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俄乡纪程》(又名《新俄国游记》，是中国最早记叙苏俄开国初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状况的作品，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0年“12月13日晚到满洲里站，那天正是中国边防处派驻俄军事代表张斯麟中蒋回国，亦到满洲里站。我们见张斯麟，据他说，中俄外交本是极有希望的，可惜中国政府畏葸，没有确定的计划方针；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政府不给我以全权，我的事情也是办得有头无尾。俄政府招待外国代表向来是非常之优待的，我也在优待之列。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说我不是正式代表，苏俄政府讥我是间谋，……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

瞿秋白文中提到的这位张斯麟中将，就是民国史上第一位跨入苏俄的外交使节，也是主张与苏俄友好的第一个外交人员。苏俄通过他，将第一、第二次对华宣言带给北洋政府，在中苏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怎样出使苏俄的呢?

张斯麟，别名仲书，江苏丹徒县人，1885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早于1903年分学日本横滨振武学校时，由人介绍认识孙中山先生，旋又加入同盟会。1911年起先后任第六旅旅长、江苏第三师参谋长，并参加辛亥光复诸役。次年又出任江苏混成第五旅旅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1918年段祺瑞派张斯麟为驻俄军事代表，驻沃木斯克，待至高尔察克覆亡，改驻哈尔滨。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协约国(美、英、法、意、日等)在打败德国之后，立刻又调转枪口，对苏俄(饿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攻。在远东吸西伯利亚，驻军最多的是日本，足足有3个师团。他们在那儿起先是支持白匪高尔察克，高尔察克溃败后，又支持谢米诺夫，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

1920年7月，苏俄外交部派代表交给张斯麟一份宣言，那就是有名的由苏俄代理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加拉罕署名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全称《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其中最主要的条款有三:取消不平等条约；退还庚子赔款；无代价退还中东铁路。当时张斯麟在哈尔滨，接到这份宣言后，立刻带回北京，面交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并且竭力主张和苏俄建立外交关系，以防止日本的侵略。不料，段祺瑞看到这份宣言后，疑信参半，举棋不定。

因为，一方面当时各界人民知道了这消息，纷纷要求政府和苏俄建立邦交，而段本人也看到苏俄宣布放弃帝俄在华特权等，觉得这是送上门来的“礼物”；但是另一方面，当时的苏俄情况究竟怎样，谁也不清楚，接受这个宣言，结局究竟怎样，一点把握也没有，而且有可能招致协约国方面群起向中国发难的危险。所以段祺瑞决定派张斯麟到莫斯科，一面了解情况，一面与加拉罕具体协商。张斯麟接到这个命令时，一面感到高兴，因为自己的主张有实现的希望，同时也感到为难，因为阿穆尔、滨海等处均驻有日本军队，赤塔又驻有白俄谢米诺夫军队，一时不易通过。以什么名义，才能通过这层封锁线，使张斯麟伤透脑筋。但段祺瑞对张斯麟说: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能去就行。

最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假借救济华侨的名义，组织一个救济团，前往莫斯科。但此事亦颇费周折，先是商请日本公使馆军事参谋赞东少将协助，取得行程上的方便，其次是得到白俄谢米诺夫的允许。虽说这样，但还是遇到了不少麻烦。当张斯麟的专车开出赤塔不久，就被谢米诺夫的军队包围起来了。那是在一个晚上，张斯麟已熟睡，被他的副官叫醒，说有一个谢米诺夫的部下的将军要见他。原来，那将军是奉谢米诺夫的命令，要对专车进行搜查。

开始，张斯麟不肯答应。那军官咄咄逼人地说：“张中将，你是军人，你总懂得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张斯麟也不甘示弱，反唇相讥道：“但我也是外交人员，你总应该知道国际公法。”这时，张斯麟心中却有几分担心，因为谢米诺夫的靠山是日本人，而中国毕竟是没有国际地位的。两人僵持了一阵后，白俄将军最后提出只要张斯麟送他两车皮粮食，就可以免受搜查。张斯麟终于答应了。这样，虽然失去了二车皮粮食，却保护住了他携带的重要文件。

不久以后，张斯麟的专车抵达土乌金斯克的远东共和国。这是苏俄为避免与协约国冲突起见而设立的，作为一个缓冲地带。在张斯麟到达上乌金斯克时，适逢远东共和国政府所派往中国北京的使节尤林，行抵恰克图，被北京政府拒绝入境。在张斯麟将远东共和国政府派遣外交使节的意图电告北京政府后，尤林始得入境。后来尤林到达北京在南池子设立了办事处。

张斯麟进入苏俄后，受到苏俄政府的礼遇。那时苏俄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经济萧条，商品奇缺，几乎什么东西都买不到，每人每天只能配给少量的黑面包，但对张斯麟一行的招待却十分周到，沿途有盛大隆重的迎送仪式，是以招待大使级外交使节的礼仪来接待的。在张斯麟一行抵莫斯科后，被安排到过去王公大臣的官邸里下榻，外交部还特地送来一头牛，作为对他们一行人员的款待。

