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平等”的论调不断提高人们的期望，“想进入上流社会、想拥有更多物质财富”的焦虑让人为了成功而努力，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也是失败者和社会底层的痛苦。已经享受更多的上层阶层又被冠以努力、能力强等道德优越感，这是真的吗？

西方近200年的财富和经济机会有了巨大的增长，而人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的焦虑也增长了，这种增加的焦虑被称之为现代不安和不满的状态焦虑。

们在心理学上的满足感主要来自于和别人的比较，而我们更愿意和一个被认为和我们平等的人进行比较。在不平等、不自由的的社会里，人们往往忽视最大的不平等，从而享受一个自由：你可以羡慕、嫉妒或者憎恨那些上层社会的人，却不用为自己身处底层而感到羞愧和焦虑。政治和宗教都宣传人们要顺从和接受自己天生的地位，我们自己也认为所处的社会阶层多半源于出身而与自己无关，自己也不用负责。（封建统治者靠暴力辅以欺骗来巩固统治，动力是大棒产生的恐惧）

但在精英政治制度的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被允许以不受种族、性别、阶级、背景、年龄等限制的任何方式来实现自己，新闻和舆论都在暗示：美国理想不包括追求地位平等，只要努力就能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这些宣传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似乎可以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获得自己想要的，如果你处于底层社会，那么是你自己不够努力。

尽管我们在经济、教育等方面不一定平等，却被社会在理论上赋予了平等自由的权利和机会，所以一切变得微妙了：我们不仅可以和身边的人比较，还可以和上层阶层的人比，甚至有资格和地球上任意一个人比。尽管很多人的内心反感这种比较，却不能阻止别人拿他人的成就和自己比较，这就像是为自己没有和没做的一切的含蓄的指责。即使没有那么天性上进，你也不得不承担被比较的焦虑。这是很痛苦的，除了折磨自己，你也会因为渴求（上层社会的）身份而企图拼命的往上爬。更有一些人将这种比较产生的焦虑内化成让自己努力的要求，拼命的往前跑。美国著名的励志演说家莱斯.布朗就认为：人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自己的选择，他本人不是天生的演说家，他的成绩是经过自己不懈努力达到的，但其实一切都没有他说的那么容易，总有些人即使很努力也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资产阶级统治者靠激发人们的欲望来实现发展，动力是胡萝卜的诱惑。）

不得不承认：西方平等的观点激励了社会的发展。法国作家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到，已经富裕的美国人还想要更多。在平等的社会里，人们想要拥有别人拥有的东西是很自然的，在一切都或多或少的平等时，微小的不同也可能被注意到，很多东西都成了生活必需品，慢慢的奢华变成了体面。随着越来越多人想要的更多，越来越多人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很多人为了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去偷、去抢、去骗、去各种搞怪博眼球。旧时代所谓的顺从是消极的，但可以让人平静的适应可能发生的事情，但现代的“平等”带来的焦虑打破了人们的内心和社会的稳定。

法国思想家卢梭认为，让人感觉满足可以给他们更多钱或压抑他们的欲望。他认为富有不仅仅是一个有多少的问题，也是一个想要多少的问题。如果我们还想要很多，那么我们就是个穷人，如果我们感觉满足，我们就是富人。卢梭提出了高贵野蛮人的说法，但如果印第安人是精神满足的高贵的野蛮人，那么改变了印第安人生活的英国人所做的所谓改善他们的生活的做法其实是剥夺了他们的幸福。

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我们的自尊=我们取得成功的数量/我们期望的数量，而社会在不断提高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必须不断成功来取得自尊，对成功的过度期待让我们焦虑。

除了追求“平等”，精英政治对富人的歌颂也加剧了我们的焦虑。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流传三个故事：歌颂富人对社会的价值、宣传身份与德行相关、认为穷人是因为蠢。（旧故事是穷人对社会贡献大，穷人品行不低下、富人腐朽堕落恶贯满盈）如果你认为美国是精英掌控的，如果你认为处于顶端的人的成功荣耀是理所应当的，那么处于底层的人的失败痛苦也是应该承受的。在当今美国，一个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不幸，所以失败了就不应该得到一切，而成功也不是因为幸运，是成功者创造了幸运，人们的地位证明了人们的真实品质，有钱不再被仅仅冠以幸运也是道德优越感的标志--正义的因素似乎进入了成功失败的分配。（失败都会受到惩罚，封建统治下是暴力的失败，这里是赚钱的失败）

美国政治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认为国家是为了自由、开放和公平，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不违法的事情。更多赋税是盗窃，为不工作的人付钱是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破坏，会使人变懒。对此左翼人士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精英政治是一种欺骗，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的谎言，很多人的所谓的成功是通过欺骗、债务或者运气实现的。的确，成功有很多制约因素，在很多重要方面我们在受到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的摆布，包括天生的才能、不平等的机会、不对称的信息、运气、平台、伙伴及全球性影响等诸多方面。在这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不稳定时代，失败的人会以羞愧收场，成功的人地位也可能不会保持很久，很多领域我们这次和上次的表现一样好却失败了，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奇怪后果，加剧了人们的焦虑。

