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今年73岁。4年前，她开始需要药物才能够入睡，或者睡上几个小时。再早些时候，睡眠也浅，常常做梦。若是几天睡不好，农村常见的办法是给几片“安定”(又称安眠药，是一种镇静催眠的药物，写作时查看才知道也是二类精神药品)。
后来，在国家药物安全管理严谨之后，安定成了处方药，我的母亲也不能随时买到了。随之而来的是到处求医问药。尝试了不同的中医方子，不奏效。有的说，是肝火旺盛造成的。有的说，是更年期的结果。有的给助安眠的西药。
直到有一天，我去请教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他提示我说：“可以去精神卫生医院看一看。”
就这样，我的母亲在县城精神卫生医院那，拿到了抗抑郁和焦虑的药物。
我的母亲是一个看起来特别乐观的人。她养育了三个儿女，都特别争气，儿子读到了清华，两个女儿在各自的领域努力，都有所成。三个子女现在都安家立业，家庭合睦。看似，我的母亲本该安享晚年。
这也是在她年轻时遇到难事，去找算命先生时，算命先生“许诺的”：“你现在过的很苦，但是你的晚年会不错。”
带着这样的希望，我的母亲容忍了早年经常被家暴的婚姻，承担了里里外外的家务和能赚些钱养育孩子的活，努力乐观，省吃俭用。
而如今，算命先生所“许诺”的“好的晚年”，并没有完美到来。
对于焦虑症抑郁症，我们很可能自己经历过，但是很难和自己的妈妈联系在一起。现在的媒体报道也常常关注的是年轻人的精神健康。在我的妈妈这里，她是个特别爱诉说，表达，做事起来特别有劲头的人，她似乎可以承担生活中所有的不快。
她开始吃抗焦虑抑郁的药时，还能够特别坦诚地跟邻居，跟我的叔叔婶子们直接说：“我是因为焦虑抑郁睡不好，我吃这个药了，好多了。”
农村很多人对“精神病”有偏见，许多人不但不会承认自己有这问题，更不会坦诚自己吃药。不过也许，焦虑和抑郁听起来是比精神病更能接受的词语。无论如何，那时候，有心理学背景的我想，我的妈妈如此地坦诚，如此地诚实，已经具备了精神问题可以好转的重要基础。
4年以后，我发现，我对母亲的精神状态的理解，甚至对于老年精神问题的看法，过于乐观了。
母亲服药的初期，睡眠明显转好。就是在睡眠稍稍稳定的时候，我母亲自作主张，开始给自己减少药量。毕竟，农村对于“西药”的偏见是，认为“西药是有毒的”，况且，服用精神类药物，也的确会有副作用。比如，我母亲明显感觉，更忘事了，也会头疼。
但对于精神类药物的药理，我是有所了解的。随意减少或者戒断，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症状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
也和很多人一样，我的家人总是心怀另一重希望，那就是对中药的信任，所以只要有人推荐中医或者偏方，我妈妈就会中断西药去试试。直到新的中药药方表现得不太有效，她才会又回到西药。
就这样，到确诊焦虑和抑郁第四年，我妈的状况变成了，几乎只能靠药物支持才能入眠，睡上几个小时。
这样的状态，我的母亲逐渐接受。从我的医生朋友的角度：“先能睡着最重要，才有修复的可能性。”
有一次，她突然决定跟着我出差的姐姐来我所在的城市，来的时候忘记带她的药了。这些药都是处方药，到我家的第一晚，我只能去药店给她买了助睡眠的褪黑素：她一夜未睡。
第二天，我带她去这里的精神卫生医院看医生，主要是希望拿到处方药。也在这天，当我去健身时，跟我的健身教练聊天，他说，“我的妈妈也刚诊断中度抑郁，在服药了。” 我知道他的母亲来自安徽的农村，在城市里打工。
我完全明白，这并不是“巧合”。因为自从我的母亲吃药，她就发现，自己身边的朋友都有睡觉问题，她推荐她们去看精神医院，而很多人也发现这些药物有效。
我知道，我的母亲是生于五六十年代的，许许多多的，看似有睡眠问题，实则有精神健康问题的母亲们之一。
之前，医生朋友告诉我，每个市都只有一所精神卫生医院。我所在城市的精神卫生医院是三甲医院，一早9点，排队的人就特别多。
我陪母亲排队时，发现“睡眠障碍科”的中老年阿姨特别多。她们身体上的衰老，似乎也加剧了她们看病时的状态：紧张，表情哀伤。
排到我母亲时，医生很认真地询问她的病史，还特别问到：“你都是想什么事情？”
我的母亲试着用方言诉说她的遭遇，以及从中所受的和困惑和委屈。随后，医生给她开了去做心理测评和睡眠质量测评的检查。
我是学心理学的，虽然知道这个测评我的母亲肯定是重度抑郁焦虑的结果。我还是带着她去做测评。
在排队时，我好奇这些测评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是自己来看病，如何操作？是有人1对1来询问还是直接答题？很明显，很多老年人是不能认识也不能阅读那么多题目的。
当我们进入到“团体测评室”时，医生直接叫我陪伴做题。
心理测评的问题是90个，答案从 没有，到严重，来自判断选择。
我的母亲很认真地听，大部分回答是经常和严重。我并不意外，她的确时常处于担心且特别焦虑的状况。
