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推介｜忠诚与背叛——英勇不屈与折节投敌
工人日报2024-03-11 16:32
许建业与任达哉都是重庆地下党员，都曾从事工人运动，许建业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运工作；任达哉担任过重庆城区工运支部书记。
但是在敌人面前，两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许建业是《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任达哉是叛徒甫志高的头号原型，在被捕叛变后出卖了许建业。
许建业被捕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任达哉也没有好下场，尽管折节投敌，仍被国民党视为“共党分子”枪杀。
许建业：从容就义气如虹
许建业
许建业（1920—1948），化名许立德、杨青等。四川邻水人。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在邻水县中学读书的许建业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
1938年，许建业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邻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同年9月担任书记，深入发动群众，团结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效显著。
1938年底，他被调到重庆，以天府煤矿白庙子绞车站管理员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该矿设备陈旧简陋，生产方式原始，工人在暗无天日的井下劳动，政治上没有自由，经济上受尽剥削。许建业到任后，深入工人之中，处处关心工人疾苦，时时为矿工争取权益。他向工人宣传抗日道理，讲述马列理论，启发工人觉悟。1938年9月，他在天府煤矿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发展党员七八十人。193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许建业发动工人罢工，为争取休假权利而斗争，迫使矿方承认了工人的休假权。
1940年，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省军委书记车耀先等多人。接着大肆搜捕革命党人，破坏地下党组织。中共北碚中心县委决定许建业转移到重庆。皖南事变后，中央对国统区党的工作提出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要求每个党员自找社会职业隐蔽下来。许建业按照党组织指示，化名许立德，到大溪沟小学任教。不久又考进了重庆和成银行任会计。他白天埋头业务，晚上做党的工作，很快成为行家，得到银行当局的信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蒋介石筹划还都南京。一些抗战期间迁来重庆的工厂先后关闭，曾为抗战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重庆工人，被大批地解雇、遣散，境况凄惨。许建业积极领导失业工人向国民党当局的请愿斗争，为十余万失业工人争取还乡和遣散费。1947年10月，许建业任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
1948年春，国民党反动军队战场上节节败退。中共重庆地下党在《新华日报》撤离之后，办起了《挺进报》，把党的政策和解放区战场的胜利消息传给山城人民。甚至一度被送到国民党特务头子桌上。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下令限期破案。4月初，保密局特务机关逮捕城区工运支部书记任达哉，任达哉当即叛变。特务带着任达哉到曾接过头的一些地方进行搜捕。化名杨青的许建业被叛徒指认，不幸被捕。
许建业被捕后，保密局特务头子徐远举先后用安抚与刑讯，金钱、官位和死亡威胁交替的办法审讯，许建业不为所动，守口如瓶。又让叛徒任达哉出面劝降，许建业一见任达哉，怒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见许建业软硬不吃，又使出一招反间计，派出一名伪装进步的看守陈远德，假作关心许建业，并表示愿意帮助他做点事情。许建业不知是计，他想到自己不幸被捕，但藏在家里的党内文件和同志们的入党申请书要是被敌人搜去，问题就大了。他一时糊涂，竟让陈远德带信，通知有关同志将它毁掉，以免落入敌手。结果，这些材料全部落入徐远举手中。事后，许建业得知自己不慎上当受骗，悔恨不已，以头碰壁，以求一死。敌人对许建业施以更重的毒刑，妄图从他的口中得到更重要的线索。但许建业坚贞不屈，一字不吐。见此状况，徐远举只好报告蒋介石，对许建业非杀不可，并陈述三条理由：原因之一，许建业是个硬汉，根本无诱降的余地；原因之二，不杀许建业，不足以瓦解地下党的组织；原因之三，许建业在监狱中要起作用，发生影响。
1948年7月21日清晨，许建业在佛图关刑场英勇就义。
任达哉：甫志高的原型
任达哉，全面抗战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混进了军统，特务组织将其安插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负责监视民盟成员的活动。后来大约军统顾不上这类小角色，他干了几天就脱离了。1947年，他隐瞒这段历史，凭着当年工运经历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在四川省委工运组，后在许建业领导下做工运工作，任中共重庆城区工运支部书记。
1948年4月，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破获重庆地下党的市委机关报《挺进报》，任达哉被捕，特务对他用刑，任达哉开始还能咬牙挺住，不过坚持没多久——他毕竟知道军统“老东家”的凶残，于是选择了叛变，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还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情况以及党员情况，并亲自带领特务们在磁器口的嘉阳茶馆抓捕了许建业。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青（即许建业），说杨青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见面。我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某茶馆将杨青抓到。”