在莫斯科，加拉罕会见了张斯麟，又安排列宁接见了张斯麟。一天下午4时，列宁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张斯麟，随张同去的还有当时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长刘绍周，此人被瞿秋白誉为“俄国留学生中最出色的一个”，孙中山先生给列宁的函电都由他转。张斯麟苏俄之行，就是由刘绍周和伊尔库斯克总领事朱绍阳充任翻译的。列宁谈话一开始就提到了孙中山先生，由于列宁知道张斯麟留日时与孙中山常有来往，会谈就更融洽。列宁很崇敬孙中山先生。

他在谈话中一再提到并货许地说：“孙博士是伟大的革命家。”接着又谈到整个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列宁说：“中国如果安于现状，是不会有前途的，应该换一换旗帜，首先要有个革命的政党和它所领导的革命武装来与旧的腐朽的东西作坚决的斗争，不然还是没有前途的。”列宁对中国问题的精辟见解，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关心，使张斯麟十分激动。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张斯麟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在他到达莫斯科不久，直皖战争就爆发了，随之段祺瑞下野，国务总理易人。此时，中国派外交代表张斯麟到莫斯科的消息已传扬开来。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大为震动，协约国派驻北京的外交使节出面干涉，严词责备中国不应在未征得协约国同意之前，擅派代表赴莫斯科私与苏俄建立外交关系。北京政府于是慌了手脚，一面急电召张斯麟回国，一面令驻英公使施肇基转告苏俄驻英商务代办，说张斯麟是段祺瑞私人所派，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这样一来，张斯麟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赶忙向苏饿说明中国外交是仰人鼻息，不能自主情形。加拉罕亲自来找张斯麟，说：“不要紧，你们的难处我们知道，你们的政府不承认你，我们承认你，你放心好了。希望你不要着急，再等一个星期，我们正在起草一个第二次宣言，还要请你带回。”瞿秋白在《俄乡纪程》里也谈到：“张斯麟在莫斯科奉政府撤回命令时就报告苏俄政府，另有总领事赴莫，劳农政府只说一声‘中国既派代表来，俄国亦要派代表去。”’然而，北洋政府并没有与苏俄直接联系，而总是由伦敦转电，显然是缺乏诚心的。

在以后的一个星期里，苏俄还是热情地招待张斯麟一行，双方仍旧进行协商，并邀请张斯麟到列宁格勘和克郎斯大特军港参观。回莫斯科后又继续协商，张斯麟表示愿与苏俄友好，第一步从互相贸易入手。一星期后，加拉罕亲手交给张斯麟一份编号为第63732号的第二次宣言，即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等等。

张斯麟亲携第二次宣言搭专车回国，留俄学生旅俄华工联总会会长刘绍周同行，苏俄也派人秘密随张同来北京，带来共产主义书籍、宣传品等多种物件。1920年12月13日，张斯麟的专车抵满洲里站时，恰好瞿秋白去苏俄的专车也停靠在站，瞿得知张返国，就到张斯麟乘坐的专车上面询苏俄情形，并向张说他此行是赴莫斯科考察，嘱张为他写介绍信向各方介绍。张斯麟当即写了几封介绍信交他带去。这就是瞿秋白在《俄乡纪程》里记述张斯麟一段的由来。

张斯麟回到北京后，北大学生听说他刚从莫斯科归来，特去向他询问苏俄详情，并约定于某晚在张斯麟寓所与苏俄秘密派来的人见面（时任翻译者为吴鸿猷，随张斯麟同赴莫斯科者)，在张寓所开了两次座谈会，苏俄秘密使者将随身带来的进步书籍等，如数交给北大学生。然而，当时军阀政府争取夺利，忙于内战，搜刮民脂民膏，置外交于脑后。

张斯麟回北京后，将苏俄第二次宣布面交国务总理靳云鹏、外交总长颜惠庆，并建议与苏俄建立邦交，但靳、颜因怕得罪列强而不敢自主，所以不仅没有理睬张斯麟的意见，就连张斯麟回来的第二次宣言也不敢细看，就匆匆忙忙将之密交外交部，锁到档案柜中去了，根本不愿与苏俄作进一步的协商。于是，张斯麟愤而离职南下，到上海居住。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得知张斯麟南下的消息，即特派钮永建专程来沪往访，详询出使经过以及宣言问题。张除将详情告知外，并将第二次宣言译文交钮永建转呈孙中山，他还将自己的观感告诉了钮，即只有苏俄才是真正以平等对待中国，要救中国非先与苏俄建立邦交不可。他还将列宁崇敬孙中山及对中国革命寄予莫大的希望等语，也一并托钮转达孙中山。

不久，广州革命政府就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接着孙中山先生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即“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发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今天我们谈中苏关系时，不能忘记当年为孙中山先生带来苏俄支援中国革命佳音的张斯麟。

张斯麟曾在上海闲居多时，后又出任过长清、涡阳、凤阳、永泰、晋江等县县长，蒲田、龙溪团管区司令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定居上海，1956年5月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又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委员等，于1967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