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间赔偿带来新希望，他们首次在国内起诉日本政府，专访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诉讼团
扬子晚报2024-04-21 19:58
00:18
18位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子女近日再次起诉日本政府，这是民间对日申诉32年来，首次在中国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4月19日、20日，扬子晚报记者采访了对日索赔诉讼团团长张双兵，以及代理律师团队。电话里，受害者子女杨秀莲告诉记者，“我从小就失去了母爱，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残害了我的母亲，欠下一笔笔血债。我要为母讨回公道，要日本政府公开谢罪，赔偿我们的损失。”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我要为母亲讨回公道”
近日，这18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子女已将诉状交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中国受害者群体首次在中国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从1982年开始调查“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张双兵和众多专家、律师组成十多人的诉讼团，由贾方义和郭乘希领衔的律师团队目前已代理此案。
此次提起诉讼的18位受害者均已去世，她们分别是赵润梅、刘面换、张先兔、王改何、杨喜荷、侯巧良、万爱花、陈林桃、侯冬桃、高银娥、杨时珍、周喜香、尹玉林、南二朴、赵存妮、张改香、郭喜翠、李秀梅。
诉讼团请求判决被告日本政府就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对受害妇女实施的绑架、拘禁、强奸、殴打、虐待、摧残、伤害、疾病传播等严重违法犯罪的侵权行为，向原告承担以下民事法律责任：1.公开道歉、忏悔。2.赔偿身体、生命受侵害的人身损害赔偿金和精神、尊严受侵害的精神抚慰金。
“由于母亲受虐待不能生育，1964年领养了我，1967年6月14日我母亲终于不能忍受身体的痛苦而自杀，我才4岁就失去了母爱。”南二朴的女儿杨秀莲曾四次去日本，状告日本政府侵略中国残害了自己的母亲，“从东京地方法院、中级法院，到高级法院，日本政府承认历史，不道歉，不赔偿，不承认罪行，屡次被日本政府无理驳回。”杨秀莲告诉记者，“我从小就失去了母爱，是日本鬼子残害了我的母亲，欠下血债。我要为母亲讨回公道，要日本政府公开谢罪，赔偿我们的损失。”
据悉，早在1992年，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公开道歉并要求一定的经济赔偿，此案于1995年8月7日在日本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在日本律师的帮助下，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间，日本法院经过几十次开庭，最终判决：承认历史事实，但不对受害者公开道歉，不予经济赔偿。
2021年的一则新闻，让众多为中国受害者申诉的群体看到一丝曙光。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2021年1月8日就韩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赔诉讼进行一审宣判，判处日本政府向受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9万元)。
首尔中央法院在判决中表示，日方对待“慰安妇”的方式是“反人道的犯罪行为”，不适用“国家主权豁免”原则，即国家的行为和财产不受(或免受)他国立法、司法及行政的管辖。采访中，张双兵告诉记者，“经过十多年在日本法院起诉无果后，韩国法院的判决，让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件事可以通过在国内法院起诉，来为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群体讨回公道。”
贾方义律师对记者表示，韩国依据国内法对受害妇女向日本索赔的判决，是负责任的和正义的法律判决，对我们有鼓励和借鉴作用。韩国法院已经要求公布在韩国的日本政府资产，日本政府面临被强制执行，这非常有利于促进日本政府的忏悔和道歉，使日本和受害国一致回到道德、人权和法律层面上，来解决侵略战争损害平民人权的问题。
张双兵和受害老人侯巧良
张双兵：
15年多次诉讼费用达千万，
就想要一个道歉
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的张双兵是山西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退休前是一名农村小学教师。1982年，张双兵偶遇曾两次被日本兵抓去做“慰安妇”的侯冬娥，发现老人生活艰苦，还不被村里人理解。后来在报纸上读到“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要赔偿的报道，张双兵决定帮助这个群体讨还公道，从此开始了走访“慰安妇”、收集整理资料并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的过程。
侯冬娥是张双兵接触的第一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位站出来控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从1982年起，张双兵陆续去访问了她十多次，在一场痛哭后，沉默的历史证人终于打开了记忆闸门。当年，她两次被侵华日军抓走蹂躏，逃回来发现女儿饿死了，丈夫也带着儿子走了。
张双兵将侯冬娥的悲惨经历整理成申诉材料，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转交日本政府，遗憾的是，1994年侯冬娥去世，没有赶上1995年赴日出席庭审。张双兵说，每一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去世时，自己都会给她们开追悼会。
张双兵在日本维权
从1992年到2007年，15年间历经多次审判，但日本政府没有对这些受害老人说一个字的道歉，没有给一分钱的安慰和补偿。张双兵告诉记者，这次15号才给法院递交了起诉状，目前还在等待法院的回复。“从1982年开始承担起自己给自己的任务，想给这些受害者一个公道，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诉讼结果，我一直心里不放心。想了很多办法。已经不能再在日本继续起诉，再到国际法院起诉，没有经费，又太远了。于是两三年以前，我和韩国的同仁一起努力，在自己的国家进行起诉。”
困难显而易见，2020年11月，张双兵确诊身患肺癌，如今71岁的他每天要服用治疗的靶向药。此外，小学老师的工资根本不足以支撑张双兵帮助老人们维权。此前的维权花费估计达千万，主要来自民间组织的帮助。这次维权，张双兵想通过贷款来解决费用问题。
从1982年踏上这条道路开始，42年来张双兵寻访到上千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常常是走到一个村子里就问，但也有许多老人及其家人不愿提及伤痛。老人们担心的，就像在纪录电影《二十二》的最后，张双兵说的一句话：“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
“我也尊重她们，经常会去看望老人家。”经过张双兵的不断努力，其中139人勇敢地站出来向日本政府索赔。但如今，这些老人都不在了。
律师团队：
拒绝赔偿和道歉，是恶劣和不公正的
采访中，贾方义律师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因为写过关于日本问题的研究，自己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和张双兵结识。今年春节前，张双兵发来了韩国法院判决日本赔偿韩国二战受害妇女的判决书，以及1995年中国受害者在日本起诉，2007年遭日本法院驳回的判决书。
“我和维权律师团队郭乘希等律师经过研究，认为韩国依据国内法判决‘慰安妇’受损害问题应由日本政府赔偿，是正义的选择，日本驳回中国受害者的起诉，所引用的处理二战赔偿问题的旧金山公约，没有规定战争受害平民妇女索赔的问题，中日联合声明也没有规定战争受害平民妇女个人人权受侵犯的索赔的问题，因此，日本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也对该判决抗议，明确表示日本歪曲解释中日联合声明，拒绝对中国受害者赔偿和道歉，是恶劣和不公正的。”
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包括“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等一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公开赔礼道歉和相应的经济赔偿。贾方义律师说，之前中国受侵害者在日本诉讼一直失败，综合日本的多份判决分析，日本法院虽然认可侵害中国受害者的事实，并认为根据日本民法应该赔偿，但同时却引用中日联合声明，将中国放弃在战争中的国家法人的赔偿，扩大和歪曲解释为放弃平民个人战争损害赔偿权利。战争中的平民个人人权在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法上，与国家法人权利是两种法律范畴，日本的曲意解释，是“慰安妇”问题上维权困难的原因。
贾方义表示，这将是第一次由中国国内法院依据国内法解决侵华日军侵害中国平民妇女的人权赔偿问题，没有司法先例，这需要中国司法界、法学界、律师界、媒体专家和公众共同的智慧和参与。
郭乘希律师也表示，这次诉讼非常有意义。她说，这个案件在国内法院提起诉讼，为处理二战日本侵害平民人权赔偿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校对 李海慧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