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前，即1933年，苏联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旨在“清除”俄罗斯中部城市的“非劳动元素”。这一决策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悲剧，被称为“清洗”。

奥布河上的纳齐诺岛，因此成为了苏联历史上最为骇人听闻的岛屿之一。在20世纪中期，众所周知，苏联对某些人口和民族进行了强制迁移。例如，克里米亚鞑靼人、北高加索的居民、波罗的海共和国的代表，以及乌克兰西部的富裕农民（被称为“拳头”）都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然而，在苏联的历史长河中，还隐藏着另一段鲜为人知的驱逐历史。

1933年，苏联领导人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计划将300万人迁移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荒芜地区。这些迁移者主要来自俄罗斯中部的主要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高尔基。考虑到当时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如莫斯科有350万人，列宁格勒约170万人，高尔基约90万人，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在这300万被特别迁移的队伍中，也包括了被驱逐的农民。尽管党和政府在1931年宣布结束了从苏联村庄驱逐“Nedovovoy元素”的运动，并在极北地区建立了新的村庄，但在现实中，地方委员会仍在继续执行苏联中央的进一步“剥离”计划。由于当时所有富裕的农民都已经被驱逐出境，地方当局采取了更为激进，甚至公开的手段进行农村清洗。

也曾经有过一次揭露这种清洗的事件。正如村里的人所言：“他们枕着拳头睡觉，所以他们才被称之为‘拳头’。”但这只是一种解释。1931至1932年的大饥荒不仅导致数十万农村居民死亡，还迫使数百万农民逃离城市，寻找食物。他们在需要的地方过夜，白天四处奔波寻找食物。饥饿的人们甚至会从路人手中抢夺面包。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街头犯罪率飙升到了惊人的水平。

政治局作出了决定：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欧洲部分的区域中心迫切需要进行“清洗”。这个词在1929年大规模清洗党之后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大城市的“非劳动分子”和“惯犯”（顽固的小偷和土匪）的清洗决定按照党的清洗模式进行。在党的情况下，联共（布）的行为是这样的：首先宣布交换党证，然后开始分别与每个苏联马列党人打交道——他是否值得获得新的党证？

普遍的护照化将使大城市摆脱这些“不和谐的元素”。在“非劳动要素”和“累犯”的情况下，护照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当时正是全民护照化的时期。没有护照的人，包括不可靠的外国人，可能会因流浪被捕，并被送往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定居点。

为了招募足够的人来开发冻原、草原和泰加的荒芜空间，国家领导人在奥格普的提议下，决定将所有被关押不到五年的囚犯转移到劳动营。当然，“政治犯”除外。他们想把所有在获释前不到五年的囚犯（政治犯除外）转移到特别定居点。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宽大处理”实际上是一种残酷的惩罚。

这些定居者究竟是谁呢？他们实际上是自由人，从事休闲活动（如捕鱼、园艺、狩猎和采集毛皮）。他们在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里过着家庭生活——没有看守、没有守卫、没有训诫。然而，他们不能自愿离开流放地。从本质上讲，他们正在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群成员，有些人甚至可能会成为商人。

根据苏联政治局批准的计划，国家将在头两年以食品、工具和工业产品的形式向定居者提供援助，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劳动集体将在不纳税的情况下自给自足。之后，国库将向他们征税，购买他们多余的鱼、毛皮等产品。

20世纪30年代初的问题似乎是这样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是否应该成为一个自由企业区，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区？要知道，要以某种方式掌握这片广袤的土地，光靠口号是不会成功的。这些“反苏”计划在党的领导层的最高层有许多著名的支持者。要知道，在新经济政策仅仅过去的五年后，即1933年，这样的想法似乎并不疯狂或意识形态上不可接受。

然而，这个计划遭遇了第一个挫折。西西伯利亚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埃赫写信给斯大林，坚称定居者在裸露的苔原中面临着不可避免的死亡。即使在莫斯科的财政援助下，西西伯利亚也只能接收25万人。经过激烈的争论，奥格普将特殊移民的人数从300万减少到100万，政治局批准了“关于在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建立工人定居点（每个省50万人）”的规定。

在特别定居者中有许多妇女，包括孕妇。1933年4月至5月期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尔基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里，大规模地单独“捕获”了这些特殊移民的“候选人”。无论是有证件的人、把护照留在家里的人还是没有护照的人都被一网打尽。警察采取了“先抓后审”的原则。审讯的结果往往是，如果被拘留者有任何身份证件，这些证件就会被没收并立即销毁。然后他们就会被送往特别的定居点！人们甚至不被允许向家人和亲人报告发生的事情，也不被允许带上暖和的衣服、药品、食物和金钱。

