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虫虫

前言:

西方社会学领域中关于记忆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但文化记忆理论却出现较晚。

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理论,将记忆研究带入社会学领域,此后瓦尔堡、康纳顿以及诺拉等学者专门从事关于记忆的社会学研究。

但直到1985年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理论,记忆的文化性在学术界才得到阐释。

在我国,文化记忆得到了青年学者的高度关注。

自2006年开始,学术界至今举办了5次围绕文化记忆的国家级学术研讨会,涌现出康澄、燕海鸣、赵静蓉、金寿福、王蜜等密切关注文化记忆理论的青年学者。

截至2021年,全国已有21项题目中涵盖“文化记忆”一词的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其中有16项立项于2015年之后,可见文化记忆近几年在学术界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然而这些研讨会和项目大多以区域、历史的文化研究为主,涉及文化记忆理论的研究不多。

在为数不多的文化记忆理论研究中,符号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康澄、余红兵、赵静蓉等学者都曾通过符号学视角研究文化记忆理论,极大地推进了文化记忆理论的发展。

如康澄结合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指出文化记忆“不像动物性记忆根植于基因遗传,而是依靠一套复杂的、等级化的符号系统来实现”。

余红兵利用皮尔士三元符号结构指出文化记忆符号由阐释项、象征以及记忆形象构成。

指出“文化记忆通过外在的象征系统和内在的符号活动机制,引发了一系列既基于文化又基于主体的意义生成、身份塑造等持续创造的过程”。

赵静蓉认为,记忆只有被言说和被表述才能成为一种确定形式,所以记忆的表述是符号化的构建过程。

既然符号学研究方法如此契合文化记忆理论的研究,笔者又为何要将文化记忆放置于阐释学的话语体系之中进行研究呢?

主要原因在于阿斯曼本人非常重视阐释学理论,其《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中多次运用阐释学基本原理,同时书中数次出现“阐释”一词。

阐释学体系对重复的批判

阿斯曼认为重复是一种针对记忆的方法,指社会群体在仪式、节日中持续、恒久地重复履行严格的规范,以达到增进集体认同的目的。

这一概念牵扯的现实要素主要集中在举办仪式、遵循节日流程等具有严格规范的行为。

为此,阿斯曼用了一个更精准的概念——“仪式一致性”来明确社会群体在进行仪式、度过节日等行为中取得的与历史分毫不差的联系。

其中古埃及文明是使用仪式一致性的典型代表,古埃及人使用木乃伊技术试图达到灵魂永存、肉体不死的目的。

古埃及人不仅希望个体的肉体与精神能够永存,还希望古埃及王国的实存与规范能够永存,而且最好是以分毫不差的方式存在。

这就需要借用仪式、文字等将历史、记忆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

圣书体是古埃及人为保持仪式一致性所使用的最具代表性的记忆管理方法。

圣书体原是古希腊人指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词汇,而阿斯曼将圣书体这一概念引申为古埃及人借助象形文字的宏大表述机制将书写形式典范化的意图。

阿斯曼认为圣书体在其存在的历史中从未改变图画特征,由于这种文字模式确立了相当高的稳定性,使得古埃及的法律、艺术在历史发展中保持了高度一致性。

古埃及人在艺术上竭尽全力避免偏差,在宗教上坚信圣书体是诸神所制,不容变更。

换言之,在无数次的文字书写、艺术创作过程中,古埃及人竭力避免接触记忆载体后产生新的导向。

阿斯曼指出,圣书体这类“神圣文献”不容变更,“只具有仪式一致性并且不断地被重复”。

阿斯曼据此推论出古埃及社会是典型的冷社会,冷社会的特征是社会管理者为了维持现实与秩序,试图将历史因素对社会平稳和连续性可能产生的影响消解掉。

由此可见,重复是一种社会群体对记忆进行消极处理的方式,属于文化记忆中较低级的阶段。

重复使得社会群体在执行承载记忆的文化活动过程中并未对历史产生新的理解,更不用说利用文化记忆指导未来的生活。

现时化——文化记忆的阐释因素

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体系中,现时化是直接与阐释体系相关的记忆处置办法,该方法主要在犹太文化中被使用。

