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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贵妇成为消费热点,被品牌争抢。县城消费市场蓬勃,但贵妇仅是少数,多数县城居民消费水准有限。县城差异大,品牌复制困难。县城贵妇是文化符号,反映都市人情绪。“县城热”是阶段性产物,不应过度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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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白领买了肉痛的“贵妇牌子”,下沉到县城被真贵妇哐哐买光

在今年的互联网热搜上,没有哪个人群比“县城贵妇”更有含金量。

“月薪两万不如县城贵妇”成为社交媒体热衷讨论的话题,“lululemon围猎县城贵妇”“阿迪达斯收割县城贵妇”成为不断涌现的财经消费新闻。

甚至连一向高大上的银行和私募,也被报道“盯上了县城贵妇”去融资。

总之,“县城贵妇”在哪里,流量就在哪里、生意就在哪里。

无论你以前多么“高贵”,在财大气粗的县城贵妇们面前都得放下姿态,讨她们欢心才是今年的要紧事。

近两年来,“消费降级”四下蔓延、成为大趋势,但经济的时区在中国的城市间是不均匀的。

曾经被各路新消费品牌围绕的Z世代和新中产们纷纷捂紧了钱包,不再相信消费主义叙事,从追逐潮流开始回归简朴。

与此同时,四五线的县城贵妇们却被捧出了“挥金如土”的形象,站上了消费舞台的C位。

来源@我就是星月

但是,被架上舆论高地的县城贵妇们,真的能成为全村的希望,并接住Z世代和新中产背不动的这口消费大锅吗?

01

“县城贵妇”被下沉的品牌抢疯了

常年穿梭在一二线城市CBD的打工人们现在回到老家县城,往往会产生一种“穿越”的感觉,抬头一眼望去都是熟悉的门店——

星巴克、欧舒丹、lululemon等一度被视为“中产标配”的品牌,近年来纷纷加码县城市场。

就在刚过去的五一,发布了2024财年第二季度财报的星巴克,在中国又新开了118家门店,同比增长14%;新进入20个城市,覆盖近900个县级城市。

而这甚至连目标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完成,全国3000个县域市场才是星巴克的星辰大海。