另一类问题，虽然是心理测评里常见的问题，当发问对象是老人的时候，我突然变得有点诧异和难以发问：
我的诧异来自，一方面，在我和母亲的任何对话中，我们似乎没有提及过她的性体验，性想法。另一方面，在面对老年人时，社会全体好像自动就把“性”的话题直接删除了。
我鼓起勇气把这些问题提给了她，并未跳过。我观察母亲，发现她并未躲闪，在这一类的问题下，她的答案显示，她并没有对性有什么特别的欲求和想法。而我知道的是，经历过家暴的她，跟丈夫早已分床多年。我想，她的性欲望是如何被逐渐抹杀掉的呢？
另外一类问题，给我了母亲状态的重要提示：精神状态的躯体化。
我的母亲一直是感觉身体比较弱的，年轻时候，常有胃病，后来是背发紧，腿无力，常常觉得全身没有力气。和我父亲吵架冲突了，也会犯恶心。
这些“身体”的状况，我妈都归咎于：“干活太多，太着急了。” 或者农村常说的：“累上火了”。她以前的解决方案都是，要么是吃一些降火的药，要么病倒，由村里的医生开点消炎药，止痛药，打葡萄糖等暂时给压制一下。久而久之，她给我的感受是，身体经年累月都在承受着不同的剧烈的不适，又不知道从哪里“治起”。
学过心理学后，我明确地知道，背发紧，是很明显的焦虑的躯体化，无力感则是抑郁的重要表现。几乎是在突然之间，这次测评点醒了我和她：这些问题是精神问题的躯体化。
心理治疗通常需要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师的双重支持。但这几年，在我看到她抗焦虑抑郁的药对睡眠很有效果时，很难给她找到合适的懂老年人和懂方言的心理咨询师。不过那时，我总以为，她跟我多诉说，多“看开”，就可以了。
在身体疾病面前，我们会积极治疗，或者说，有法治疗。
单在我母亲的精神疾病面前，我无论是作为女儿，还是学过心理学的相对专业人士，却感觉无从下手：是先重视精神问题，通过心理咨询和药物解决？还是先重视她的生理状态？
一方面，她现在心理状况是剧烈焦虑，头脑中的思绪时刻不停，会反复咀嚼过去的创伤。这些创伤复杂到如一团乱麻，无从理清线头：甚至，她所咀嚼的遭遇里，有很多人已经死亡，到底从哪里拆起呢？
另一方面，她73岁了，几十年劳作后的身体，就像历经风霜的玻璃瓶，老化，易碎。因为腿疼，她没有办法保持运动量；因为心情不好，胃口不佳，她又营养不足。她每天都在吃钙片、维生素、鱼油，但并不足以恢复过于耗损的“身体机器”。
拿到检查结果后，医生很好心地说：“你想想你这些事，还能有人‘复仇’的话，咱就复仇。人如果已经没了，也就没办法解决了，咱们就忘了。你说怎么样？”
我母亲眼睛看着他：“感觉都卡在脑子里，没把法忘了怎么办？”
我理解她，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她在破碎的状态，毫无力气“忘记”。抚平创伤，也是需要体力的。
母亲：“你爸在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根本没有保护我。”
我：“你那时候受欺负是封建家庭把儿媳妇不当人看的结果，不是我爸故意的。”
母亲：“那他如果能站起来，我就不会那么受欺负了。”
这句话一说出来，我自己都知道不对，立刻闭嘴了：出生于1951年的她，11岁开始在人民公社干活给家里赚工分。二十几岁通过媒人说亲，嫁给了我脾气暴躁的父亲。而父亲的家庭，都想捞我爸外面做活赚的钱。无论我的母亲如何努力干活和照顾他们，他们也要在我外出做活的父亲面前说他妻子的坏话。
在那个时代，离婚绝无可能：那是对整个家族的耻辱，女的离婚了也不太会再找到新的婆家。她“选择”的是忍辱负重，把所有希望放在养育好自己的孩子上。在农村，男人大多只干外面的活。和所有的农村女人一样，她一个人承担了家务和地里的活，熬过了养育三个孩子的日夜。
因此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整体态度，她没能给去读书，更没有机会通过“念书懂很多道理”，从而失去了许多选择的可能性。
在这一次聊天中，我深切感受到母亲好似被捆绑，越挣扎越紧的处境，这一切的“元凶”，到底是谁？
几年前，她在跟我父亲吵架后，跟我诉苦时，问我，“你读过书，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为什么，我一辈子对丈夫好，不舍得吃喝，如此努力地生活，最终是这样的？”
我这个出国留学读过女性发展课程，也通过阅读女性主义研究女性困境的人，却在母亲面前，失语。
那天，在我们看完病回家的路上，她聊起我的姥姥：“你的姥姥是一个聪明的人，她在我14岁的时候，去村里一个老师家说，‘你应该办个班，让我二女儿这样的女孩来学几个字。”
就这样，我的母亲得以半天念书，半天做公社干活，学了三年，认识些字。
坐在出租车的母亲，眼睛望着热闹的城市，幽幽地说：“多亏我认识了几个字，才知道自己名字怎么写，才能知道自己是谁。”
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