重庆市档案馆对当年的资料进行详细整理后，在一份国民党审讯记录中又发现了任达哉出卖“江姐”江竹筠的材料。因为任达哉是当时第一个叛变的共产党员，所以成了《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第一原型。
不过，讽刺的是，这位卖党求饶、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最终仍被视为军统变节分子和没交待清楚的“共党分子”而被关进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最终在渣滓洞被枪杀了。
【叛徒养成术】动之以刑
陈佩斯与朱时茂演的小品《主角与配角》中，扮演叛徒的陈佩斯感慨，“当时我要是一咬牙，坚持一下……”
这在戏里是观众的笑点，在实际生活中却也是很多人对叛徒的疑问——真的，如果他们再坚持一下，会不会是另外的结局？甚至对很多叛徒来讲，这也是他们心中的痛点，当时，如果再坚持一下……人生也许就会改写。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仰来支撑。如果你有坚定的信仰，那么不学就会；如果没有坚定信仰支撑，那么你怎么学也学不会。
有的人或许可以坚持一时，但却终不能持久。红岩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的中共重庆地下市委委员、广安工委书记骆安靖，被捕后受到特务刑讯，最初几天经受了“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考验，但是在特务软硬兼施的劝降中，特别是看到冉益智、刘国定等人叛变，并对他“现身说法”以后，信念开始动摇，最终表示愿意“自新”。新中国成立后，骆安靖被人民政府判处无期徒刑。他写过大量的回忆材料，剖析自己：“我被捕后既不愿出卖组织，也不想沦为可耻的叛徒，但又缺乏坚贞不屈和自我牺牲勇气。”他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叛徒哲学是“我字当头，活命第一”。
国民党特务头子徐远举在《血手染红岩》的交代材料中，对如何审讯共产党员，有这样一段自白：“我对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讹诈；三、诱降。利用他们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们贪生的心理，利用他们的家庭观念，利用他们身体上的弱点，用各种威胁利诱和欺骗讹诈手段来诱惑，以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 他在交代材料中对叛徒的分析是：“主要是叛徒经不住考验，在临危时丧失了革命的意志，否则特务们将一筹莫展，瞎碰一气。”
刑讯是摧毁人的意志的方式。当时特务机构对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杠子、竹签子种种。受过这种毒刑的人，就是能够幸免于一死，也要终身残废。特务机关妄图用这种血腥的恐怖，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来打击革命人士的意志。然而，坚强的革命者，面对酷刑英勇不屈。红岩烈士陈然在坐过“老虎凳”、喝过辣椒水后，依然坚贞如故。这是革命者坚守信仰的高贵气节，也是信仰本身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被称为“江姐”的江竹筠，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严刑拷打后，说出“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似钢铁！”
但是，也有一些软骨头经不起考验，在敌人的酷刑之下叛变告饶。出卖江姐的重庆城区工运支部书记任达哉，被捕后特务对他用刑。任达哉开始还咬牙挺住，不过坚持没多久，他就供出了自己的领导人许建业，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进报》发行情况。任达哉在狱中的妻子曾质问他，为什么要出卖许建业，任达哉的回答是：“受刑不过，没办法。”
重庆解放前，先后有300多名共产党人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在这300多名共产党人中，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有4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8人，这12个叛变者基本上都属于经不起皮肉之苦的。他们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被捕后一受刑就招供的，如冉益智；第二类，一开始没有叛变，坚守了一段时间后熬不住了，如李文祥。其中最软蛋的人物是时任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后只在一家小旅馆里受了一点小刑——被特务赏了两记耳光，用被子蒙住头打了一顿，就立马叛变了。
李文祥是被刘国定出卖，夫妻一起被捕的。被捕之初李文祥饱受重刑，但一直没有招供。特务们把他作为重犯关押在白公馆，将他的妻子关押在渣滓洞。起初还让他们夫妻见面，过了一段时间后威胁再不招供，就再也见不到妻子了。李文祥的精神开始崩溃，最终选择了自首。他向特务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16名共产党员的情况，并且参加特务组织四处抓捕地下党员。重庆解放后，李文祥做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先后参加过征粮教书等工作。但人民政府并没有放过他这个叛徒，公安机关于1950年将其逮捕归案。1951年，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李文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一起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来源：《工会信息》编辑部
《工会信息》
2024年第4期速览
举报/反馈
0
0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