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王彬彬

转载 | 《当知识遇上信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董晓是我的同事，他是俄苏文学的专家，在外国文学教研室；而我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混饭。今日大学的学术体制，使得不同“专业”之间，在“学术”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对董晓所研究的俄苏文学，我是满怀崇敬的，但也仅有崇敬的资格，偶尔也不知天高地厚在闲谈中对之说长道短。然而，前不久，董晓忽然来电话，说他有一本研究苏联文学的专著即将出版，命我写一篇序。这令我大为惶惑。让我为一本研究苏联文学的专著写序，这不等于是强迫一只乌鸦去指挥百灵唱歌吗？但董晓却说，就是要找一个门外汉来写序。既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写一点门外汉的读后感。

董晓的书，副标题是“苏联文学发展历程论”。所谓苏联文学，一般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起点，以1991年苏联解体为结点，总共七十来年。董晓在这部专著中，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论述了七十年间，苏联文学中闪光的一面。如果说，苏联文学如同地震后的废墟，那董晓所做的工作，就是从废墟中搜集仍有价值的东西。董晓是满载而归的。董晓所搜集到的，固然在价值上有高下之别，有的是无价之珍，有的是连城之璧，有的则瑕瑜互见，但都是未可轻率否定的东西。对于我这个苏联文学的门外汉来说，董晓的书，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我对苏联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心中长期存在的关于苏联文学的某种疑问。

为了能够准确地表达这部专著的读后感，我先说说读前感，即此前对苏联文学的看法。作为一个门外汉，我对苏联文学的印象当然一直是很朦胧和模糊的，但是，是一种复杂的朦胧，一种矛盾着的模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文学，我有着强烈的鄙视和憎恶。苏联文学，尤其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文学，总体上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一种被极端扭曲了的文学，一种假到极致、空到极致的文学，一种沦为强权之奴仆的文学，一种极其不义、极其反人道的文学。

而苏联文学，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总体上是负面和消极的。所谓“中国当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文学为榜样的，从文学体制到文学观念，都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的。在50年代，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文学理论乃至关于文学的文件、会议报告和决议，都被译介到中国，成为中国“文学工作者”的“圣经”。

我的老师潘旭澜先生是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大学中文系的。去年，潘老师不幸病逝。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后，我坐在他的病床边，与他有过多次对话。一次，他语调平缓地说：“我年轻时就对死不太在意。今年已虚岁七十五了，早超过了年轻时的预期。”停了一会，又说：“我这一生是很努力的，但比起那些真正的大学者，还差得远。”我说：“您这一生，真正用于读书做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在您三四十岁的盛年时，遇上了‘文革’，不但耽误了您的时间，更摧毁了您的身体。而在您二三十岁的青年时期，又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苏联进来的那些垃圾上。”

他点点头，黯然无语。潘老师离去后，我在他的书房里随便翻书，书架上仍有着长长的一排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的苏联文学书籍。我知道，潘老师之所以不肯把这些东西清除掉，并不是因为喜爱，而是因为这些书，每一本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在那个年代，一个中文系的学生，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青年教师，读这些书，是一种“绝对命令”。每顿少吃几口饭来买这些书，是为了以后长期有饭可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蓝英年先生以一系列文章，介绍了苏联作家的荣辱毁誉、生死沉浮。这些文章结集出版的有《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回眸莫斯科》等多种。这些文章，每一篇谈论的只是一两个作家一两桩事情，但合起来，却生动鲜活地展现了苏联时期文学政策的荒谬、文学环境的严酷以及作家们命运的坎坷、凄惨。

例如，在《访法捷耶夫故居》一文中，蓝先生告诉我们，从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到1954年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二十年间，有两千多名作家遭到迫害。长期担任作协总书记的法捷耶夫，1956年也满怀悲愤和绝望自杀。在遗书中，法捷耶夫写道：“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地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至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优秀文学人才过早夭亡，余下的多少能创作具有真正价值作品的人，活不到四五十岁。”“

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我极其愉快地摆脱这种生活，有如离开向我泼卑鄙、谎言和诽谤脏水的世间。”法捷耶夫参与过对作家的迫害，而他也终于在精神上陷入绝境，可见苏联时期的文学界是怎样一种可怕和可悲的状況了。

然而，苏联时期的文学，却又不只让人感到可怕和可悲，不只有假、大、空，不只有谎言和欺骗，不只有愚昧和凶残。苏联时期也还有一系列闪光的作家和作品。

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曾深深地打动过我；

布尔加科夫的长篇小说《大师与玛格利特》也已是公认的巨构；

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感动过世界上无数的人，并且还将有更多的人被感动；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和随笔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也放射着耀眼的光芒；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有着醉人的艺术魅力；

