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姨太太文化":蒋介石遮遮掩掩,胡琏娶姐妹花传为佳话
1934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文中描述,在去庐山牯岭的路上,可见林主席捐建的石凳,上面镌刻着“有姨太太的不许坐”这八个大字。一些人看到这个标语觉得好笑,纷纷大言不惭地表示:“如果我有姨太太,我一定要坐坐看,有谁能够站在旁边禁止我坐呢?”
这显然是林森开的一个玩笑,尽管有姨太太的人确实可以坐,也不会受到警察的干涉,但坐上去的人心里总会有些许不舒服。林森的初衷,也不过是想让那些有姨太太的人感到一些不适而已。
林森是一位身上承载着许多标签的人物,他在革命中的经历非常丰富,早在1895年就曾前往台湾参与抗日。曾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然而他也自嘲说:“我只是个监印官,为蒋介石看大印的。”除了这些政治身份外,林森还有一个与国家大事无关的标签,他的发妻在结婚三年后就去世了,但他却宣誓终身不再娶妻。当时他只有25岁,这个誓言一生坚守。当然,这也是因为林森对娶姨太太的传统观念感到厌恶。
不管林森有多么反感,这终究反映了一个当时上流社会的事实,那就是姨太太的风气盛行。有人不禁问道,国民党不是自诩为革命政党吗?不是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是民主与法治吗?蒋介石还自称信仰基督教,那他为何容许这种看似“反动”的现象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呢?
实际上,国民党政府所谓的“民主”与“法治”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甚至在最核心的“政治体制”层面也如此。林森担任政府主席、蒋介石担任行政院长时实行内阁制,但随后蒋介石成为总统后,迅速转为总统制。
就婚姻制度而言,“一夫一妻制”虽然被写入国民政府的“婚姻法”中,看起来颇为先进。但在司法实践中,1931年至1933年期间颁布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中,传统文化中的“妾”被明令取缔,而男性的“家属”则被更名为“姨太太”对外统一称呼。
因此,“姨太太”也成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一大创举,形成了一种独有的“姨太太文化”。这一“姨太太文化”不仅出现在富商巨贾、地主豪绅当中,政府高官甚至是军队将领,也都争相娶几房姨太太,以此为荣。
蒋介石有没有娶过姨太太?“姨太太”在民国法律上合法化,发生在蒋介石当权时期,那蒋介石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文化现象的呢?有人说,蒋介石本人总归是恪守的,他娶宋美龄之前,早已经跟发妻毛福梅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事实上,的确如此吗?我们先来看看蒋介石应宋家的要求,于1927年9月28日起在《民国日报》连载三天的《家事启事》: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书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原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二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在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唯恐传闻失实,易资淆惑,嵩此奉复。
蒋介石声称自己于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跟发妻毛福梅离婚,至于为什么突然离婚,也没明说。关键的是,启事中提到的“其他二氏”又是怎么回事呢?
毛福梅比蒋介石大5岁,是奉父母之命的婚姻,当然谈不上什么感情,但蒋母非常喜欢这个儿媳妇。毛福梅曾跟蒋介石一起到宁波读书,也曾到上海夫妻团聚,但到过日本,又见过大上海花花世界的蒋介石嫌乡下老婆土气,将她送回乡下老家。毛福梅在上海时是1909年,回去后发现怀孕了,第二年即生下蒋经国。既然蒋介石1909年就跟毛福梅分开了,为什么到1921年突然离婚呢?