看似胃口很大,但县城消费者给到了不少底气。

星巴克中国董事长和CEO王静瑛曾表示,在过去几年中,星巴克中国县级市场的新店盈利能力一直优于一线城市。

全球知名房产咨询公司戴德梁行曾以“星巴克指数”衡量一座城市的商业活力与区域竞争力,即星巴克门店数量越多的地方,越有活力。

在中国,或许还可以加上新茶饮。

县城里除了星巴克,喜茶、奈雪、霸王茶姬也越来越多。在GeoQ Data品牌数据收录的98个连锁新茶饮品牌中,有68个品牌进驻了县域,占比将近70%

截至2023年12月初,县域连锁茶饮店已超过了3.2万家,比例已占到总量的33%。

来源@我就是星月
而除了餐饮,美妆、服装等典型女性消费为主的品牌们自然也不会放过县城贵妇们。
比如老牌法国护肤品牌欧舒丹,进入中国超过20年,在一二线城市门店已近饱和,目前正在筹备将更多门店开到下沉市场,将上百元的护手霜亲自送到县城贵妇们的手中;
近年来火遍全球被称为新中产三件套之一的lululemon,年初终于下定决心在抖音开了旗舰店并“一炮而红”。据DT商业观察报道,直播间吸引到了不少线下门店较少、或甚至还没开门店的城市用户。
上百元的护手霜和上千元的瑜伽裤,或许对县城贵妇来说只是洒洒水,她们买起黄金来才是毫不眨眼。
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三线及以下城市黄金消费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1024亿元增至2022年的1742亿元。
那么问题来了:如火如荼的县城消费市场中,不吝金钱的“贵妇”到底是什么人?
被热议的县城贵妇的画像,往往被描绘成这样:
相比月薪2万的一二线打工人,她们的工资可能不到5千,但有房有车无贷款;房是大平层,车是BBA,从来不加班,孩子有人带。
周末去周边城市露营,节假日去海外shopping,从来不缺钱花。
至于钱从哪里来,那其实指向的是优渥的家庭背景——看似品牌都在争相收割县城女性的消费力,但实际上县城贵妇背后,是一个个实力不俗的家庭。
很显然,“县城贵妇”不是突然才变得这么有钱、甚至显得比一二线城市白领更有钱。
县域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相当长的时间内,新闻报道和网络舆论的焦点在一线城市的五环内。
截止到2022年末,中国内地县城占中国大陆人口和GDP比重分别为52.5%和38.1%,这还是县域人口持续多年涌入大城市后的结果。
得益于国内电商平台和本地生活平台的高度发展,数据层面似乎也都在说明,县域消费正处在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
京东数据显示,2022年,四成榴莲、车厘子等“高端”水果,都由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买走;今年的年货置办季,车厘子在三线以下市场销售增长近200%,远超一线城市的49%。
美团数据则表明,从2019年到2023年前三季度,县域生活服务订单量五年复合增长率超40%,餐饮、休闲娱乐等行业的增长率快于生活服务业总体增长情况。
来源:@我就是星月
如今,当一二线的市场被过度开发,纷纷陷入增长困境的品牌们被迫寻找新的潜力市场才恍然发现,原来小县城也藏着一批消费能力强、但需求却没有被充分满足的人。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消费品牌们不是去了县城,就是在去县城的路上。
02
“县城贵妇”接得住消费大锅吗?
但下沉之后,问题随之而来:县域市场这片新晋开发的热土能承载多大的想象空间?县城贵妇能否接过新中产和Z世代缺位后的消费大锅?
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从经济学层面上而言,县域市场如今的烈火烹油是区域补短板效应的集中呈现
这里补的短板,指的就是消费的供给,以及背后所象征的更潮流的生活方式。
人人都希望自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曾经一二线城市新中产的消费升级,就是向欧美中产的生活方式看齐——逛山姆、玩露营、练瑜伽等等,始祖鸟和lululemon等品牌便是伴随生活方式崛起而流行的品牌。
如今县城的消费升级,又是一轮向一二线城市新中产的看齐。
差别在于,县城曾经的消费供给更匮乏,在资本推动下的短时间拉齐下,变化自然更加明显。
星巴克的2025中国战略愿景显示,三年内要在中国新开3000家门店,大部分就是聚焦县域市场;如今新茶饮频频报道的万店计划,也是要大量下沉到县城里。
一二线打样,县城走量,成了连锁品牌们常见的操作。资本和品牌们在做的,就是把县城的消费市场复制成一个个缩小版的一二线城市。
复制永远比创新要快得多,尤其在资本的加速下。
这也意味着,县城消费业态的变迁,在时空上被进一步压缩。
这种急剧的变化,在体感和数据上都显得繁花盛开。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县城消费人群——也就是像新中产一般被锚定的县城贵妇们,潜力也在被加速透支。
部分本来就具备高知名度的品牌,下沉到县城可以收割潮流红利,比如新茶饮、新咖啡以及lululemon等网红品牌;
但据多家财经媒体报道,县城自习室、县城烘焙店、县城花店等代表都市生活方式的小创业项目,却遍地狼藉。