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古拉格群岛》，也早已蜚声世界、交口称誉了。

还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还有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还有⋯⋯

尽管苏联时期的文学界，有着那样多的虚假和丑恶，那样多的污浊和暴戾，但同时也有了这样一些作品，就足以让我对苏联文学也怀有崇敬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有两个苏联时期的作家值得一提。一个是西蒙诺夫，一个是巴乌斯托夫斯基。西蒙诺夫也曾是斯大林的红人，也曾在苏联作协中占据高位，一定也做过值得谴责的事情。但他写于卫国战争时期的那首《等着我吧》，却让我始终对他保有一份敬意。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所谓的“文学青年”时，我读到了这首诗，并且很快就自然而然地能够背诵。在后来的岁月里，诗中的一些句子有时会不期然地浮上心头。在幽静的湖边，我会想到这样的诗句：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起你的忧伤满怀/等到那大雪纷飞/等到那酷暑难挨/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等到那遥远的他乡/不再有家书传来/等到一起等待的人/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在喧闹的街头，我会想到这样的诗句：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他们口口声声地说——/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我已不在人间/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在炉火旁围坐/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你可要等下去啊！千万/不要同他们一起/忙着举起酒盏。

在飞机上，在火车中，我会想到这样的诗句：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

只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我还记得这首诗的译者叫苏杭。译得是否忠实原文，我自然无从判断。但就译诗本身来说，可谓是十分高明的。

在许多年前，令我爱不释手的另一种苏联作品，是巴乌斯托夫斯金的《金蔷薇》。巴乌斯托夫斯基虽然初衷只是想写一本“创作谈”，但所“谈”的，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写作技巧”范围。书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写安徒生的那篇《夜行驿车》。在从威尼斯到维罗纳的夜行驿车上，安徒生以他的善良、幽默和睿智，臝得了同车几位女性的喜爱。家住维罗纳的一位夫人还深深地爱上了安徒生，同样，爱情也在安徒生的心中滋生。但安徒生为了能继续写出美丽的童话，又一次决定扼杀心中的爱情。在离开维罗纳前，安徒生去了一趟这位夫人的家，是应邀去拜访，也是去辞别。夫人为不能留住安徒生、为自己的爱情得不到回应而流泪。这时，巴乌斯托夫斯基写道：

第二颗热泪落到了他的脸上。他闻到泪水的咸味。

“去吧！”她悄声地说，“愿诗神饶恕你的一切”。

他站起身，拿起帽子，匆匆地走了出去。

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

最后的那句“全维罗纳响起了晚祷的钟声”，看似平平常常，但却让我感受到无穷的意味。以至于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为这篇文章取名时，竟自然地想到了这句话。

苏联时期虽然政治对文学有着全方位的侵害，虽然作家们的写作环境那样恶劣，虽然产生了那样多的垃圾，但也毕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优秀、杰出之作，这原因何在呢？而被认为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却连一部堪与《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媲美的作品都没有呢？——这是长久存在于我心中的疑问。而董晓的专著，某种意义上对这种疑问作出了解答。

董晓认为，在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中，始终存在着乌托邦精神和反乌托邦精神两种力量的对抗。为政治牢牢控制的文学、成为强权之奴仆的文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学体现的是一种“国家乌托邦精神”。这种“国家乌托邦精神”虽然往往甚嚣尘上、不可一世，但即便在其最猖獗的时候，也未能将每一个苏联作家的每一寸精神空间都置于自己的铁蹄之下。董晓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告诉我们：在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历程中，始终有一部分作家，程度不同地、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创作，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着对“国家乌托邦精神”的怀疑、批判与对抗。

在“前言”中，董晓指出：“在苏联文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乌托邦精神的表现形式都有所不同，而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这两种精神之间的对抗亦体现出不同的方式。但是，无论乌托邦精神的表现方式在各个历史时期怎样不同，其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以非理性的幻想来取代对现实的理性观照，取代对生活的苦难的审视，在对国家乌托邦精神的依附中丧失了个体对人的苦难与不幸的人道主义关怀。因此，无论作家个人主观动机如何，从客观上讲，这种乌托邦精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从根本上违背了文学作为人学，作为对现实的形而上的、审美化的否定这一本性。而反乌托邦精神正是体现了文学对其自身本性的追求。”