犹太人不再把存在与举行仪式相联系,而是用阐释文本的方法处置记忆。现时化指在当下时间理解经典文本的行动。

阿斯曼认为犹太人摒弃了仪式一致性的记忆态度,采取了文本一致性这一新方法。

文本一致性具体表现为犹太人重视书写文化,且试图通过阐释文本以获取新的意义与对未来的指导。

在文化记忆模式从仪式一致性向文本一致性过渡的过程中,具有卡农性质的文本起到了重要作用。

卡农又称正典,阿斯曼借用这一古希腊词汇指代整个书写传统中的核心准则,认为卡农专指需要阐释的经典文本,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就是典型的卡农文本。

阿斯曼以《旧约》第5卷《申命记》为例,指出《申命记》带来的不是自然的记忆。

而是需要犹太人使用记忆技术,通过每天的训练和集中精力才能实现阐释的目的,并不能直接达成理解。

理解《申命记》比理解古埃及文本更加困难,在理解阐释过程中偏见也会更多。

于是对《申命记》的文化阐释和理解表现出多样性,这种阐释性质的文化记忆比古埃及模式具有更强的文化效果。

颠沛流离的犹太人所面临的身份困境比古埃及人严重得多。

离开埃及之后的犹太人受耶和华的恩赐,在富饶的迦南之地建立国家。

然而公元70年其圣殿被罗马人摧毁,希伯来民族不得不放弃借助圣殿这一建筑体系处置记忆,其仪式一致性被迫中断。

但是犹太人凭借《申命记》这一包容万象的卡农文本鼓励民族进行记忆活动,并产生与先在不同的理解。

《申命记》作为经典嵌入阐释者的生活之中,指导民族的当下并规划未来。可见,文本一致性所带来的民族认同反而能更好地保存下来。

阿斯曼生动地总结了犹太人的记忆模式,“哪里有人借助研读神圣的文献来确保记忆鲜活,哪里就存在这个新型的以色列”。

文化记忆的阐释模型

模型是一种直观的理论架构方式,展示了如何将系统的各个部分集成在一起,并以一种可以解释系统行为的方式将它们组合在一起。

同时模型还能使子项以线性的方式首尾相接,以形成一个相对闭塞的、完整的循环图示。

由此可见,具有循环特征的阐释学十分适合用模型这一形式表现文化记忆的理论框架。

阿斯曼多次采用建构模型的方法来搭建文化记忆理论体系。

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一书中出现了6个模型,分别阐述了文化记忆身份认同、卡农特征以及连续性的发展等。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连续性的模型。

如果仅从《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这本书的固有框架考量文化记忆的意义生产,该模型可以说很好地展示了阿斯曼本人的理论架构。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该模型:其一,该模型的延展总是由变化步骤完成,而重复步骤不具备生产及衍生的效果。

重复意味着记忆走向死路,没有延展的可能性。

其二,重复又是必要的,每一阶段的演变中都有不可避免的重复因素。

也就是说,记忆的每一次演化与加工总是能通过正典、仪式或规范等要素保存其固有的一些身份认知特征。

这种身份认知特征正是伽达默尔所认同的文本所固有的客观性。

尽管重复作为阐释的相对面是一种消极的文化处理方式。

但由于阐释主体对记忆客体的每一次处理都无法绝对摆脱承载记忆的对象,所以展示客观性的重复是文化记忆图示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可见,阿斯曼的这个模型具有较高程度的理论价值,较好地论述了记忆在社会中的流动过程。

结论:

文化记忆流转的最终结果应当是真理。

按照阿斯曼的观点,文化记忆的直接任务是对意义进行传承,但阿斯曼并未直言意义究竟为何物。

按照阐释学体系的理解,伽达默尔认为真理是阐释的最终意义,认为阐释体系所属的精神科学范畴远比自然科学范畴更容易探究真理。

因为自然科学所探究的真理必须通过严格、客观的方法论经验才能得出,而“精神科学的认识都带有某种自我认识”。

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认为这种自我认识只要能经过论证的断言,并确立行之有效的行为就能实现合理性,即广义上的真理。

由此可见,阐释属于精神科学的范畴(或社会科学范畴),阐释的最终目的是获得真理。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贯彻阐释理念的存在,形式上必然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

参考文献:

[1]康澄.文化记忆的符号学阐释[J].国外文学,2018(4):11-18.

[2]余红兵.文化记忆的符号机制深论[J].外国文学,2020(3):173-181.

[3]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举报/反馈

梓梓珠玑

7103获赞 7662粉丝
食为人天,农为正本。
关注
0
0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