新时代出现了新的信仰，比如吉米.埃利斯主教成立了胜利基督教中心让人和金钱做朋友。但也许我们应该想想传统基督教里面，高高在上的耶稣在现实生活里面只是一个木匠。

第二个问题：除了主观努力还有很多因素影响成功，平等社会对于上层阶层优秀品质的言论和不平等社会关于上层阶层被上天眷顾的传说一样，是人们对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的解释和自我安慰。真实的现实就是大家都想要的东西就是那么多，有的人得的多，就会有些人得的少，而这里说的想要的东西除了钱和自由还有什么？

获得上层阶层地位的方式在历史上是不同的，但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地位是一种荣誉，获得地位可以受到尊重和良好的对待，得到关心和关注，有众多人围着转，这就是社会的势利倾向。很多时候我们不喜欢低薪工作，除了钱，还因为从事这份工作的人容易被别人忽视。很多有钱的人还在继续工作，也是要让别人看到他的成功。

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问，激烈竞争是为了什么？对财富的追求、对权利的野心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吗？不，是为了尊严和尊重，是希望被善待和关注。美国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也认为：如果我们被遇到的所有人忽视，这比折磨更痛苦。我们在意地位，因为我们的自尊依赖于别人的尊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当我们常常被忽视就会失去信心。我们和那些小婴儿一样，需要那些被爱、被关心的小迹象，需要被持续关注才能发展。

一旦我们发现被爱和关心很重要，很多事情就明晰起来，在市场经济社会里，财富可以获得这些，比如很多消费为了获得关注，或者说是为了面子。

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发明了“地位象征”这个词，提出一个被称为有闲阶级理论。这些阶级的炫耀性消费，炫耀性有闲，购买奢侈品，豪车等等都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一旦这些代表身份的东西流行起来，他们就会寻找其他的来显示自己的不同。人们关注身份地位，因为他们想要被重视。谁都会因为别人的冷漠而感到压力，别人眼里的脆弱感会让人感觉被羞辱。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对爱和关注的渴望比对物质的渴望更强烈。

第三个问题：身份的焦虑的主要来源于渴求身份、过度期待、精英掌控、制约因素和势利倾向等等，这里有心理原因也由于我们的价值观，而我们如何从政治、哲学、艺术等方面努力摆脱这些焦虑？如何想象一个尊严重新分配的理想世界？

今天无论在哪个领域，谁的地位高我们就崇拜谁，其他人就被边缘化。作为日常的主要信息来源--看报纸，这看似无辜的行为隐藏着无数微妙甚至阴暗的信息，通过读报我们发现，相对于主导地位的理想，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那么出色，这种巧妙的指责最终让我们感到内疚，那么是谁塑造了“最理想的人的类型”？

卡尔.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的思想的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权利主要集中在社会顶端，在那里的人是主要负责传播意识形态上的信仰的人。过去贵族在社会顶端，成为贵族并继承金钱被认为天生高贵，现在市场经济环境，商人和企业家在社会顶端，賺钱和商业贸易被认为是最高尚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像无色的东西，通过各种媒介慢慢的被释放到社会中，至于方式，正如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说，读报取代了去曾经的教堂，媒体取代了过去的牧师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的传播形式。

如果意识到是强加的，那么意识形态的统治永远不会成功，意识形态的各种观点永远也不会起作用。所以除了我们的政治意识得到发展，否则我们永远也不会发现那些统治阶级的观念曾经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愚弄）着我们。

英国评论家兼作家约翰.罗斯金参加了一场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激情的竞选，他痛恨人们对财富的痴迷，认为工业革命扭曲了他同时代人们的价值观，他认为人们太急于致富，虽然他也爱财富，但他更喜欢真实、善良、聪明和虔诚这些生活的美德，他批判了穷人就是有错的观点，帮助福利国家的建立。这些胜利证明通过唤醒人们的政治意识，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如果社会的意识形态还不能改变，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哲学来“独善其身”。哲学可以让你坚强，可以帮你做决定，通过逻辑思维判断世界对你的评价是否公正。

很久以来，身份或者尊严都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别人的评价就像是一面镜子精确反映自己。如果周围的人认为自己邪恶或卑鄙、是个胆小鬼或失败者，是个蠢蛋，那么自己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也变得无法接受，这一点值得让人思考。著有《沉思录》的罗马皇帝兼哲学家马库斯·奥勒留提醒自己：把听到的任何关于他的人品和功绩的评价首先诉诸理性分析，然后决定是否让这些观点影响他的自我观念，他认为他的自我形象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分析之上：“是否每个人都会轻蔑我？这是他们的事。而我自己的事就是保证没有做过或说过任何可以遭人轻蔑的事情。”

别人很容易用他们的轻视来挑战我们，但我的尊严不需要别人的证词，如果主宰不了我的认知，就主宰不了我--这些思想上的坚强可以保护我们脆弱的自尊，但要警惕因为自闭而陷入无能的境地，要知道适度的焦虑会促进人们行动从而提高自己，所以亚里士多德提出：人的行为如果不加以反省自律，容易走向极端。他继而提出一个可靠而睿智的理想之道或中庸之道，要求我们应该依靠理性的帮助朝这个目标努力。

