位徒步伙伴名叫弗兰克，在城市里是年轻的投行精英，但在卫生所，他的金融英语毫不适用，只好沮丧地对保罗翻译，她说你快死了。

保罗哈哈大笑。医生又要看他的舌头，开了一大堆药，再三叮嘱保罗，「这个要吃，那个这里没有，但前面县城就有这个药，你记得去买，一定连续吃上三个月。」

医生想留保罗一行吃饭，在得知他们要继续前进后，她站在门口，挥手与保罗告别。潘潘看向保罗，说她感觉城市里的人脸是模糊的，但这里的脸是清晰的，但她也不知道答案。保罗你说，为什么呢？

保罗只是笑，「我也有这种感觉。」

昊天讲述了类似的故事。他们一起抵达一个县城，酒店很少招待外国人，对保罗有点警惕，让他先去派出所报备，经过同意后才能入住，但保罗指着昊天开玩笑：「不不，我们就是兄弟，只是我长得有点异域。」昊天翻译完，年轻的经理笑了，也松了口。

走在草河掌镇的这一天，出发3小时后，保罗再次提议寻找小路，他和昊天又拿着手机凑在一起，几分钟后终于成功研究出一条「捷径」。保罗大步一迈，我眼看所有人朝着一条指向「山里美民宿」的岔路前进。

果不其然，很快，一扇上了锁的大门就拦住了我们的脚步。本溪的红叶季已经过去，关门山的民宿人去楼空。但保罗不在意，看到路外面有河，他直接跳了下去，开始带着我们顺着院墙沿河往前走。但很快，脚下的小道被河水冲断了。我们无路可走，而旁边的围墙有两人高。「我们翻回去，」保罗迅速下了决定，他在墙下扎好了姿势，要把我们一一托举过去。昊天配合默契，像个猴子一样很快就上到了上面，紧接着是助教中更有徒步经验的姑娘，我是第三个。

保罗拍了拍他的大腿，示意我踩上来。院里被拴在笼子里的狗还在大声吠叫着，但这一回我不再在意是不是「非法闯入」，只是努力地向上爬。昊天、助教姑娘，更多人拉起了我，保罗的腿在下面稳稳托着，任凭我踩着借了几次力也丝毫不动。

第四个是另一位助教，边喊「我怎么能踩你呢」也边被拉了上去。最后是保罗，我们每个人都努力伸出手，把他从下面拖了上来。上来后，所有人都有点狼狈，昊天的眼镜歪了，我的上衣蹭了一片墙灰，助教姑娘的手磨破了一点皮，保罗最惨，裤子大腿上深深四双脚印。

但我们都大笑着望向彼此，连看家犬的吼叫声也被我们的声音乱哄哄盖了过去。

我突然想起在小市休整的某个午后，我和保罗坐在镇上唯一的「月亮船咖啡馆」聊天，昊天在一边翻《我在北京送快递》。保罗很喜欢这个有独立房间的咖啡馆，他说我们像个临时编辑部。

保罗聊到他做驻外记者的最后几年：「你应该能想象，人在战场上待得越久，也越可能成为战争的一部分，他们习惯了致命的刺激，回不到正常的生活里。我看到过很多长期报道战争的记者，最后都会变成常年窝在酒馆里，见人就唠叨自己那些年的功绩，其实算来算去也就那么几件旧事和破事。」

千万不要麻木，不要让你的内心变得干涸，保罗说。「仇恨和差异永远难以消弭，但幸好现在也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能打破边界的时刻，我每每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个的人，我都会想，我可以爱你，我愿意了解你，这就是我可以给予的回应。为什么不呢？如果我们能跨越障碍，那就能推倒那些高墙。」

和保罗的告别发生在一个晴朗又冷冽的午后。之后，保罗的徒步小队将继续步行前往辽东半岛的最南端，预计将在2023年的最后几天抵达大连。我则跳上一辆老旧的面包车，开始以60公里/小时的速度返回本溪，然后高铁中转沈阳，再在入夜后抵达北京。这段百公里的行走，已经是我的极限。

离开前，保罗又对我眨眨眼，「记得等下离开后的感受，可能是你最近生活中最超现实的一段经历。」

他是正确的。上车十多分钟后，村民大叔开过了我们4个小时前离开的村庄，半小时后，面包车开过的公里数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3天紧赶慢赶走过的总和。一个小时后，我抵达了本溪市。接下来，世界将加速进化，一路乘着高铁直达现代。

但我的身体没有跟上巨变的速度，每一步都踩得虚浮，好像在云端。我背着一个35升的大包，像一个刚出无人区的背包客一样出现在沈阳北站的中转候车厅。身上的速干衣2天没有换，中间的保暖层10天如一，已经开始变得像第二层皮肤。我脚上依旧绑着塑料袋，但现在，我身处安静的高铁车厢，脚一动就嚓嚓作响，显得颇不得体——现代社会有它的准则，保罗的方法显得不合时宜。

