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日，文宗在大明宫太和殿与世长辞。按照宣布的文宗遗诏，文宗五弟颍王李瀍以皇太弟身份在灵柩之前即皇帝位，由宰相杨嗣复统领文武百官。

正月十四日，新皇帝李瀍在正殿受册，这一年李瀍二十七岁。

1、靠残杀坐稳皇位的唐武宗

仇士良为了把拥立武宗的功劳归于己有，巩固自己的地位，进一步扩大自已的权势，他向武宗翻出了文宗末年杨贤妃请立安王李溶为皇太弟，文宗谋之于李珏。

最终，确定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的旧帐，指出这些人的继续存在，是对将来皇帝陛下地位构成威胁的巨大隐患，尽管他们本人没有这种非分之想，而却难以保证另外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不藉此大作文章，制造麻烦。

为了避免这种麻烦的出现，就不能继续让杨贤妃等人活在世上。

武宗与仇士良在这一问题上一拍即合，武宗对于仇士良能设身处地为自己着想自然满心欢喜，没有理由不照办。

于是，一道诏令赐死杨贤妃、安王李溶、陈王李成美。

仇士良还把对文宗的仇恨发泄在文宗生前宠幸的宦官、乐工诸人身上，对他们杀的杀，贬的贬，毫不客气。

在文宗去世的前一天，仇士良就把与自己有宿怨的仙韶院副使尉迟璋全家抓来杀死。

对于仇士良一朝得势，残酷暴虐行为，满朝文武百官无不屏气慑息，敢怒而不敢言。

当时只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批评武宗的这种刚刚即位就奉行杀戮的政策。

这就是谏议大夫裴夷直，他在给武宗的上疏中这样写道：

“陛下自藩维继统，是宜俨然在疚，以哀慕为心，速行丧礼，早议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数日，屡诛戮先帝近臣，惊率士之视听，伤先帝之神灵，人情何瞻？国体至重，若使此辈无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网之内，无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

然而，武宗在仇士良的蛊惑之下，怎么能听得进裴夷直的忠言劝谏？相反，仇士良、鱼弘志却以杀戮有功，仇士良进封楚国公，鱼弘志进封韩国公。

武宗即位伊始杀了多少人，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日本和尚圆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行礼记》中说武宗杀先朝之“承恩者”四千余人，显然是从传闻而来，不足为据。

2、未遂的政变

然而，在文宗朝得宠的宦官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不甘心失去的权势，受制于仇士良，在暗中窥测时机，卷土重来。而仇士良也视刘弘逸、薛季棱二人为肘腋之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于是，仇士良便以刘弘逸、薛季棱二人，在文宗之后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党附宰相杨嗣复、李珏，主张拥立陈王李成美，而不断向武宗进言，请求尽早除掉刘、薛二人，以根绝后患。

武宗即位之初，宦官集团中两种势力的斗争，终于演成一场未遂的政变。

开成五年(840年)八月十七日，朝廷为大行皇帝文宗举行隆重的葬礼。刘弘逸、薛季棱经过秘密策划，打算指挥他们率领护灵禁军，在葬礼举行之际，起兵倒戈，杀死仇士良、鱼弘志二人，然后废黜武宗，重新拥立天子。

但是，因事机不密，刘、薛二人在政变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便走漏了风声，被兵部尚书、卤簿使王起和山陵使崔郸事先察觉，在送葬的卤簿诸军中预先进行了反政变的部署。

这一天，文宗的葬礼如期举行，刘弘逸、薛季棱也被卤簿诸军杀死，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

同样，武宗的即位也并非当朝宰相杨嗣复、李珏的本意。

因此，杨嗣复、李珏二人不可能再被武宗所信任和重用，在武宗即位的当年，便提拔崔郸以太常卿、崔珙以户部尚书判度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华州刺史陈夷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把李德裕从淮南节度使任上调入朝廷，担任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对新朝的宰相班底进行改造。

而在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被杀之前，杨嗣复已经被罢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只剩下了吏部尚书的职衔；李珏则在文宗葬礼中被任命为山陵使，因龙鍎在向山陵行进中陷入泥淖，而被免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降为太常卿。