县域市场虽然有消费潜力,但生活方式的构建,是有依赖于庞大的同类人群支撑的,并且需要足够的“场景”和“氛围”来延续
奶茶咖啡具有人群普适性,lululemon早就脱离了单纯的瑜伽健身场景,成为一种流行穿搭风格;
但烘焙店、花店们是构成中产生活的细节,它的象征性及其带来的溢价,显然还没有足够成为一种令县城居民持续买单的生活方式。
另一关键在于,被寄予厚望的县城贵妇及其所处的阶层,其实代表的只是县城里一小部分收入和消费层次较高的家庭。
前文引用的B站UP主@我就是星月的一条视频——《县城是真有钱啊,过年回家被自己穷笑了》,在春节左右火爆出圈。
博主回到人口不足40万的江西小县城,发现老家的同学们过得一个比一个好,得出一个结论——
“能留在大城市不是本事,能在小地方每天吃着车厘子,买着一两千的衣服,那才是真牛。”
但评论区也有众多冷静的声音:“得了吧,大多数都是本身家底好”“up这是用大城市的底层和小县城的顶层去比,当然比不过”,等回复都得到了高赞。
电视剧《欢乐颂》中,出身县城普通家庭的邱莹莹一直被教育“必须留在上海”
一个很残忍的事实是,在一二线苦苦打拼的打工人,往往都是从小就知道自己成不了县城贵妇的人
一二线城市至少还有大量的就业岗位支撑着庞大的白领阶层,市场规则机制相对比较公平和透明,很多人凭借努力工作也可以拿到不错的收入,从而支撑相对体面的生活。
而在资源分配不均的县城,“羊水才是人生最大的分水岭”。
实际上,更多拿着不到5000工资的县城普通人才是县域市场的底色。
他们虽然有着吃喝玩乐等消费需求的增长,但远达不到“贵妇级”的消费水准,也难以满足众多溢价品牌们的胃口。
03
也许不必把“县城”捧得过热
除了县城内存在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县城之间的差距也极大。
比如,昆山、义乌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千亿元,和山西省会太原市也差不了多少;而绝大部分县城都不过百亿,相当一部分还不到十亿。
江浙沪的县城、云贵川的县城和晋西北的县城都不一样,这不仅仅是经济水平的差异,还有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区别。
而消费市场要形成规模效应,离不开标准化,这也是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长期驯化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众多消费品牌能在一二线城市之间畅通无阻,是因为大家过着差不多的生活,而在生活差太多的县城里,品牌的复制就要麻烦很多了。
数量有限的县城贵妇们,怕是不够品牌们分了。
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中,云南小县城本地人无法理解奶茶为什么卖二三十一杯
某种意义上而言,“县城贵妇”作为热搜常客的崛起,其实更像是舆论共谋出来的一个文化符号。
一方面,“县城贵妇”就像新中产和Z时代一样,是一个品牌营销语境下诞生的消费人群符号。
既符合近年市场下沉的趋势,又贴合了“她经济”的浪潮,并在社交网络的推波助澜下进一步传播。
Z世代和新中产眼见开始疲软,消费主义需要新的接班人,流量需要新的网红。
另一方面,它是都市打工人消费主义梦碎的一个心灵投影。
背井离乡去了远方,却并没有过上理想的生活。年轻人通过自己的见闻和社交媒体的分享,拼凑出了一个镜像的人群画像——
留在故乡,没有996和内卷,也没有焦虑和内耗,物质充裕、岁月静好、生活松弛,这种“落差感”引发了普遍的共鸣,成为时代情绪的出口。
与之同步发生的,是县城生活本身也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在互联网被热议、被畅想、被怀念的“乌托邦”。
北上广打工人纷纷“逃离”,回到县城老家,或做全职儿女,或过起朝九晚五的平静体制内生活,重新发现县城的平和松弛;
五一期间“1亿人”挤爆县城旅游,低调不张扬又便宜实惠的小县城,成了都市人暂时的温柔乡。
于是,一个互文又互补的画面同时出现的人们的视野中:
县城贵妇消费一二线的高端品牌,一二线的打工人消费县城的旅游资源,消费升级和消费降级共存于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这背后,既是消费市场不断迈向多层次、多元化发展的一个表现,也是社交网络、交通网络无远弗届下,城市边界在心理和空间上不断被消弭的一个结果。
“县城热”是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共同作用下的一个阶段性产物,但也许我们不必用猎奇的目光和对激励消费的渴望,将它捧到过高的地位上。
无论是厌倦了都市内卷的白领们,还是渴望增长的品牌们,或许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又会把目光投向下一个“县城贵妇”人群。
总会有人被“盯上”,去承载那些过重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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