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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节：

01、我曾认为，学心理学就一定要学精神分析

02、临床实践中，精神分析的低效与缺点暴露无遗

03、要是对精神分析中毒太深，容易完全外归因

弗洛伊德，图片来源于网络

人生之路，步履不停。20多年来，我一直在多学科（MDT）临床实践中探索，整合了临床医学、麻醉学、成瘾医学、精神医学、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现在成为了一名精准精神心理医生。

跟很多学习心理学的人一样，在刚接触这门学科时，我曾拜入“精神分析”的门下，系统学习过并应用到临床实践中。

可为什么我现在非常不认同精神分析，并一直建议青少年、学生患者不要接受精神分析？因为“谁用谁知道”，精神分析流派对于解决精神心理障碍真的非常低效。

今天这篇文章，就来谈谈我自己与精神分析流派的故事，以及我为何在精神心理障碍的临床实践中，将精神分析疗法淘汰了。

01、我曾认为，学心理学就一定要学精神分析

我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麻醉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不断改良、优化UROD（全麻下超快速脱瘾）技术，为毒品成瘾患者进行超快速躯体戒断反应治疗。

那时候的我是个工作狂，经常跑去病房跟患者聊天。我很快发现，这些成瘾患者内心压抑、痛苦，很需要被理解和尊重，成瘾症状的背后有精神心理问题。我怀着满腔热血想开导他们，帮助他们恢复自信，从此过上正常的生活。

有一次，我跟一位海洛因成瘾的女患者交谈。她对我很信任，UROD的效果也很好，她非常感激我。结果那天聊着聊着，她突然情绪十分激动，指着我破口大骂，“何医生你给我滚！不然我马上跳楼！”

我吓了一跳，害怕她真的会跳楼，赶紧逃离了病房。我当时很郁闷，我没歧视她，还一片好心地开导她，她怎么能反过来指责我？其实现在回头看，我当时肯定是说错话了，激活了这名患者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她非常愤怒、痛苦。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心理学是非常专业的领域，我不能光凭一腔热血就去给病人做心理疏导，不然很容易好心办坏事。我决定系统化地学习心理学。

我记得非常清楚，2005年8月20日，我参加了广州市中山三院南大三级心理咨询师第7期培训班，中山三院心理科的黄铎香教授给我们上基础心理学。后来，我还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

在那时候我就发现，仿佛一谈到心理学，就必谈精神分析；一谈到精神分析，就必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流派在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中的地位非常高，大家趋之若鹜，甚至有人认为精神分析理论是心理学的基础，必学不可。

我当时对精神分析了解甚少，也没想那么多。受到身边信息的影响，人云亦云，我也觉得既然要学心理学，就一定要学精神分析，现在回头来看，其实这个阶段自己的心态属于“非常盲从”。

当时，曾奇峰在国内精神分析领域已经是顶级专家了，我报读了他的精神分析初级班，后来又上了中级班。

在课程中，老师教我们怎么用精神分析中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尤其“潜意识”中存在的各种心理现象。

从某个角度上讲，精神分析的主要目的是利用一些方法让所谓的“潜意识的问题意识化”，让来访者知道自己的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形成的，甚至最好能产生顿悟的效果，从而达到治疗效果。

应该说，这个目标本身是很好的，我当时也很认可，觉得既然踏进了精神分析的大门，就应该虚心、认真地学习，并尽早用在临床上解决患者的问题。

2007年，我到武警广东总医院担任心理科主任、创立了国内首家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我受邀到央视《心理访谈》担任节目嘉宾，并公开使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读临床案例。

比如谈到一个忍不住偷女性内衣的恋物成瘾案例时，我说他这种行为是出于“恋母情结”，也叫做“俄狄浦斯情结”，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精神分析理论。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患者的心理活动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当时我的理解非常肤浅，下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个案例。

还有，那时候我在临床中对青少年成瘾患者进行精神分析时，他们往往都很认可，也很感谢我。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些患者的高度信任和认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内成瘾领域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了，他们本就是慕名而来。

