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郭楠

上个月，钱报读书会邀请了三位考古学家徐天进、蒋卫东、方向明，围绕一本书、一个人，畅所“玉“言了一下午。《中国史前玉器》最近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已故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著、方向明整理。

这位考古学家里的思想家，给中国考古留下了什么？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玉器时代”？牟先生二三十年前写的文章，提出的观点，今天作为一份“遗产”，我们如何阐释？一百四十多页的书里，学生方向明的注释有50多页，为什么？牟先生的“大头”里装了很多让人感觉“够不着”的想法，三位考古学家怎么看？

两个小时，金句太多，最近，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读者“求实录”的呼唤。所以，我们将分集放出整理后的干货。

今天，先来听听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先生的“读后感”。

徐天进在钱报读书会现场分享

我跟牟先生认识，应该还是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大概是1984年前后，来往不是很多。只是因为我老家在永康，从北京回老家的时候通常会在杭州停一下，有机会就拜访。之后在有些会议上也见过，在我们发掘的山西曲村遗址也接待过牟先生。

大概是1992年、1993年，牟先生和王明达老师、郭大顺老师，还有其他的考古学家，一起到山西的天马-曲村遗址，那时我正随导师邹衡先生在整理发掘报告。牟先生在我们库房带着三脚架拍照的风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这个事儿，是因为想到牟先生的研究里面他对田野的重视。他说的田野不只是发掘，还包括对图像资料的重视，拍照不仅是记录方式，更是观察手段。所以他可以发现很多人并没有观察到的遗物的细节。田野是牟先生学术的立身之本。不是说他亲身在田野就是田野，他对一线材料的关注和理解，是他学术的出发点，或者是一个根本，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不难发现。

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他1970年代对浙江江山的调查，内容收录在他的考古文集里（记者注：1978~1979年,牟永抗先生对江山南区进行了古遗址和古墓葬的调查,创造性地构建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时期的文化序列，《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收录在《牟永抗考古文集》中）。虽然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我们在学校上课，要备课，要讲商周考古，要讲南方的印纹硬陶，就反复读他的江山考古调查报告。那时我觉得，一个地方考古工作的前辈，一个没有经过发掘的调查报告，能写得如此精彩，十分钦佩。

牟先生在江山的调查，实际上原本应该是土墩墓，但当时上面的封土已经都没有了，剩下一堆一堆陶器。他把30多堆陶器按考古单元，分了六个单元。他又用考古学的方法对陶器做了细致的分析，将这些陶器分为泥陶、着黑陶、印纹陶三大类，指出其前后的演变关系。进而把这六个单元的陶器做了一个先秦考古的编年。单单从他这一篇报告里头，我认识了牟先生田野考古的水平，佩服，觉得真的了不起。

牟先生在他的自传里几次提到如何第一次把南方史前墓葬按原来的墓圹把边剔出来的经过。这在北方是一件平常的事儿，灰坑的边，墓葬的边，按考古单位来做，这是很早就完成的一项工作。但是在南方地区，在我们过去的印象里，墓葬都是平地掩埋，是没墓坑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于考古人来说，考古单位，灰坑也好，房子也好，墓葬也好，这个“边”的寻找、区别是非常关键的，包括地层。这涉及到考古发掘里对发掘对象准确时间的一个还原。在地层学里，如果找不着边，地层学就很难存在。

这方面在牟先生的书里有很多，这也是田野对他整个学术的影响，所以，他的问题很多都来自于田野，而他解决这些问题，回答田野的问题，又不仅仅局限于田野，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考古学家的学术特征。

这本书给我的第二个感受，我觉得牟先生是可以从微观到宏观，从宏观到微观自由穿梭的一位学者。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体入微的研究，体现最充分的是他对于玉器不同的加工技术的还原。通过对微痕的观察，到整个玉器的组合，再到这个时代的诸多文化特征的综合，然后到“玉器时代”的提出。

他的学术影响里有很大的一块——至少在2000年前，“玉器时代”的提出，还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比如中国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玉器时代”的存在？

《越绝书》里有石兵、玉兵，铜兵、铁兵这样的划分。当然我想牟先生的“玉器时代”显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时代，那么他的逻辑论证过程、“玉器时代”的提出过程，我觉得是从非常具体的田野中来的，一步一步逐渐上升，最后到了理论的高度。

这一点对于我们做商周考古的人来讲，也有启示意义。我记得张光直先生定义中国的“青铜时代”，他说青铜器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里面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夏商周，我们把它称作中国的“青铜时代”，是因为青铜器的确反映了当时最高的技术水准。然后在这种技术背景下去完成整个青铜器的系统，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里面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汤姆森提出的“青铜时代”是以生产工具和武器为对象的时代划分（记者注：“青铜时代”这个词,最初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提出。1816年，他出任国家博物馆的馆长，为陈列展品，将武器与工具按制作材料进行了分类，并以此为据，划分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1836年在哥本哈根出版了国家博物馆参观指南《北欧古物导论》，指出 “青铜时代”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工具”的时代）。我觉得牟先生对“玉器时代”的划分，原本想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但后来发现玉器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作为这个时代一个典型特征，它背后还有很多内容来支撑这个玉器时代。

