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Emrys Westacott

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深刻、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以他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以及他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中阐述的道德哲学而闻名。

启蒙运动的问题

要理解康德的道德哲学，熟悉他和他那个时代其他思想家试图解决的问题至关重要。从有记载的最早历史开始，人们的道德信仰和实践就植根于宗教。《圣经》和《古兰经》等经典阐述了信徒认为是上帝传下来的道德准则：不杀生，不偷东西。不通奸等等。这些准则被认为来自神圣的智慧源泉，这一事实赋予其权威性。它们不是某人的武断意见，而是上帝的意见，因此，它们为人类提供了客观有效的行为准则。

此外，每个人都有遵守这些准则的动机。如果你“走在上帝的道路上”，你会得到回报，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如果你违反了戒律，你会受到惩罚。因此，任何在这种信仰中长大的明智的人都会遵守他们的宗教所教导的道德准则。

随着16世纪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导致了被称为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的伟大文化运动，随着对上帝、《圣经》和有组织的宗教的信仰在知识界（即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中开始衰落，这些先前被接受的宗教教义越来越受到挑战。尼采（Nietzsche）将这种脱离有组织宗教的转变描述为“上帝已死”（the death of God）。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给道德哲学家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宗教不是赋予道德信仰有效性的基础，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基础呢？如果没有上帝——因此没有宇宙正义的保证来确保好人得到奖励，坏人受到惩罚——为什么有人要努力做好人呢？苏格兰道德哲学家Alisdair MacIntrye称之为“启蒙问题”（the Enlightenment problem）。道德哲学家需要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什么是道德以及我们为什么应该努力保持道德的世俗（非宗教）决定。

对启蒙问题的三种回应

社会契约理论（Social Contract Theory）。启蒙运动问题的一个答案由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首创。他认为，道德本质上是人类之间达成的一套规则，目的是使彼此之间的正常生活成为可能。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规则——其中许多是以法律的形式由政府实施的——对每个人来说，生活绝对是可怕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是另一种给道德以非宗教基础的尝试，由包括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42）在内的思想家开创。功利主义认为快乐和幸福具有内在价值。它们是我们都想要的，也是我们所有行动的最终目标。如果某种东西能促进幸福，它就是好的；如果它能带来痛苦，它就是坏的。我们的基本职责是努力做些事情来增加世界上的快乐或减少世界上的痛苦。

康德伦理学（Kantian Ethics）。他认为强调幸福的理论完全误解了道德的本质。在他看来，我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感觉的基础是我们意识到人类是自由、理性的人，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尊重——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功利主义的问题

在康德看来，功利主义的基本问题在于它根据行为的后果来判断行为。如果你的行动让人开心，那就很好；如果情况相反，那就不好了。但这真的违背了我们所谓的道德常识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谁是更好的人，是向慈善机构捐赠1000美元的百万富翁，还是向慈善机构捐赠一天工资的低收入工人（因为她认为帮助穷人是她的职责）？

如果后果才是最重要的，那么从技术上讲，百万富翁的行为是“更好”的。但大多数人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大多数人判断行为更多的是根据行为的动机（motivation），而不是结果。原因显而易见：我们行为的后果往往不受我们的控制，就像球一旦离开投手的手就不受他的控制一样。我可以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但我救的人可能是连环杀手。或者我可能在抢劫过程中不小心杀了人，这样做可能会无意中从一个可怕的暴君手中拯救世界。

善的意志

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开篇写道:“唯一无条件好的东西是善的意志（a good will）。”康德对这一信念的论证颇有道理。从“好”的方面来考虑你认为的任何事情——健康、财富、美丽、智慧等等。对于这些事情中的每一件，你也可以想象这种所谓的好事终究不是好事的情况。例如，一个人可能会被他们的财富所腐蚀。欺凌者的健康使他更容易虐待受害者。一个人的美丽可能会导致她变得虚荣，无法变得情感成熟。如果快乐是一个虐待狂折磨不情愿的受害者的快乐，即使是快乐也不是好的。