原因是,蒋介石准备再娶了,女方名叫陈洁如。1919年的夏天,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在张静江家里见到了年仅13岁的陈洁如,一见钟情。当时的蒋介石已经20岁出头,见面那天孙中山和戴季陶也在场,孙中山还特备夸奖了这位小女孩。
从那之后,蒋介石就对陈洁如展开了攻势。1921年9月7日,陈洁如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蒋介石穿孝服前往吊祭,再由张静江正式说媒。有趣的是,陈母不放心,还雇了私家侦探调查蒋介石,得知蒋介石已有一妻一妾后,决定谢绝。
最后,张静江亲自登门拜访,说明蒋妻毛福梅已皈依佛门,蒋妾姚氏已同意离异,并强调蒋介石追求的坚定心意。在张静江的大力说合之下,陈母才答应了这门婚事。结婚时,张静江为证婚人,戴季陶则为蒋介石主婚。
划重点。陈洁如是蒋介石明媒正娶的妻子,而在她之前,蒋介石还有发妻毛福梅和妾姚氏。陈洁如跟姚氏,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蒋介石“家事启事”中的“其他二氏”。说“其他二氏,本无婚约”显然与事实不符。
苏州女子姚冶诚,容貌出众,却出身低微。辛亥革命年,蒋介石将她纳为妾。当时,蒋介石与陈其美在上海,姚冶诚常随行左右。随后,蒋介石公然将小妾带回老家,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毛福梅却对此视若无睹,认为男人娶小老婆在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甚至对待姚冶诚如同姊妹,备受赞扬毛福梅的宽宏大量。
娶妾并非明媒正娶,因此蒋介石与姚冶诚之间没有婚约,但这种事实上的婚姻在当时社会被默许。到了蒋介石当政时期,这种形式得到法律上的承认,演变成了“姨太太”。
再说到陈洁如,她是身家清白、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绝不可能成为第二个小老婆。姚冶诚原是妾室,较为容易解决,但毛福梅却是蒋介石唯一儿子的母亲,且深得蒋母王采玉喜爱,让蒋介石为难。然而,1921年蒋母去世,蒋介石摆脱了后顾之忧,在儿子面前宣布与妻妾断绝家庭关系,即所谓的与原配毛氏离婚。
显然,蒋介石选择在结婚20年、儿子10岁时离婚,是为了迎娶陈洁如。尽管蒋介石否认与陈洁如的婚约,但当初跟随蒋介石的人都知道,从1921年到1927年,蒋夫人或蒋师母即是陈洁如。甚至在1926年,蒋介石与李宗仁拜把子的兰谱中,还包含着这样的誓词: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蒋中正 妻陈洁如。"
蒋介石有了“姨太太”姚冶诚后,又抛弃了恩爱妻子陈洁如,仿佛在践行“姨太太文化”。在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都拥有姨太太,甚至不止一个。
刘峙一生共娶了三房太太。大太太杨庄丽是在刘十几岁时受家庭之命与之完婚的。杨身材高大凶悍,目不识丁,贪财如命。尽管刘怕老婆,但在贪财方面两人却十分投缘。
由于杨不能生育,刘在广东买了一个十几岁的丫头给自己做姨太太。这个丫头生育了六个子女。但杨要求子女称她为“妈妈”而将丫头称为“姨娘”。
刘峙在1941年在重庆时期迎娶了他的第三位太太,名叫黄佩芬。黄毕业于上海美专,并在北平师范大学深造了三年。她不仅能歌善舞,擅长弹奏琴,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北平话,外貌姣好,皮肤白皙。由于这一切,刘峙深深为她倾倒。为了迎娶黄,刘峙甚至与杨庄丽彻底决裂。为了赢得黄的芳心,刘峙将通过贪污得来的巨额财富送给了她,并在重庆市郊购置了一座气派的别墅,与黄同居。
蒋鼎文家中则有一位妻子和两位妾,还非法占有了西安京剧名角粉牡丹。长期的纵欲生活导致他染上了严重的性病。他找到了花柳病专家杨槐堂作为贴身医生,专门治疗他的性病。杨槐堂也因此得到宠信,一直跟随蒋鼎文成为军医处长,却成为军中的笑柄。在私下里,蒋鼎文与老朋友刘峙聊天时,对胡宗南颇有得意之色,表示“他虽然有权力,但老大一把年纪了,竟然还没娶上老婆。”