令人惊讶的是，在被强行送往冻土带或哈萨克草原的人中，有许多是性工作者。无论这些人如何试图向同事解释自己的身份，都没有人愿意听。在大城市里，火车站附近的所有性工作者、所有可疑的游荡公民、所有的吉普赛人和乞丐都被抓走了。同时也有工人、学生、手艺人和导游被抓。甚至还有退休人员。但也有例外，因为莫斯科严禁拘留建筑工人。被送往特殊定居点的人中有妇女、老人甚至儿童。

然而，建立一个广泛的定居系统的想法最终还是破灭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有可能是因为新经济政策和私营企业的兴起，使得古拉格在西伯利亚、远东和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存在变得不再必要。即使使用了暴力的方法，也无法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

然而，负责执行这一伟大行动的苏联惩罚机构却按照他们所受的训练来行事。这导致了大批定居者的死亡。

也许没有人会知道纳齐诺岛的悲剧，如果没有一个不显眼的人成功地挫败了党开发荒芜地区的宏伟计划。这个人就是纳里姆党委员会的一名教员——瓦西里·阿尔塞涅维奇·维利奇科。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他详细描述了奥比河下游岛上发生的事情。

1933年5月，第一批精疲力竭、生病、衣衫褴褛、瑟瑟发抖的人开始抵达托木斯克。当地政府希望尽快摆脱这种“麻烦”，于是将6200名男女送到纳齐诺岛，他们完全裸体，那里没有食物，也没有遮蔽风寒和恶劣天气的庇护所。

守卫们并不住在岛上，而是住在岛对面的一个村庄里。在岛上，通常只有几名官员看守着微薄的粮食储备。因此，岛民们只能自给自足。

维利奇科描述了岛上大规模的食人、谋杀和自杀事件，以及饥饿和冻伤的情况。几乎所有被“人道主义者”遗弃在苔原中央的人都痛苦地死去或致残。在13周内，岛上只剩下2000多人。

维利奇科的信得已向政治局宣读，他写道：“这些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的人，没有屋顶，没有工具，丧失了大部分的劳动技能，更不用说有组织地与困难作斗争的技能了，他们陷入了绝望的境地。由于连续三天没有给任何人提供食物，可以做其他事情。岛上发生了火灾，到处弥漫着烟雾。人们开始死亡……”

直到第四天或第五天，黑麦粉才到达岛上并开始分发，但每人只有几百克。当他们得到面粉时，他们跑到水里，戴着帽子，拿着各种可以装东西的器具，甚至把闲聊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当作食物吃。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直接吃面粉。他们跌倒，窒息而死。”

我不能把维利奇科的信全文公之于众，因为信中描述的岛民生死攸关的细节太可怕了，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真的不应该阅读。即使是政治局的成员，在大饥荒之后，他们也很难不对这样的情况感到惊讶。人们似乎无法理解这一切，他们怀疑维利奇科可能夸大其词，或者只是简单地传播了一个口耳相传的“恐怖故事”。然而，1933年秋，三个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地从莫斯科前往纳雷姆和纳齐诺岛进行了调查，他们都充分证实了信中所述的事实。

1933年12月，苏联政治局做出决定：停止在荒芜地区实施劳动安置计划。大规模驱逐特种部队的行动也已经停止。根据计划，UCPU成功地将20万人驱逐到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但付出了100万人的代价。

今天，在纳齐诺岛上，90年前发生的事情仍然让人心有余悸，这里竖立的敬拜十字架提醒着人们那段悲惨的历史。

这封信被保密了几十年。1937年，瓦西里·阿塞涅耶维奇本人“因某些不便的原因”被解职为地区委员会教员。他后来成为一位成功的苏联作家，著有许多小说。在战争中，他作为真理报的一名军人，在远东以上校的军衔获得了胜利。他于1987年去世。

1989年，在苏联“党的调查”文件被解密后，当地人仍然称之为“死亡岛”和“食人族岛”的纳齐诺岛被宣布为俄罗斯历史遗产。1993年，岛上竖立了一个木制的敬拜十字架，但在2000年的洪水和冰河中丢失了。2006年，第二个十字架在岛上竖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