康德说，相比之下，善的意志总是好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康德所说的善的意志到底是什么意思？答案相当简单。当一个人出于道德责任感行事时，他们会出于善的意志行事，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责任与意愿

显然，我们并不是出于责任感去执行每一个小小的行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或者出于自身利益行事。这没有什么本质上的错误，然而，没有人因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值得称赞。它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就像它对每种动物来说是自然的一样。

然而，人类的非凡之处在于，我们可以，有时确实会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采取行动——例如，当一名士兵扑向手榴弹时，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他人的生命。或者不太引人注目的是，我按照承诺偿还了一笔友好贷款，尽管发薪日还有一周才到来，这样做会让我暂时缺钱。

在康德看来，当一个人自由地选择做正确的事情，只是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时，他们的行动为世界增加了价值，可以说用短暂的道德善良的光芒照亮了世界。

了解你的责任

说人们应该从责任感出发尽自己的责任很容易——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有时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道德困境，不清楚哪种行为方式在道德上是正确的。

然而，根据康德，在大多数情况下，义务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不确定，我们可以通过思考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一般原则来找到答案。他声称，这是道德的基本原则，所有其他规则和戒律都可以从中推导出来。

康德提供了这种绝对命令的几种不同版本。其中一条是这样说的:“只按照你能将其作为普遍法则的格言行事。”

这意味着，基本上，我们应该只问自己，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做，会怎么样？我能真诚地、始终如一地希望世界上每个人都这样做吗？根据康德的观点，如果我们的行为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那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是否定的。例如，假设我正在考虑违背诺言。我能希望有这样一个世界吗？在这个世界里，当遵守诺言不方便时，每个人都会违背诺言。康德认为，我不希望这样，尤其是因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人会做出承诺，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承诺毫无意义。

目的原则

康德提出的绝对命令的另一个版本指出，一个人应该“永远把人本身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这通常被称为“目的原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但它将遵守规则的责任推给了人类，而不是接受神圣影响的约束。

康德关于什么使人类成为道德存在的信念的关键是我们是自由和理性的生物这一事实。把某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是不尊重他们的这一事实。例如，如果我通过做出虚假承诺让你同意做某事，我就是在操纵你。你帮助我的决定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我会遵守诺言的想法）。就这样，我破坏了你的理性。如果我为了索要赎金而偷窃或绑架你，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相比之下，将某人视为目的意味着始终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有能力做出自由理性的选择，这些选择可能与你希望他们做出的选择不同。因此，如果我想让你做什么，唯一合乎道德的做法是解释情况，解释我想要什么，并让你自己做决定。

康德的启蒙概念

在他的著名文章《什么是启蒙？》康德将这一概念定义为“人类从自我强加的不成熟中解放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和他的道德观有什么关系？

答案回到了宗教不再为道德提供令人满意的基础的问题上。康德所说的人类的“不成熟”是指人们没有真正为自己思考的状态，相反，人们通常接受宗教、传统或教会、君主或国王等权威传递给他们的道德规则。许多人认为，这种对先前公认权威的信仰丧失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危机。如果“上帝死了，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对的？”

康德的回答是，人们只需自己解决这些问题。这不是什么值得惋惜的事情，相反是值得庆祝的事情。对康德来说，道德不是以上帝、宗教或法律的名义，基于这些神的现世代言人所规定的原则而提出的主观臆想。康德认为“道德法则”——绝对命令和它所暗示的一切——只能通过理性来发现。这不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东西。相反，这是我们作为理性人必须强加给自己的法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感受反映在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敬畏上，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出于对道德法则的尊重——换句话说，出于一种责任感——而采取行动时，我们会成为理性的人。

“有两件事物我愈是思考愈觉神奇，心中也愈充满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灿烂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