我放弃了在高铁上站起来走动拉伸的想法，只是把手揣回了口袋里。但保罗和行走的精神遗产无孔不入，我外套的左边口袋放着一堆散装的卫生纸，还有几张擦完鼻涕但没来得及扔的，也不知道当时是没找到垃圾筒，还是连做出「扔」这个动作都没有力气。右边口袋是保罗在今天早些时候递给我的米棒零食，他很喜欢锅巴和这种米棒，不沉又顶饱，这是他吃遍中国小卖部货架上所有食品后得出的结论。我吃了几口就觉得噎得慌，但也没舍得扔，只是想着收起来，饿了又可以续上。现在，那些膨化的大米均匀又零散地散落在口袋中，我摸了一把，有些粘。

从本溪到北京全程一共近800公里，除去换乘，仅需3个半小时就能到家。这段路，保罗从8月走到现在。

在和保罗走的短短几天中，我的脚磨出了8个水泡，额头因为一直戴帽子被晒分了层，更难过的是，虽然每天平均走20多公里，但我总是又累又饿又渴，每顿都吃到撑，到家上秤一看，还胖了3斤。

但我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些变化。离开的那天清晨，保罗聊起了他刚入行时读到的一本书，他那时不到三十岁，书的名字是《雪豹》，作者彼得·马西森用很多的篇幅记录了他随生物学家在喜马拉雅地区寻找岩羊等特有生物的旅程。但保罗说，马西森时不时会在游记的结尾，写他的亡妻。他会用很多功夫去写尼泊尔的气候、建筑还有宗教，但最后一句话可能是，我还记得我也给病重的妻子买过一尊小佛像，放在她的床头。

保罗说话时，我们正在迎着晨光上山，盖着雪的盘山公路在前面弯弯绕绕，转过去后的风景晦暗不明。我当时又急又喘，再没有多余的脑力去思考马西森或者是保罗的言外之意。

等脚上磨出的水泡已经好彻底，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一次打开了《雪豹》。这一次，我忽然感受到什么一度静止的东西又缓缓流动起来了。事实上，那段交谈之后没过多久，我们就成功转到了山的另一侧，视野突然开阔，天高云淡，远方的山头被雪雾环绕。

其实，雪豹能不能被找到，并不是《雪豹》真正的写作意图，就像保罗的行走，虽然没有大新闻，但时至今日，每个曾和他同行的人都依旧能如数家珍讲出一个又一个发生在徒步之中的故事。保罗用一种老式又真诚的态度，试图在每一天都带着我们用脚步弥合那些开裂巨大的缝隙。我成功翻了人生第一张铁丝网，喂了第一次羊，第一次自己开路上山，踏过的雪最深甚至到了小腿肚子。直到半年后的现在，我脑海中依然保留着路上每一个交流过的人的脸，就像潘潘所说，无比清晰。土地是松软的，雪踩上去咔呲咔呲，走上坡会脑袋冒热气，羊圈温暖又臭烘烘。

甚至连潘潘的记忆也莫名其妙还原到了我的脑子里，那是2023年的10月，叶子黄而不落。她冲着一片树林小跑而去，准备回头拍一段保罗走向镜头的视频。

正当她蹲下来开始拍摄时，一阵风吹过，一片叶子在镜头前落了下来。听见风吹着树叶，潘潘呆了一下，保罗就这么没对上焦走了过去。

她回过神来，叫住了保罗，又把视频放给他看：「树叶从我镜头前划过去了，但我错过了你。」

保罗笑起来，他说他知道。「你是不是听见了树叶的声音？是不是很美妙？」

潘潘说， 「你怎么知道？」

保罗笑得更开，「因为我看到你笑了，这是这几天你笑得最美的一次。」

12月，昊天也结束了行走，我去问他回到原来生活的感受，这个人又只是嘻嘻哈哈：「现代生活可真好，终于恢复人样。」但如果保罗也在场，一定会被他逗笑。

2023年圣诞节前夕，保罗抵达大连。这是他两年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潘潘、昊天，几乎所有能空出来时间的徒步伙伴都赶过来和他道别。（注：2024年5月26日，保罗再次抵达大连，计划走完此前没能走过的一段路。接下来他将先去徒步韩国和日本，最终去往美洲。）

在保罗10年前刚从非洲出发时，他在《国家地理》专栏的第一篇里记下火地岛的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龙（Cristina Calderón），她是地球上最后一位南美部落原住民，按原本的计划，保罗应该在2020年就抵达了南美世界的尽头，也成功和克里斯蒂娜会面。但现实是，保罗2023年还跟我们一起走在中国，克里斯蒂娜，也在2022年的冬天因新冠引发并发症去世。世事无常，没有人再在火地岛等候他。

但这也许是保罗和我们每天的行走都要面对的，最基本的命题。我们产生真实的接触，做着真诚的告别，然后再次走进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