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何春：西南井盐开发、利用的历史经纬
李何春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青滇藏交界区传统盐业发展与多民族交往交流互动研究”负责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四川开“卓筒井”
四川“天车汲卤”
川滇“场灶煮盐”
川滇“竹筏运盐”
食盐，有“百味之首”“百味之王”之称。人和动物对盐的摄入均有先天的依赖性，宋代《天工开物》言：“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中华大地地大物博，卤水资源丰富，有海盐、井盐、池盐、湖盐和岩盐五大盐种。其中，井盐的产地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西藏等地，以川滇二省为代表。西南井盐的开发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总产量较高，仅次于海盐，自然盐泉的利用甚至可追溯至石器时代。
钻井取卤，先哲智慧
井盐开发与海盐有异。西南属高原或盆地，盐矿蕴藏于地下百米或千米的地层之中，以致开采难度大，生产工艺复杂，素有“煮海易，煮井难”之说。西南古代民族为了获取地下丰富的盐卤，以不同手段展开漫长且坚毅的探索：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是自然盐泉利用的阶段。公元前255—前251年，先民在广都(今四川的成都市双流区)靠人工开凿了我国第一口盐井——广都井。战国至北宋，逐渐改为“凿井取卤”，先民利用锄、锸、铲等工具开凿大口井采掘盐卤，井深达数十丈，以陵州(今四川仁寿县)“陵井”(或称“狼毒井”)为代表，此时盐井种数繁多，遍及四川。北宋中期至清初，进入“卓筒井”阶段，这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冲击式钻井方法，被学界称为我国的“第五大发明”。至清代道光年间，四川自贡的钻井深可达近千米，开凿于这个时期的燊海井，至今仍在采卤。川盐的钻井技术，不仅推动西南盐业的发展，还对地下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产生直接影响。明代，我国已钻出世界第一口石油井。
西南井盐的生产，历经凿井、汲卤、输卤、煎盐等工序，生产工艺繁杂，难度大，投入工种多。据清代温瑞柏《盐井记》载，“其人有司井、司牛、司车、司篾、司梆、司漕、司涧、司锅、司火、司饭、司草，又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15种；工具种类繁多，含钻井、打捞、辅助打捞、起下表层导管、测补、维修、连接、搧汲汲卤、扶正、井上设备、制盐、输卤(气)12类工具，共200余种。此外，西南各井为了克服燃料不足之困境，防止生态环境之破坏，解决成本增加之弊病，先后发明长距离移卤技术，以四川的竹笕输卤、“绞篊”和云南的“移卤就煤”为最。
舟车所至，盐行千里
西南地区的盐卤资源分布不均，地理环境特殊。盐商为了盐利，赶着马帮，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不顾匪患频发之险，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地进行“盐粮交换”。经长年累月的马帮通行，古道的石板上刻下深深的马蹄印，形成了独特的“盐运古道”。
古代西南开通的“五尺道”(后称“蜀身毒道”)和“博南古道”，同是川滇之间食盐运输的重要通道。其中，连接川西和云南之间的“闰盐古道”，据《盐源县志》载，“乃跨越横断山脉的西南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干线”。此道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大道，又有若干驿道接川、滇、藏等地。唐代以来，“博南古道”逐渐成为滇西井盐运往腾越(今腾冲)、缅甸北部的主干道。除此之外，从井场到食盐交换区，还分布着毛细血管般的小道。川省除陆路运盐，兼有水运。据《四川省志·盐业志》记载：“川盐各产区中，富荣、犍乐、云阳、大宁、射洪、简阳等场，濒临大江小河，运盐系行水道，配盐称水引，运载多，运量大。”水陆并行，人马并用，马帮所运之盐虽离井场达几百上千里，但深受各民族欢迎，以至大家竞相交换。古道上至今可见的古老码头、古桥、驿站、会所等，见证了昔日的繁华。
天下盐利，国之大宝
汉代以前，西南地区的井盐由部落开采，并无征榷。秦汉时期，四川成都设盐铁官。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云南“永昌太守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汉代之后，历代王朝逐渐形成“管天下盐铁”的思想，可谓“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据《周礼》记载：“盐人：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宋史·食货志》载，“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元史·食货志》言：“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均可作证。