再加上UROD经过改良后，临床效果非常显著，患者在几个小时内就能高效解决躯体依赖的问题。而用通常的方法至少要半个月还达不到这种程度。他们感到身体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服，非常惊喜，这又大大提高了他们对我的认可和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我无论使用哪一种心理治疗流派，他们都会打心底地认同。这不是精神分析所起的作用，而是UROD已经很大程度高效地解决了这部分患者的诉求，我们又提供了共情、倾听、关心等心理支持，部分地缓解了他们的负性情绪。

而且，那时候我对精神心理的理解还远远不如现在深入，当看到患者对我们连连感激、表现得很高兴很积极的时候，我误以为他们的问题真的解决了。

所以，在刚开始学习、使用精神分析时，我还没有觉察到这个流派的弊端。

02、临床实践中，精神分析的低效与缺点暴露无遗

随着时间推移，精神分析在临床实践中的低效和缺点，慢慢就暴露出来了。

比如，药品、毒品成瘾的患者接受了UROD之后，躯体依赖的问题是解决了，很多人的心理依赖、即“心瘾”，也大幅度降低了。他们很高兴，也很有信心，说回去以后一定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但临床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部分患者，这只是暂时的。

有的患者出院回到熟悉的环境后，如果心瘾表现得并不严重，社会体系也良好的话，他们确实可以进入良性循环，恢复正常生活。但有些患者的心瘾很强烈，社会支持系统也不理想，他们仍有较高的复发风险，就是忍不住再次滥用，甚至复发。

所以，在进行了UROD高效解决了躯体依赖之后，我们自然会攻关成瘾患者的“心瘾”问题。这时候我们就发现，精神分析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我们用精神分析理论跟患者分析他们的问题，他们能听懂一些，也表示认同。毕竟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很庞大，逻辑又自洽，即使患者听不懂，也有一种“不明觉厉”的感觉。

然后，我们会利用精神分析里的一些技术，引导患者消除心瘾。比如自由联想，患者能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滥用药物或毒品的情景，具体过程和细节，当时的感受和想法等等，这是所谓的“把潜意识意识化”。

那既然患者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回事了，也知道成瘾行为的危害了，那应该知行合一啊，但“心瘾”发作时，他们就是控制不住。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道理他们都懂，但就是做不到。

所以，很多患者接受了一段时间的精神分析，刚回家时效果还不错，但后来又复发了。

于是，后来我们也不一味使用精神分析了，而是“实用主义”，无论是认知行为疗法还是家庭疗法，哪种方法有效就用哪种。

实践证明，对于缓解“心瘾”，物理隔离条件、初步的厌恶疗法和系统脱敏疗法等认知行为流派的方法，虽然也不能高效地解决问题，但临床上起码比精神分析流派更加有效。

像上面提到的恋物成瘾患者，他叫阿文，是一名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绩非常严格。母亲在外打工供他读书，对他寄予厚望，他却突然说不想上学了。

母亲一再追问，阿文才坦白自己喜欢女性内衣。每当看到别人阳台晾着的内衣，他就会一整天都想去拿，甚至真的会在夜里偷偷行动，他控制不住。

阿文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他也非常痛苦，觉得自己很肮脏、很下流，感到无比羞耻。阿文的父母带着他四处求医，还去过北京一家有名的精神科专科医院。

阿文说，那里的一位性心理专家说他这种情况不用治疗，自己平时控制一下，长大了就好了。阿文顿时火冒三丈，差点把医生打了一顿，“我要是自己能控制，我还需要来看医生吗！”

后来，阿文的母亲了解到我在国内率先创立了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又带着孩子跑到广州来求治。

我一开始用精神分析对阿文进行治疗，但还是遇到那个问题——讲理论时好好的，阿文很聪明，他能听懂，但一涉及到怎么能让他不恋女性衣物，精神分析就不管用了。

所以，后来我们对阿文采取了系统脱敏疗法、厌恶疗法，还有家庭治疗。总的来说，这些方法是有明显效果的，阿文的恋物行为大大减少，情绪更加稳定，人也自信了很多。不过，阿文出院后未能成功回归校园，只好选择了打工。