刘弘逸、薛季棱二人政变未遂，因他们二人与杨嗣复、李珏的密切关系，武宗不能允许杨、李继续任职于朝廷之中，于是，一纸诏令，贬杨嗣复为检校吏部尚书、潭州刺史、充湖南都团练观察使，李钰为检校兵部尚书、桂州刺史、充桂管防御观察使。

此时已经担任御史中丞的裴夷直也因接连上疏批评武宗刚即位就诛贬相继，而被免职出朝，出任杭州刺史。

仇士良等人既已通过武宗之手除去眼中钉刘弘逸、薛季棱，又旧事重提，点燃了武宗对杨嗣复、李珏当初伙同刘、薛主张拥立陈王李成美的仇恨之火，下令派遣宦官分别前往潭州、桂州杀死杨嗣复、李珏。

最后还是在李德裕等诸宰相的再三请求下，唐武宗作出了让步，下令追回已经派出赴潭州、桂州传达杀死杨嗣复、李珏二人命令的使臣，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司马，李珏为端州司马，裴夷直被贬为驪州司户。

3、跋扈的仇士良

武宗即位，宦官、神策军右军中尉仇士良以其有拥立之功，更加嚣张跋扈。

在武宗即位不久，即开成五年(840年)二月就下诏封仇士良为楚国公。

会昌元年(841年)二月，武宗赐给仇士良纪功碑，下诏令曾担任宰相的右仆射李程为其撰写碑文。八月，武宗下诏为仇士良加官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左、右二军。

观军容使，全称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是由宦官监军发展而来的军职。

“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领各藩镇军队在相州包围了安庆绪。唐肃宗以郭、李等人功高名崇，难以指挥，为协调军事，遂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监九军，成为相州前线事实上的军队统帅。

“安史之乱”平定后，鱼朝恩又奉命出任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是全国军队的总监军。在鱼朝恩之后，宦官中还没有人担任过这一职。仇士良出任观军容使，使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李德裕入相以后，颇为武宗信任倚重，这使仇士良不能容忍，于是决定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神策军统帅权，挑起事端，给李德裕一点颜色看看，让他领教一下自己的厉害。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德裕率领文武百官为武宗加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正当朝廷筹备在这个月的二十三日在丹凤楼举行加尊号大典时，朝廷中居心叵测的官员暗中向仇士良通风报信说：

“宰相李德裕和度支使，正在讨论起草皇帝陛下在接受尊号之后，所要颁布的赦文，其中内容之一，便是要削减神策军将士的军衣口粮和马草料。”

仇士良得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

神策军本是唐玄宗时藩镇陇右节度使所属的一支军队名称。乾元二年(759年)，神策军奉调参加包围相州对安庆绪作战，后来移驻陕州，归宦官鱼朝恩指挥。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进犯长安，唐代宗出奔陕州，鱼朝恩率神策军为之扈跸，代宗返驾长安，神策军随行，遂为禁军。兴元元年(784年)，唐德宗下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后来遂有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之职，神策军中虽有大将、统军诸职，而实权握于中尉之手。

由于神策军入则宿卫宫禁，出则为征伐中坚，地位十分重要，又有宦官统领，其装备衣粮均优于诸军，所受赏赐也是诸军远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仇士良对部下部署说：“如果真是如此，到皇帝发布大赦那一天，神策军将士可在丹凤楼前喧哗争闹!”

仇士良唯恐天下不乱，企图借机煽动神策军将士对皇帝和朝廷的不满，以便在乱中取利。

李德裕抢在仇士良唆使神策军闹事之前，在延英殿向武宗上诉此事。

武宗当即断言：“这一定是别有用心之人的调拨离间之词!”

又派宦官宣谕仇士良以下诸将说：“赦书内容均出自朕意，与宰相诸人无关，况且又未发表，公等怎么会听说有削减神策军衣粮之事？”

仇士良等人才惶恐谢罪退下。

4、逼退仇士良

武宗借仇士良之力登上皇位，虽然在表面对他加官晋爵，褒奖赏赐，尊宠至极，但是对这位自“甘露之变”以来就手握禁军，在朝廷中专横跋扈说一不二，制文宗如家奴的仇士良，从内心深处来说是满怀恐惧之感，厌恶的成份大大超过感激之情。

对此，仇士良已经从武宗更多的信任，李德裕的变化中有所察觉，他也对自己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动摇和下降不无担忧。为保万全，仇士良以老病为由，在会昌三年(843年)四月向武宗提出退居散秩的请求。

