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第二个周末,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有两场奇妙的安排——指挥家刘沙连续两天在同一个舞台上,分别指挥一支民族管弦乐团和一支西洋管弦乐团,演出“一场半”音乐会。“一中一西”的两夜既让观众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又可见得指挥家音乐处理上的一种共性。
民乐讲求“韵高千古”,而“韵味”投射在千姿百态的独奏家身上,便造就了千变万化的弹性速度。4月13日下半场,刘沙与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协奏曲的合作与民乐韵味的把握成为音乐会的亮点。竹笛与管弦乐作品《秦川情》中,刘沙与戴亚的音乐融为一体,在二六板运用了《血泪仇》的段落,那种悲情的色彩通过如秦腔般浓郁的甚至有些粘滞的音色泣诉出来,刘沙充满预示的加速和戴亚的演奏配合得天衣无缝。于红梅充满挚情地拉出二胡与民族管弦乐《清风语》,当合唱响起,气势恢宏。而此时,刘沙在谨慎地调整着编制庞大的乐队与合唱队的平衡,如此才让听者获得均衡的审美。
《永远的山丹丹》中,他则给乐团充分的空间发挥出那种“民风”的张扬。《望春风》与返场的《良宵》体现出刘沙对音乐的细腻把握,在他温柔的左手抚摸下,观者仿佛能感受到春天的喜悦与生机。《良宵》中,他在协奏曲里同样采用的转点与上等法结合的技术,让他能轻松怡然地通过速度与音色变化的提示让这首小品神形兼备。刘沙的指挥以及与独奏家交流时举手投足间的谦让,甚至让我联想到他家乡山东的“礼乐文化”。初看时只觉法度谨严,而仔细品读却又有着许多门道。
两场音乐会的关键词除了刘沙以外,当再加入“琵琶”和“王丹红”。琵琶应当是刘沙最熟悉的民乐器了;而作为中央民族乐团的前同事,他演出王丹红的作品亦可谓不计其数。音乐会的两天中他与两位琵琶演奏家演出了王丹红作曲的民乐与西乐两个版本的《云想花想》。
章红艳和吴玉霞的演奏风格迥然不同——章红艳热烈,吴玉霞沉古,但这两种风格的演奏皆在刘沙圆融婉转的指挥棒间“合”得滴水不漏。在章红艳的版本里,刘沙与民乐团仿佛翩翩起舞为她助兴;而在吴玉霞的版本中,刘沙则仿佛音乐文本背后的诗人,批注、题跋着杨贵妃令人唏嘘的往事。14日,王丹红作曲的芭蕾舞剧《像花儿一样》选段中,刘沙的指挥技术在这部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常演的芭蕾作品中大放异彩。“村民课堂舞”里,左右手的分工把音乐的层次舒展地分开,在柔和的“爱你,阿山哥”中,他则通过省略第三拍的方式来制造更加绵厚的乐句。西乐指挥对于民族器乐特性的了解可能不够,中乐指挥对于层次的把握有时欠缺,而这两个问题在刘沙的音乐中都没有发现。
所谓“中西结合”的“两栖指挥”,刘沙应该是民乐指挥中指挥西乐最多的。而在西方交响乐作品中,这位负笈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指挥家对于俄罗斯作品有着格外深入的研究。对于俄罗斯作品,指挥中的莫斯科学派与圣彼得堡学派的差别亦是巨大。14日演出的《舍赫拉查达》,表现出圣彼得堡指挥学派的特质——技术精确,音乐深厚绵长,这也恰好和刘沙的个性相贴合。第一乐章“大海与辛巴达的船”中,乐团聚拢的声音体现出指挥对声音品质的要求与指挥技术的精准,刘沙赋予这个乐章以流动感,对于反复出现、很容易“演散”的三律动音型,刘沙以圣彼得堡学派特有的圆转运拍精准控制,从而达到清晰的结构感。第二乐章“卡伦达王子的故事”里,他双手精准地点出不同乐器的色彩,他的协奏曲技术再次显现,管乐器独奏的气口衔接与句法的层次在他的手上皆可体现。第三乐章“年轻的王子和公主”是最考验指挥功夫的,这个乐章前,只见刘沙擦擦额头上的汗珠,深吸一口气,以八分音符的分拍指挥带起拍的两个音,而后则全部以均匀的合拍控制。在这个乐章中,对于爱情的歌唱以及公主灵动的舞蹈形象都被贴切地表达出来,并且可以在慢速度里保持流动而不滞重。第四乐章“巴格达节日”中,乐团火力齐开,让人想起乐曲描绘的撞上岩石的画面,能在里面听到如特米尔卡诺夫等指挥家那样、圣彼得堡学派标志性的定音鼓渐强。尽管作品在有的段落会略显沉闷,但对于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这样一支久坐乐池的乐团来说已达到了上佳状态。乐曲中小提琴唯美的独奏,绚丽的竖琴刮奏,充满抒情性的单簧管、巴松独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场音乐会看下来,除却从不同侧面了解了刘沙的指挥艺术之外,还有一点思考:不必夸大民乐与西乐指挥法的对立。在我看来,尽管两者有不同,例如弹性速度的不同风格、戏曲风格作品中独特的指挥方式,以及个别民乐内容对手势的依赖程度,但从本质来说并没有极大的区别,许多甚至是被人为夸大的。从前好的民乐指挥太少,而优秀的指挥常不屑于指挥民乐,而如今这种现状被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优秀乐团、优秀指挥改变,我想未来应当涌现出越来越多如刘沙这般“挥贯中西”的两栖指挥。
张听雨/文
牛小北 刘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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