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中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党的二十大都明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强大”，为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精准画像”。在这些关键核心要素中，就包括强大的中央银行。如果说现代央行制度是改革方向，那么强大的央行就是改革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结果。

纵观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的职责定位，主要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我国也将上述要求写入人民银行法。因此，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既是人民银行法定的两大中心任务，也是我国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双目标”，而“双目标“的实现则离不开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支撑。

不过，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并非一时之功。正如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所说，建设金融强国是一个长期目标，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基本逻辑，需要长期努力、久久为功。（我们）将持续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结构、布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从现代央行到强大央行

中央银行诞生于近现代，至今不过300多年的历史。瑞典国家银行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中央银行，创始于1668年，成立初期主要为政府融资服务。英格兰银行则被公认是现代中央银行先行者，它通过给皇室战争融资从而获得英镑发行权，成为政府的银行和发行的银行，后续又通过为商业银行提供流动性贷款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成为银行的银行。当今对全球经济金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美联储成立之初以金融稳定为目标，此后的百余年间才不断丰富其职责定位、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于1948年12月在石家庄正式成立，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民银行既是管理金融的国家机关又是全面经营银行业务的国家银行，担负着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统一经营各项信贷业务等功能。自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95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标志着中央银行体制走向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轨道，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可以看出，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尽管各国央行成立初期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发展至今现代中央银行的职责定位、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都逐渐形成一些共识和统一范式。

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曾撰文指出，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两项中心任务。在这一点上，这些年大家的认识越来越统一。这两项任务完成好了，就能够促进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也就能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从人民银行发展的历史沿革看，尽管自1993年以来就在逐步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强调的“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在新形势下有着新内涵。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陈彦斌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定位和工作方向与以往有显著区别，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更加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有力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和实体经济稳定增长；二是更加重视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三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和增强政策透明度；四是更加注重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五是央行加强了与财政政策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持续加大了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

“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效率，从而有助于实现当前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也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从金融自身来讲，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有助于应对国际金融体系变化和建设金融强国。”陈彦斌称。

从现代央行到强大央行，离不开央行拥有实现目标所需各类资源和工具的强大运用能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颜色对记者表示，中央银行在经济金融体系运行中发挥着基础性的关键作用。央行的政策目标要兼顾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充分就业等，这要求央行要具备丰富的宏观调控能力和资源，能建立起完备的宏观审慎管理能力，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强大的中央银行则在建立起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基础上，突出对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所需拥有的资源、手段和能力的强调。

陈彦斌也认为，央行的强大应该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大的央行应该能够实现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的目标；二是强大的央行应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三是强大的央行应该具备较强的政策协调能力，从而确保拥有强大的反危机能力。

畅通货币供应投放机制

管好货币信贷是经济健康循环的基本保证，也是中央银行维护币值稳定的具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全面深刻概括了中央银行管理货币对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作用。

新时代金融发展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着力营造良好货币金融环境的角度，受访专家学者均认为，实现“强大的央行”有必要进一步提高人民银行的宏观调控效率，健全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和货币供应调控机制。

我国信贷总量规模已较为庞大，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我国银行体系贷款余额超过20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余额超过300万亿元；近年来，我国每年贷款新增20万亿元左右，社会融资规模新增30多万亿元。目前，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量，盘活存量信贷资源，优化信贷结构较为迫切。

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潘功胜指出，继续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工具创新，继续引导金融机构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从货币投放机制看，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继续发挥修渠引水、精准滴灌作用。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课题组撰文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再贷款类的中央银行交易工具，通过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市场化是底层逻辑。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直接补贴企业，不产生寻租空间，能够取得较好的传导效果。

从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看，人民银行新设的信贷市场司有望将流动性引导至“五篇大文章”等国民经济发展中重要且薄弱的环节。受访专家学者认为，信贷市场司或将发挥加强银行信贷传导效率的职责。

“货币发行并非简单地理解为印钞发钞，而是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整个货币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四川大学科技金融中心副主任毛道维对记者说，在现实中，有很多因素阻碍中央银行投放的货币顺畅到达实体经济。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的职能或许就是通过市场手段，消除这些阻碍货币传导的因素。

宏观审慎管理：关口前移“治未病”

在保持币值稳定的基础上，中央银行还必须维护好金融稳定，其重要性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愈发凸显，维护金融稳定从立法、建制度到创设政策工具等都在不断完善。

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曾撰文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央银行更加关注金融周期变化，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普遍采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管理和风险防范中发挥更大作用。

之所以强调“双支柱”，是因为央行的币值稳定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在现实中可能存在冲突，币值稳定不一定就能保证金融稳定。例如，在极端情形下，货币政策的快速转向和大幅收紧可能会导致金融不稳定；经济增长率、失业率等宏观变量出问题，也会引发不稳定因素，带来金融风险。在此背景下，宏观审慎政策着重在宏观视角下的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关口前移“治未病”，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工作。

近年来，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内涵丰富且在不断完善。在完善立法方面，2021年出台《宏观审慎政策指引（试行）》，加快推动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修订，推动金融稳定法立法；在建制度方面，建立和规范存款保险制度，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建立银行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立基于央行评级的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开展增量高风险机构硬约束早期纠正试点，建立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推动金融业综合统计等。在创设政策工具方面，建立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丰富和完善金融机构资本补充工具等。

目前，我国已构建起维护金融稳定的“四梁八柱”，但金融稳定工作任重道远，仍需久久为功，统筹发展和安全。特别是，宏观审慎管理需要与微观监管制度有效衔接，这也意味着维护金融稳定需要中央与地方、央行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协调配合，共同发力。

“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并不局限于中央银行自身，而是涉及金融监管、风险处置机制建设等多方面。从我国情况看，后两者存在差距较大，需要立足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一体规划、统筹推进。”中信金融控股公司风险合规部总经理、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原副局长赵先信撰文称。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下阶段全面加强金融监管、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做出详细部署。人民银行在传达学习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时明确，把握好权和责、快和稳等的关系，稳妥处置重点区域和重点机构风险，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做好金融支持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动建立防范化解风险长效机制。综合施策，稳定市场预期，坚定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等。

有效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成“必修课”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更加注重通过前瞻性指引等方式加强与市场的沟通，这被普遍认为既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效率，也有助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效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已成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一项“必修课”。

陈彦斌表示，预期管理通过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引导公众预期向政策目标靠拢，从而提升货币政策效率。未来，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预期管理的优势，更好地稳定市场预期：一是央行可对广义货币（M2）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以及利率等重要指标给予更明确的量化目标；二是实施更明确的前瞻性指引，以提振市场信心；三是要更好地发挥中长期规划的预期管理作用，比如更好地以此带动短期预期管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表示，上述提法隐含了预期管理的意思，放在当下看就是要让货币政策操作避免出现通缩预期，减轻社会融资规模与通胀之间的背离。

“建议政府应明确告诉市场政策会把核心物价水平（CPI）推升到2%，说得越明确、越坚决越好，因为只有通过政府非常明确有力地宣誓，改变预期的效果才是最有效的，有利于增加消费和投资。”张斌称。

责编：万健祎

校对：陶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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