从成瘾疾病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当时成功地把阿文治好了，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但如果从我们现在掌握的精准精神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当时并没有看到阿文的深层次问题，更没能高效化解决。

阿文表面上的问题是恋物成瘾，但其实他早就出现了精神心理问题。从阿文小时候起，他父母感情不和，他瞧不起父亲，对母亲比较依赖，他遭受过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尤其是后来他母亲外出打工，他更加感到孤独和压抑。

但是另一方面，阿文的学习成绩非常好，频繁得到老师、家长的过度夸奖。阿文逐渐出现了偏执型人格异常、强迫型人格异常。他非常自以为是，瞧不起身边的同学，而且在成绩上追求完美，只要考得不好，他就惩罚自己下跪，使劲扇自己耳光。

可以说，阿文在成长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有些来自外界，有些来自于他自己，但他又缺乏积极的引导和健康的解压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母亲不懂得科学的性教育知识，他遇到了一些不良的性刺激，对女性内衣产生了兴奋的感觉，逐渐发展为恋物成瘾。其实，恋物行为是阿文快速释放内心巨大压力的方式。他本来就先出现了严重的情绪问题，而不只是恋物行为继发了情绪症状。

只不过，恋物成瘾导致他无法正常生活和学习，学习障碍更加严重后，这进一步加重了他的情绪问题，出现了重度抑郁发作和激越状态。他多次跟母亲发生剧烈冲突，甚至说反正他也不想活了，要砍死母亲，然后他再自杀。

这里面除了因为母亲对他造成过叠加性心理创伤，创伤被激活时他很愤怒之外，还有“扩大性自杀”心理，他知道自己要是死了，母亲肯定会伤心欲绝。

如果我们当时达到了现在的理论和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的水平，能深入到阿文的内隐记忆层面，修复他主要的病理性记忆，再塑造出高效学习状态、塑造高逆商，他极有可能成功复学，人生轨迹会大不相同，拥有更大的人生选择权。

可惜，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发展出现在的临床精准精神心理学理论和技术。对此，我一直感到很遗憾。

03、要是对精神分析中毒太深，容易完全外归因

精神分析流派除了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令人感到失望之外，还有另一个弊端——容易令人采取不理性的完全外归因模式。

我在武警广东总队医院担任心理科主任时，团队里有一个心理咨询师很认同精神分析理论，提出要去武汉的中德心理医院学习。

那时的我已经意识到精神分析的低效了，我善意提醒他可以去学习、了解一下，但不要盲从，还跟他解释了原因。他笑着说不会的，他会注意的。

半年后，他学完了精神分析的课程，回到心理科担任心理咨询师，并主要使用精神分析对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对此我也不反对，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强烈质疑精神分析流派。我允许团队里的小伙伴尝试不同的方法，只要能帮助患者就行。

可是，我发现这个同事不但对患者使用精神分析，还应用到他自己的人际关系中。

他因为自身一些不足，再加上跟同事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他频繁地与别人发生冲突。他找我谈心，其实主要是吐槽，说“同事们总是攻击我”、“某某某这样做就是想控制我，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这都是典型精神分析的语言。哪怕我一开始提醒了他，他还是中了精神分析的毒，过分负面地理解别人的行为，并且把责任都归咎于别人。

这种不理性的外归因模式令他非常痛苦，更无法调和他与同事们的关系，他最终辞职了。

在这里也奉劝各位精神心理卫生从业人士，如果真的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可以应用在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中，但不宜套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更不宜用精神分析的语言分析身边的人。这很容易引起误解和冲突。简单来说，不要中精神分析的毒太深了。

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因为精神分析流派容易过度强调原生家庭的负面因素，导致很多抑郁症患者变得仇视父母，不理性地把责任都归咎于父母。

如果他们在生活中仍然无法避免地跟父母频繁接触的话，这反而会导致他们情绪波动更大，病情更严重。对于这一点，我们之前已经多次分析过了。所以，我强烈反对青少年患者接受精神分析。