正是因为在七十来年的文学发展历程中，一直有着或明或暗、或强或弱的反乌托邦精神在与乌托邦精神共生着、对抗着，才使得七十来年的苏联文学，不仅仅只有乌托邦精神的垃圾，也有反乌托邦精神的鲜花在开放、在芬芳；才使得我们仍然不能不对苏联文学怀有一份崇敬。

被认为深受苏联文学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相形之下就黯然失色了。在表现乌托邦精神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或许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表现反乌托邦精神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就望尘莫及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常喜欢把中国当代文学与苏联文学相比较，其实二者是既可比又不可比的。在乌托邦精神横行无忌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毫无疑问可与苏联文学比较；而在反乌托邦精神始终顽强地存在，并出现许多优秀、杰出作品方面，中国当代文学难以与苏联文学比较。

把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所谓“十七年”间文学的凋敝、灾难归咎于苏联文学的影响，固然很有道理，却必须同时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苏联在乌托邦精神高歌猛进时，仍产生了那些优秀、杰出之作，而同样的事情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仅就所谓“军事文学”来说，我们有些什么呢？

我们只有《保卫延安》《红日》《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七根火柴》这样一些东西。中国当代那些所谓“军事文学”与《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要求中国当代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自己先就难为情了。但我们是连勉强可与《第四十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着我吧》相比较的作品也没有的。原因何在？

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作家是否可能创作出《第四十一》这样的作品，这是主观方面。“文革”前十七年间，中国文坛是否能容忍这样的作品，这是客观方面。姑且假定在那时期，中国有作家写出了《第四十一》这样的作品，后果会是怎样呢？首先这样的作品能否以铅字的面目公开问世，就是一个大问题。

即便有那种既有眼光又有肝胆的编辑让这种作品公开发表出版，也一定会在问世后遭来杀气腾腾的批判，也一定会让作者惨遭迫害甚至家破人亡。《第四十一》中，红军女战士虽然最终开枪打死了那名白军士兵，但她毕竟曾经对那名白军士兵生出柔情蜜意，而这在“十七年”期间的中国文坛，是绝对不可以的。作为“革命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对敌人有丝毫同情、怜悯，何况“爱情”？

谁要是胆敢写一点“革命者”对“敌人”的超阶级的情感，那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那就是对“革命者”的污蔑，那就是自身“革命立场”不坚定的表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居然那样浓墨重彩地渲染女战士的身体之美，又为这种美的毁灭而无限哀伤，又视这种美的毁灭为绝大悲剧——这在“十七年”的中国语境中，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十七年”期间的“军事文学”中，“女性革命者”就意味着“无性革命者”，她们重重包裹着的身体都不能表现，又岂能去表现她们“赤裸裸”的身体之“美”？“十七年”间的“军事文学”，是拒绝悲剧的，以几个“小女子”身体的毁灭来渲染战争的残酷、来表现一种人道情怀，那是近乎“疯狂”之举了。为了“革命”、为了“袓国”、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再大的牺牲都是不足道的，再多生命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几个女性身体的毁灭，哪还值得一提？

西蒙诺夫的《等着我吧》这样的诗歌，在“十七年”的语境中，也是无法合法地存在的。一个“革命战士”之所以能一次次击败死神从战场上平安归来，居然与党的领导、与领袖的教导、与领导的指挥、与人民的支持等无关，而仅仅因为情人的“苦苦等待”，这不是十足的“笑话”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这样的“创作谈”，也是不可想象的，那里面有多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观念，有多少“不健康”的东西啊！⋯⋯

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时期的文学界比中国当代文学界有更大的自由度，是否可以说中国当代作家的处境比苏联作家的处境更严酷呢？当然不能如此简单地看问题。这只是在提醒我们：尽管中国当代文学深受苏联文学影响，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以苏联文学为榜样，但由于两国精神传统、文学资源、民族性格以及现实的政治文化的差异，为斯大林、法捷耶夫们所容忍的东西，未必能为当时的中国容忍。

董晓的专著分为四章，每一章论述苏联文学的一个时期。这四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章《后专制主义时代：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精神的转换与变异》。董晓借用哈维尔的说法，把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的二十年间，称为“后专制主义时期”。所谓“后专制主义”（又称“后极权主义”），不是指专制主义之“后”，而是指“专制主义”之“后期”。“后专制主义时代”，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已充分显现出其空洞、虚伪和欺骗的面目，因而已远远不能起到统摄人心的作用。