武宗顺水推舟下诏免去仇士良观军容使之职，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仇士良又多次请求致仕,同年六月得到武宗批准。

当仇士良的同党送他回到长安广化里私第时，他对党羽们说的一番话，淋漓尽致地反映出，唐朝的宦官，是如何通过控制皇帝来擅权干政，为所欲为的。

仇士良对诸宦官说：“诸君善事天子，能听老夫语乎？”

众唯唯。

仇士良接着说：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货财，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众再拜。

不久，这位历仕宪、穆、敬、文、武五朝，横行近三十年，曾经杀死二位亲王、一位皇妃和四位宰相的大宦官死于广化里府中，终年六十三岁。

在仇士良死去一年之后，即会昌四年(844年)六月，祸起萧墙，宫中宦官有因与仇士良积有宿怨者，站出来揭发仇士良的罪过，又从广化里家中搜出兵仗数千件。

按《唐律》规定，私家不许藏有兵器、旗帜、仪仗，对违禁者，处罚相当严厉。如私藏矛或矟，将受到各徒一年半的刑罚；私藏甲一领及弩三张，流二千里；私藏甲三领及弩五张则要被处以绞刑。

仇士良私藏兵仗数千件，即使千刀万剐也恐难抵其罪。于是，武宗下诏削夺其官爵，籍没其全部家赀。

仇士良的被迫解职、致仕，说明武宗在抑制宦官势力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武宗一朝如仇士良那样跋扈的宦官不曾再出现过，武宗在朝中政务的处置上对李德裕言听计从，这对于改变唐朝中叶以来，因宦官专权而造成的，对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政治的破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5、仇士良后，武宗朝为何没宦官专权？

在仇士良之后，武宗朝宫中宦官的头面人物是枢密使杨钦义和刘行深，这是两个胆小怯懦，遇事不敢出头露面的人。

会昌三年(843年)五月，武宗在一天夜里召翰林学士韦琮入宫，令他起草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制词。这种事情，如果在以往宦官专权时，宰相对此事不与闻是完全可能的，而枢密使不与闻，则是不可想象的。但杨钦义、刘行深对武宗这样做却淡然处之，表现得相当冷静。

就是连官中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宦官也指责杨、刘是畏懦怯弱，败坏了内臣故有风范。

然而，宦官的擅权干政，经历有年，积以成习，难以根除，李德裕于此不能视而不见，只不过是他采取了变通的办法，既承认了宦官的政治特权，又把这种特权限制在不损害朝政大局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

枢密使杨钦义与李德裕是老相识，李德裕入相之前是淮南节度使，而杨钦义则是淮南监军。本来，李德裕并不以杨钦义为然，并不像在其他藩镇那样，节度使对受皇帝之命监临藩镇的监军毕恭毕敬，杨钦义为此对李德裕不无怨恨。

实事求是地说，李德裕在武宗朝能被皇帝信任不疑，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与杨钦义对他的支持有密切的关系。

一是杨钦义是宦官头领，不会给他主持朝廷政务造成更大麻烦，二是杨钦义出入宫廷，日夜侍从于皇帝身边，李德裕也可以借杨钦义之力，巩固和提高自己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李德裕努力协调与宦官的关系，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是妥善解决了军中统帅指挥与宦官监军之间的关系。

李德裕在主持防御回鹘袭扰，平定泽潞叛乱的作战中，总结了贞元十四年(798年)，韩全义奉命讨伐吴少诚以来，对叛乱藩镇作战屡屡失败的教训。

李德裕认为以往朝廷用兵：

“其弊有三，一者诏令下军前，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预闻；

二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

三者每军各有宦官为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每战，监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马，以牙队自卫，视军势小怯，辄引旗先走，阵从而溃。”

于是，李德裕与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协商，各军中监军不得参预军政，监军可在每千人中抽取十人充卫队，如军队打了胜仗，监军亦随例沾赏。

杨钦义、刘行深接受了李德裕的建议，报告皇帝，形成制度，在武宗一朝的用兵征讨中得以成功实施。

自中书省下达的皇帝诏令，无一例外都是宰相参与起草的，枢密使不得染指其间，号令简明，前线将帅也能够充分施展其谋略，所以武宗一朝官军出战无往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