唐宋时期，中央设盐铁司，专司全国盐务。四川先设转运使、盐铁使和度支盐铁转运使，后设茶盐制置使。据唐代《蛮书》记载，云南境内的白盐井由南诏政权控制，其他盐井“劝百姓自煎”，并无税官。元代，中央都省户部统领盐政，外设行中书省指挥盐司办理盐政，四川运盐司统领全省盐务。元至治三年(1323)，云南境内设大理路白盐城和中庆路榷税官。明代，全国设三级盐务机构，即都转运使司，提举司、分司和盐场盐课司。洪武初，全国设盐课提举司七，四川设提举司一、云南设提举司四。其中，四川盐课提举司辖盐课司十七，云南辖盐课司三。清代盐法，掌于户部，四川、云南各设盐法道，分设提举司，再设若干盐课司。
自汉代行盐铁专卖制以来，盐税乃国家财政收入之重要来源。《新唐书》卷五十四载：“天下之赋，盐利居半。”据《明史·食货志》载，明代四川岁办盐一千至两千万斤，其中，万历间岁解陕西银七万一千余两。云南在洪武至万历年间，每年岁入太仓盐课银三万五千余两。清代嘉庆年间，四川的盐税约在三十万两，咸丰和同治年间的税额为两百万两。光绪末，四川所征盐税达六百三十万两以上，超过全省的田赋，占全国盐税的三成左右。云南井盐，如清人檀萃言：“滇南大政，惟铜与盐。”清初，全省的盐税稳定在白银三万五千两，17世纪晚期增加至十五万两银。地方各级政府所征盐税，除上缴国库、发放盐官俸禄、提供军饷之外，主要投入地方事业，如捐资办学、修建桥梁、修筑会馆、供奉盐神等。
民食所依，以盐易物
西南属内陆，距海较远，且山路崎岖，交通非便，海盐难至，正如民国时期林振翰称：“西蜀去海远，而凿井求盐，人无淡食之忧。”滇省食盐产区，汉代有安宁、云龙二井，唐代新增黑、白、琅、老姆二井、弥沙等六井；明代又添阿陋、草溪、只旧、乔后等四井；清代又加十四井。川省开凿盐井的地区，秦代三县，汉代十七县，唐代达六十八州县，计六百四十口井，宋时盐井数增至一千三百八十口，清初盐井猛增至三千一百一十五口；井口增加，盐工速增，据清人李榕描述，四川自贡的盐工“合得三四十万人”之多。
西南井盐以销本区为主，以满足民食所需，偶尔销往邻区。如，川盐除销本省，还销至滇东北、黔、湘、鄂及陕甘南部等地。滇盐主销本省，辐射缅北，偶有“滇盐济黔”。历史上，井盐曾多次接济海盐销区。清代，淮盐受阻，有“川盐济楚”之举。抗战时期，辽宁、长芦等盐区相继沦陷，海盐断销，井盐增产济销，化解全国的盐荒危机。
西南井盐，曾作为交易货币流通于市。据董咸庆考证，云南盐币的出现比贝币为早。唐代《蛮书》载：“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马可波罗行纪》曾记录元代四川境内“无纸币，而以盐为货币”，且“诸地距城较远而不能常售卖其黄金及麝香等物者，盐块价值越重”。20世纪30年代，云南拉祜族地区仍行“盐块议价”。50年代，云南偏远地区依然存在“以盐易物”的现象。
千年盐井，文明古今
西南井盐文化底蕴深厚，绚丽多彩。至今，屹立于四川自贡天车之下的燊海井，是生动展现古代钻井和汲卤工艺的重要遗存。云南的黑、白、诺邓、雒马、石门等井，井下结构完整，井硐由平整的石条砌成，更显工匠精神。近年，川滇各族后裔打开尘封的千年盐井，汲卤熬盐，传统的制盐工艺再度被呈现，世人无不叹为观止。
古代井盐开发过程中，形成了先进的科技文明，其中井盐钻井技术不断西传，影响世界。11世纪，中国的钻井技术引入欧洲，促使欧洲成功钻出第一批“自流井”。李约瑟认为，中国的钻井技术是“中国的杰出发明之一”。美洲大陆被发现后，中国劳工将四川钻井技术引入该地，对当地石油开采产生直接影响。
各地区盐的开发，促进区域性文明区的形成。人类文明与盐密切相关，早期国家的形成与盐的开发更是关系密切。古代巴蜀之地“巫咸”部落的形成即是自然盐泉利用的结果。自古以来，盐卤的开采，能吸引大量的外来人口。随着国家力量的不断渗透和强化，多数盐区逐渐成为当地的行政中心。例如，元代四川西部设“润盐县”，清代，云南境内的雒马井曾是云龙州治所在地，西藏境内设立盐井县，民国时期云南设盐丰、盐兴等县，自贡取“自流井”和“贡井”首字命名，均和井盐开发有关。
井盐的兴起，为地方奠定了深厚的经济基础，以此带动诸如马帮、商店、住宿和餐饮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井盐文化还促进多种文化的繁荣，使得宗教、艺术、建筑、饮食、节庆等多元文化集中于盐区。深受儒学影响，井区频出举人、进士，可谓人才辈出。各类民居建筑拔地而起，形成独具文化特色的聚落，如云南的黑井、石羊、宝丰、诺邓等古镇古村。此外，四川自贡的“盐帮菜”，云南的“诺邓火腿”和“宣威火腿”，因以井盐腌制而闻名遐迩。
综上，西南井盐开发的历史是中华盐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古代西南民族以智慧开凿盐井，汲卤熬盐，不断创新生产工艺，滋养西南各族儿女，不仅推动古代科技文明的发展，而且促进着东西方交流互鉴，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工匠精神。千年盐井，呈现先进的中华技艺，书写勤劳的民族精神，留下深厚的文化遗产，推动民族的交融互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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