和牟先生同辈的学人里，做宏观理论思考的考古学家好像不是很多，和他有限的几次聊天，我经常会联想到跟俞伟超先生聊天的情景，有点神神叨叨的感觉，时常会听不大懂（跟不上先生活跃的思维），尤其是讲到形而上的一些问题时。这本书里面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讲到光、讲到太阳崇拜。但这些思想的产生，慢慢往前追溯，最终还是会追到田野中去。

牟先生的文章中也用了大量的科技考古成果，如果牟先生自己能够进实验室的话，我觉得他也会做出不一样的成果。

他对形而上的一些问题的讨论，我感觉有一点够不着，要接受先生的观点，还有很多障碍。这也是我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第三个感想，我觉得牟先生是一个极其善于思想的考古学家，是一个考古思想家。在他的论述里，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今天更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重要，也是我们现在的考古人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他在书里有这么一段话：“如何透过以物质形态表现的工艺美术品，从中探索业已消亡的原始思维活动及其精神产品，已经历史地落在当代考古和历史学家的肩上。”就是怎么样通过考古遗存来探索精神世界的问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这样的讨论当中，我记得著名的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他晚年也反复提到要通过物质的考古遗存来探索古代的精神世界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考古学的方法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我觉得现在还不是很肯定可以回答。

这里面也有一个关于方法论的问题。我们怎么样透过物质遗存还原一个过去的精神世界？前段时间看到一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利(Robert W· Bagley)教授的文章，他的观点我原来也知道一些，但是这一次，因为有今天这个活动，我又多读了几遍。贝格利认为我们讨论史前的好多纹样原本是没有意义的，或者即便是有意义，如果没有当时的创作者、使用者的真实想法记录下来，我们便无法证明或得知其原本的意义。我部分同意贝格利教授的观点。

牟先生对于“光的崇拜”到“太阳崇拜”，这样一些观点的提出，我觉得也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他把丝、漆、玉，还有瓷，这四个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创造，放在一起来看也是特别的重要。

牟永抗《东方摇篮中的奇葩》：

在造纸、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前，这里就是丝绸之国、瓷器之国。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玉器和漆器的民族。玉、丝、漆、瓷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土特产，也是我们祖先物质文化上对人类的最早贡献，而且玉、丝、漆三者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就其自然性状而言，玉是坚硬致密的岩石，丝则柔软轻盈，而漆则是液态的涂料，三者的物质形态相去甚远，然而它们却共同让人们感受到温润、莹泽、明亮这些以柔润淡雅的光为特征的愉悦和享受。而且这三者分别在矿物、动物和植物——自然界的三大群体中各选其一，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良博院刚做了一个漆器的展，明年我们要做一个丝的展，似乎好像跟牟先生的想法十分吻合。玉文化的展我们一直在做，陶瓷器的展是下一步的计划。我们都知道这些文化遗存很重要，但是牟先生把这些东西放在一种独特的理论层面上来看待的时候，好像发现了不一样的意义。这样闪光的东西，在书里有很多。

读完这本书，还有一点和书的内容没有直接关联的感慨。

大家知道这本书是方向明整理的，方老师的学术研究，受牟先生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的。让我感慨的是什么？整理这样一本书，原稿是什么样子？不知道。方老师在后记里简单交代了一下，但是书里所有的插图和注释是方老师重新补做的，一共140多页的原稿，方老师的注，我数了一下有59页，如果算200页的话，这个注释占了全书差不多1/4的量。这样的工作，我认为是学术继承的好榜样。我也给我的导师编过文集。编辑的过程，是一种特别好的学习过程。作为晚辈，或者作为学生辈，对长辈的学术成果不遗余力的付出，我觉得也是现在特别重要的一种学术精神，这一点令我感动。

有一个小问题顺便提一下。《中国史前古玉概论》是1994年完成的，引文里面，有大量的是1994年以后的材料，或者是学术观点。方老师引的材料差不多到了2023年。所以我就想，如果要再版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区分，标注下哪一些内容是在这个文章发表之后的，如果大家不注意的话，会以为它是一个整体。这本书应该对后面加的这些注，有一个集中的说明，哪些是牟先生当时提出这个观点之后的更多的新证据，补充了更多的一些新观点。或者后来哪篇文章的观点，牟先生曾经在十几年或二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了。这样可以避免产生误读。

牟先生在讨论玉器的工艺、技术等等方面，非常严谨，但还有一些地方，在讨论一些形而上的内容时，我觉得好像又欠严谨，或者是少了一些必要的论证环节，比如说关于太阳神的崇拜。

牟永抗《中国史前古玉概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掘的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在地层中发现了刻有光芒状短线的小蚌饰。在这片洁白明净的圆形蚌片上，却将镂刻的短线涂染成红色，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模拟太阳的形象。小孤山洞穴堆积的年代距今约四万年，很可能在跨越白令海峡之前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群（包括他们仍然留在亚洲的后代）中已经存在着某种与太阳崇拜有关的观念。

没有直接证据，也缺少旁证的前提下，仅仅根据简单的形状相似（也不能说是相似），就认为和光的崇拜，乃至太阳崇拜有关，并将其意义往后延伸至良渚的“神人兽面纹”，作为一种大胆的猜想尚可，但难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来看待。

我愿意把牟先生的这部著作，作为自己以后在相关问题上做进一步思考的一种指引。

（待续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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