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
文汇报2024-03-21 16:08
《流风回雪：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李磊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个时代政局动荡、战火纷飞，这个时代思想活跃、文化繁荣。《洛神赋》：“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中轻逸飘摇的“流风回雪”之姿成为这一时代的底色。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也成为打在这一时代士人身上的标签，最终转化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品质，一直影响至今。
书中以嵇康、阮籍等人物和荀彧之死等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切入，从政治与思想互动关系的角度阐述六朝精神史的变迁，从而理解士人是如何在积极入仕庙堂的同时，又可以在精神上处于山林之间。
>>内文选读：
易代之际的士人政策
如果说江左士风从东晋迄于宋、齐、梁的变化可以归因于士林与皇权之间关系的变动，那么这一视角虽然仍可贯穿于陈朝，但问题的逻辑却发生了反转。皇权一直试图干预士风，贯彻皇权权威，而士大夫则力图维持其文化上的自立性， 不论刘宋时代二者的冲突、还是南齐时代二者的妥协，都反映出士林与皇权的关系是在对立中达成统一。梁末侯景之乱与江陵沦陷，使士大夫遭受数百年来未有之大变乱，基本丧失了与皇权相抗的力量，陈朝的名士风流更多地取决于朝廷对士大夫的宽待态度。
陈寅恪先生说，陈朝为陈霸先依靠南方土著而建，其政权性质已大不同以前的王朝，“此为江左三百年政治社会上之大变动”。入陈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与陈朝的士人政策密切相关。可以将梁末丧乱与北魏末年的丧乱作一对比。与陈霸先势力类似，尔朱氏也是在旧统治秩序崩溃后崛起的新兴力量。尔朱荣大集朝士，“列骑围绕，责天下丧乱，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缘此等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纵兵乱害，王公卿士皆敛手就戮，死者千三百余人”。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固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思量，而且这一政策也并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使其失去争夺天下的道义支持，但他以士大夫“不相匡弼” 作为制造屠杀的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这表明在社会观念中，士大夫对天下兴亡是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的，这个责任是理当被追究的。西晋中朝名士王衍在“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的名义下为石勒所杀 ，桓温也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均为同类之例。
图源：视觉中国
与尔朱氏不同， 陈霸先并未追究士大夫对梁末丧乱的责任。梁敬帝禅让诏书云：
梁德湮微，祸乱荐发，太清云始，见困长蛇，承圣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窃神器，三光亟沈，七庙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坠，我武、元之祚，有如缀旒，静惟屯剥，夕惕载怀。
诏书将萧梁的灭亡视作“梁德湮微”，德运所致。“运不常夷，道无恒泰”，王朝兴亡是历史的规律。陈武帝登基诏书称：
有梁末运，仍叶遘屯，獯丑凭陵，久移神器，承圣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祸，复罹寇逆，嫡嗣废黜，宗枝僭诈，天地荡覆，纪纲泯绝。
随后分遣大使宣劳四方，下玺书敕州郡曰：
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应天，五胜相推，轩、羲所以当运。梁德不造，丧乱积年，东夏崩腾，西都荡覆。萧勃干纪，非唯赵伦，侯景滔天，踰于刘载。贞阳反篡，贼约连兵，江左累属于鲜卑，金陵久非于梁国。有自氤氲混沌之世，龙图凤纪之前，东汉兴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乱，天下分崩，未有若于梁朝者也。
图源：视觉中国
陈武帝说自己“冒愬风尘，骋驰师旅，六延梁祀，十翦强寇”，都不能改变梁朝“天禄斯改， 期运永终” 的命运。不论是梁朝自己的总结，还是陈朝的盖棺定论，都没有言及梁朝的灭亡是人事所致，而是将之看作德运的转移。这些诏书虽皆为士大夫领袖徐陵所作，但其政治观点无疑来自最高统治者。如果说禅让诏书所言还只是例行文字的话，那么三年后，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八月戊子诏书则明确表达了梁朝风俗的看法：虽然对梁末奢丽风俗不满，却也并无整饬之意。
对于梁朝法统，陈朝给予了充分尊重。天嘉元年六月壬辰，陈文帝下诏“车旗礼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汉献帝故事”改葬梁元帝于江宁，称此举是因“梁孝元遭离多难，灵榇播越，朕昔经北面，有异常伦”。六年（565年）八月丁丑又下诏“检行修治”“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坟冢被发绝无后者”。对于梁朝士大夫，陈朝也尽量将其吸纳进政权。永定二年（558 年）十二月丁亥，陈武帝下诏：
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又起兵已来，军勋甚众。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量其所拟 ……于是随材擢用者五十余人。
事实上，陈武帝擢用的“梁时旧仕”绝不止此数。天康元年（566年）徐陵时为吏部尚书，他说：
永定之时，圣朝草创，干戈未息，亦无条序。府库空虚，赏赐悬乏，白银难得，黄札易营，权以官阶，代于钱绢，义存抚接，无计多少，致令员外、常侍， 路上比肩，咨议、参军，市中无数。
图源：视觉中国
天嘉元年（560年）二月，陈文帝平定王琳后，下戊戌诏书：“其衣冠士族， 预在凶党，悉皆原宥”“并随才铨引，庶收力用”。三月又下丁丑诏书：“萧庄伪署文武官属还朝者，量加录序。”据《陈书·袁泌传》，王琳败后，袁泌“独乘轻舟送（萧）庄达于北境，属庄于御史中丞刘仲威，令共入齐，然后拜辞而归，诣阙请罪，文帝深义之”“寻授宁远始兴王府法曹参军”。袁泌之所以敢在护送走萧庄后投靠陈朝，正缘于陈朝的宽待政策。陈朝以袁泌为侍中。《陈书》中与袁泌合传的刘广德，也是在王琳败后投降，被委任为宁远始兴王府限外记室参军， “仍领其旧兵 ”。不惟平定王琳时如此，陈朝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都会擢用流寓于当地的萧梁士大夫。举以下数例：
平定陈宝应后，陈文帝令虞寄还朝。“及至，即日引见，谓寄曰：‘管宁无恙。’其慰劳之怀若此。”
陈文帝频召谢嘏。“嘏崎岖寇虏，不能自拔。及（陈）宝应平，嘏方诣阙，为御史中丞江德藻所举劾，世祖不加罪责，以为给事黄门侍郎，寻转侍中。”
陈宣帝即位后，延续了此前的政策，如平定欧阳纥势力，引袁敬、萧引入朝。
陈朝士风的逻辑已不同于以往。士族在梁末丧乱中受到沉重打击，幸存的士人在梁末陈初的政治中不仅没有表现出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要依附新兴的政治军事集团，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郗昙、谢安的墓葬在陈朝被发掘，就表明士族势力的衰弱。然而，新兴的陈朝在文化上对士大夫有着仰视感，他们希望利用士大夫在社会文化上的权威地位作合法性辩护，这也是士大夫在这个时代残存的价值。所以陈朝并没有以政权的力量清算、整顿士风，反而优待士大夫，使梁朝士风在陈朝继续存在下去。
作者：李 磊
文：李 磊图：视觉中国编辑：周怡倩责任编辑：朱自奋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