“后专制主义时代”与“专制主义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明显甚至巨大的变化。在“后专制主义”时代，虽然官方仍然竭力维持传统的意识形态，但全社会的乌托邦激情已呈虚脱状态，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主宰着社会广大成员的日常言行，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急遽下降，道德沦丧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为了钱，人们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为富不仁”成为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后专制主义时代”与“专制主义时代”相比，虽然似乎有“不可同日而语”之感，但这种变化却又并非本质性的。

“后专制主义时代”是对“专制主义时代”的延续，两者之间并没有出现断裂。尤其在政治体制方面，仍然是萧规曹随、一仍旧贯。董晓对苏联的“后专制主义时期”有这样精彩的概括：“经历了30至50年代的恐怖岁月和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解冻’思潮的双重洗礼之后，当代苏联人在60年代中期以后新的专制时期里，陷入了一种精神全面萎缩之境地。

来自官方的神话再也无法使他们信服，官方宣扬的崇高的神话已经在人们心中彻底破灭，而在这新的专制时期，即‘后专制时期’，人们自身又难有十多年前勃发的探索精神。因此，来自官方的伪崇高的激昂高亢与人们淡漠的苟且偷生相安同存于一个空间之中，共同构成了当代苏联社会特有的一种滑稽感和荒诞性，支撑着这种滑稽与荒诞性的是人们共同的本质精神特征：虚伪与麻木。”

董晓告诉我们，在苏联的“后专制时期”，“艺术成就最显著的恰恰是所谓道德题材作品”。我想，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所谓“后专制主义时代”，道德问题成为非常突出的一个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问题的交汇点。

令我感兴趣的，还有苏联时期的“潜在写作”。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在写作之初，也是不能在苏联公开问世的，它们或者在国外发表，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或者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在苏联公开出现，如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格罗斯曼的《一切都在流动》。这自然让我们想到中国当代的所谓“潜在写作”。苏联时期的“潜在写作”与中国当代的“潜在写作”，在精神品格上，在艺术价值上，自有不可比之处，我也无意做这种比较。

我只想说出我的一点感觉。我觉得，苏联时期的“潜在写作”，只是在尽情地揭示苦难，却并不热衷于表现受难者对苦难的反抗，并不热衷于表现受难者昂扬的斗志、不屈的意志。例如，《日瓦戈医生》就在这方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部杰作刚有译本时我就读了，好像快二十年了吧，书中所写的具体事情都忘记了，甚至男女主人公的名字也记不住了，却记住了书中着力表现的“软弱”。帕斯捷尔纳克让我们看到，在政治强权面前，在黑格尔式的“历史理性”面前，在历史的血与火面前，在滚滚的时代车轮面前，个体是怎样的渺小、无力和无助。而个体的这种渺小、无力和无助，则形成对强权、对那种凶残的历史力量的最有力的控诉。如果说《日瓦戈医生》也表现了某种力量的话，那就是“软弱”的力量，是毫无力量者的力量，——正因为毫无力量，所以首先便有了道义的力量。

中国当代的“潜在写作”，则往往热衷于表现与苦难的抗争，热衷于表现受难的个体在政治强权、“历史理性”和时代车轮面前的强大，热衷于表现受难的个体对苦难的蔑视。例如，大受推崇的黄翔的《野兽》、牛汉的《半棵树》等作品就是如此。这当然只是我的一种浮泛的感觉。两国的所谓“潜在写作”的这种差异如果能够成立，那么，这种差异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论述苏联文学中的反乌托邦精神时，董晓多次言及“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毫无疑问，反乌托邦精神，正是俄罗斯文学传统的延续。或者说，强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是使得苏联时期仍然出现了众多优秀、杰出之作的重要原因。所谓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就是那种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那种博大而深邃的爱，就是那种浓郁的苦难意识。正是这种传统，使得苏联时期“国家乌托邦主义”的铁蹄始终没有踏遍每一个作家的每一寸精神空间；正是这种传统，使得阿赫玛托娃、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在那样严酷的条件下仍为世界文学贡献了杰作。

这种传统，也影响了法捷耶夫这样的人，不然他就不会绝望地自杀。我甚至想说，强大的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对斯大林、日丹诺夫这样的人也未尝没有丝毫影响。《等着我吧》《第四十一》《金蔷薇》这样的作品能在苏联时期存在，或许正因为强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的“保护”。而在中国当代作家背后，却没有可与之相比的传统。在中国当代作家背后，没有站着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赫尔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在毛泽东和周扬们背后，也没有。

2007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