我在武警广东总医院担任心理科主任时，曾跟北大法学硕士、黄雪涛律师有较多交流。黄雪涛律师先后代理了“深圳邹宜均”、“十堰彭宝泉”等社会影响巨大的“被精神病”诉讼案件，2010年还参与发起成立了公益法律组织“衡平机构”。

有的抑郁症患者经过住院治疗后，病情已经大幅度康复，达到了出院标准。但因为他们的监护人拒绝签字同意，他们长期被困在精神病院，与家人发生剧烈冲突。黄雪涛律师为这部分患者提供了很多援助。

通过她，我接触了很多跟父母有剧烈冲突的患者。他们的父母确实在家庭教育中非常无知愚昧，对孩子造成了大量的叠加性心理创伤。

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非常、非常认同武志红认同的“父母皆祸害”观点。他们对父母恨之入骨，一说到父母就情绪激动，这其实是一种激越状态。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父母的用意，认为父母的出发点就是恶的，是攻击他们、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控制欲。

武志红自己也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和成长经历，他对原生家庭的分析让大众意识到，父母的一些行为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伤害，我们不能愚孝，这有一定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但是，他过于走极端了，过度地把责任归咎于父母和原生家庭。他的言论让很多人完全外归因，把问题和责任都归咎于原生家庭。而原生家庭中的经历已经无法改变了，他们更加陷入了绝望、愤怒，极端地认为自己这辈子都被父母毁了，对自己的父母非常仇恨。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很偏执，而这种偏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父母。父母的偏执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有时代背景的因素。

这部分患者也忽视了自身的责任，更没有意识到，通过发挥自己后天的主观能动性也能解决问题。

当然，武志红的言论和观点不完全是他的问题，他也深深地中了精神分析的毒。所以，通过接触这些患者，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精神分析流派不适合中国社会，它对大部分父母的出发点的解读是偏激的，错误的。

我之前分享过，在精神分析中级班的课堂上，我听到曾奇峰老师说，精神分析的心理防御机制分为108种，分别有哪些，怎么识别、重建。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决定放弃学习精神分析，它明显把精神心理问题复杂化了，而且非常低效。

但我没有停止在心理学领域中摸索。我还学习其它的心理学理论和技术，比如认知行为治疗、情绪平衡疗法、海灵格家庭系统排列、催眠暗示疗法、元认知心理干预等等。

尝试过不同的流派和方式，又整合了多个学科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能高效解决精神心理问题的技术——能够深入到内隐记忆层面的临床精准化心理干预，开启了精准精神心理学时代的大门。

有不少心理咨询师、甚至心理专家质疑我的观点，尤其是认为我不懂精神分析，也不懂得精神分析的各种流派、比如拉康学派等。对于这些声音，我非常坦然。我承认自己在精神分析理论方面、包括现在的进展和各种流派，确实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如果说精神分析流派的理论是一种知识，那也仅仅是低效的知识，在临床实践中非常低效。从精准精神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类似于“三体”中的歌者文明与地球文明的区别。

其实，精神分析流派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日渐式微了。

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精神医学系、就职于美国芝加哥退伍军人医院精神医学系，并且翻译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SM-5》）的华人精神科专家张道龙曾经公开说：

“在美国，精神分析曾经家喻户晓，但近年已经衰落，（现在）最流行的是动机面询，最经过实证有效的是认知行为疗法。现在（美国）使用精神分析来帮助病人的不到5%。”

而且，他这番话是在2016年的时候说的。他还指出，“中国现在更多使用精神分析这样的长程疗法，这都是100多年前的事了”。

目前，精神分析在国内仍大行其道，但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神心理从业人员意识到这个流派的巨大局限性，并转而学习更科学、更高效的知识和技术，比如第二代和第三代认知行为疗法，甚至是精准精神心理学知识，这能拓宽人的认知边界，带来极大的收获！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于国内顶级精神分析专家曾奇峰十分尊重。因为他能够直面精神分析在临床实践中低效的现实，并且毫不避违，这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