如果我们已经认真地听取了对我们行为的合理批评，对由我们的追求而引起的特定焦虑已经给予了足够重视，对我们的失败已经承担了应有责任，但社会依然赋予我们一个很低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可能会采取西方传统中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曾经采取的思维方式：在对我们身边的价值体系有了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理解之后，我们可能会采取一种理性的遁世态度，并且不带任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或孤芳自赏的味道。

“一旦我们充分了解了他人思想的肤浅和空洞的本质、他人观点的狭隘性、他人感情的琐碎无聊、他人想法的荒谬乖张，以及他人错误的防不胜防，我们就会逐渐对他人大脑中进行的一切活动变得漠不关心。……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任何一个过度重视他人观点的人给了他人过高的尊严，”哲学遁世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瑟·叔本华如此说道。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遁世哲学的建议，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在维护我们身份方面所采取的幼稚做法——这是一个我们永远都无法完成的工作，因为它在理论上要求我们跟任何一个对我们抱有负面评价的人进行决斗，将其杀死——只有接受了遁世哲学的建议并放弃了这种幼稚的做法，我们才能够在严密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对自己价值的正确认识，并从中获得一种可靠而有根有据的满足感。

如果以实用价值为取向认为艺术没什么用处，那么可以看一看英国诗人兼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他认为艺术在人类生活中举足轻重：“致力于消除人类的错误，澄清人类的混乱，降低人类的痛苦”。阿诺德说，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心怀一种愿望，“使这个世界变得比它原有的状态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几乎在每一部19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对标准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攻击或质疑，小说通过呈现被遗忘人群的生活，对占主导地位的等级观念在想象的领域起到抵制作用。艺术家的创作通过反映普通人的生活来告诉我们：平凡生活也很有意义，也有价值和尊严。荷兰风俗画家彼得·德·霍赫创作了《代尔夫特城庭院》等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的描述，作品含蓄的颠覆了社会普遍认同的谎言：女人的家务劳动是可以被忽略的无关紧要和毫无价值的。电影也常常拍摄普通人的生活，通过反映普通人生活的混乱让你觉得不那么孤单，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即使是普通的生活和日常事件也能充满意义并值得尊重和关注。除了小说、绘画、电影，悲剧、漫画都有同样的作用。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把我们的思想引向死亡，这会减轻我们对失败的焦虑，鼓励我们少关注别人的观点，别人终究不会为我们赴死，我们不要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而是在乎人生经历。死亡总是胜利，它会提醒人们财富是毫无价值的，但即使是毫无价值的，也不影响我们到死亡之间对地位的关注，不过知道一定要死亡的想法会改变你的价值观，你会发现亲人朋友等等人性的可能比工作更重要，它会提醒我们集中精力到更重要的东西。

基督徒认为，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这回事，只可能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人和我们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弱点从而对他人产生一种陌生的印象，在教堂中一起欣赏音乐可能会让陌生的彼此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从而建立起真挚的联系。但很多时候，很多公共场所充满了腐朽和可怕，特别是一些公共条件糟糕的国家，让人们更加想在物质和精神上独立于它，那么对上层身份的欲望则会变得异常强烈。（比如当你身处大声嘈杂，异味充斥的公交车，会希望有个私家车）

圣奥古斯丁认为罗马人所极为看重的东西——积累财富、大兴土木、百战百胜——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变得毫无价值，而应该关注基督教提出的爱自己的邻人、行为谦恭、乐善好施，以及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受上帝的控制等等。通过利用手中掌握的审美资源、建筑、绘画和弥撒曲，基督教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地，用来抵抗世俗价值的权势，从而使得对灵魂的关注成为首先进入心田和视野的东西。

当基督教失去了它对想象力的控制，波西米亚运动用另外一种方式挺身而出。

19世纪初期，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画家凡妮莎.贝尔和他的朋友--布鲁姆斯伯里团体开始了一个实验--波希米亚运动，后来人们用波希米亚人来指一批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体面原则的人。他们和世俗的争端主要发生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其中一方是对世俗成就的极端重视，而另外一方则是对体悟感知的极端重视。

他们突破了很多传统障碍，但这种放荡不羁的态度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演变成任性的怪癖。波西米亚运动持久的贡献就是以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资产阶级主流所忽视的方式得到尊严和严肃。人们一个人可以活的很简单，就像波西米亚一样，本质上是要求一种真实，一种态度，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从而从对自己的地位的担忧中解放出来，牺牲物质换取生活方式。如同波希米亚人有时冒着极大的危险想要证明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受错误思想的误导，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平常所表现的那样令人心醉神迷，一旦认识到这点，就再也没有必要受到资产阶级的身份观念的影响，从而使自己深陷焦虑之中。

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亚的目的并非废除身份等级，他们只是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而这些等级建立在那些为大众所忽略或批判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当你不能获得社会普遍的意义上的成功，你依然要给自己自尊和信心，你在一些有价值的方面获得了某些东西，它可能是经验，进步，家庭，平和等等方面。通过这些自尊和信心，你会让自己相对于自己更加努力、积极向上取得现实意义上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