蒋鼎文的荒淫生活甚至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在日寇试图渡黄河时,他们在黄河北岸的济源县一带张贴宣传画,画中展现了蒋鼎文抱着美女一手提着钞票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他的放荡生活。
在顾祝同发迹之前,他娶了原配夫人杨氏,并育有一儿一女。然而,一旦他成功发迹,顾祝同便把家庭的糟糠之妻抛之脑后。担任第三师师长期间,他又娶了苏州名家闺秀许文蓉为夫人。许文蓉是一位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为了迎合她,顾祝同在上海购置了一座大别墅,并将杨氏所生的一对儿女交给她抚养。
杨氏夫人可怜至极。自从顾祝同有了新欢后,她几乎再也见不到他,但幸好还有儿女陪伴,稍微减轻了一些孤独。然而,顾祝同却无情地剥夺了她唯一的寄托。不久之后,杨氏突然死于一场神秘的大火。
许文蓉成为正室后,虽有如花似玉的贤妻相伴,却无法改变顾祝同偷香窃玉的习惯。在抗战时期,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在安徽省南部的一个小城屯溪,他对一位京剧演员史文卿产生了浓厚兴趣。
抗战时期的军阀们普遍存在一个通病,每到一地就会迎娶一位貌美的女性,他们戏称这些女子为“抗战夫人”。然而,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有限能力,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时间驻守。一旦部队撤退,这些将领也会匆匆离去,抛下这些女人自生自灭。史文卿也未能逃脱“抗战夫人”的命运。
“抗战夫人”现象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独有的现象。根据保守估计,在全面爆发的八年抗战期间,仅在重庆就有不下二三万名官员另娶“抗战夫人”。此外,各战区前线至少有数十万名临时太太,她们只是当地驻军长官的短暂安慰工具。
1943年1月,日军攻破桂系大别山根据地,安徽省府的临时驻地“立煌”也被毁。陈诚在日记中义愤填膺地写道:“五战区大别山失败的原因在于干部个个(班长以上)沾了好处,班长以上都有了临时家庭。前军长张义纯竟然说‘只要敌人来五战区,无不败之理’,今日已见其验——桂系万恶、万恶!”
张爱玲在《等》一书中描绘了抗战时期上海的“留守夫人”们的生活,她们为丈夫在陪都谋取财富、纳妾“抗战夫人”而在沦陷区艰难煎熬:
蒋氏颁布了一项命令,要求这些留守夫人们要去讨要自己的权益!为了奖励生育,由于战争的原因,中国损失惨重,政策规定夫妻分离两年后,可以重新讨要,而现在称呼她们为“二夫人”而非太太。这是为了确保公务人员能够专心工作,因为他们的家中没有人照顾——因此要她们去讨要!
这篇小说因为直接批评蒋委员长而引起争议,张爱玲被指责造谣,受到各方抨击,但“抗战夫人”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蒋介石可能并未像张爱玲所言那样鼓励再娶,但对于这种现象,至少是默认的。
除了“抗战夫人”外,还有“胜利太太”。根据前军统特务沈醉的回忆,在抗战胜利后,上海的军统特务们在戴笠的亲自主持下疯狂抢夺,获得了洋房、汽车、金条以及汉奸的小老婆和日本女人。他们在“国难夫人”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或多个“胜利太太”。其他地方的接收情况也差不多。
即使在非战时,蒋介石也从未干预过“姨太太”的现象。他对张灵甫的宽容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张灵甫曾因杀害妻子而被关进监狱,但蒋介石以“戴罪立功”为由释放了他,并继续委以重任。张灵甫在抗战后与年仅17岁的王玉龄结婚,尽管他在陕西老家还有一个尚未离婚的妻子。老家的妻子听说丈夫再婚,跑到上海讨说法,最终被张灵甫花钱打发回去了。
甚至在国民党文化中,讨“姨太太”不仅不是丢脸的事,而且还常常被传为佳话。蒋介石推崇的将领胡琏就是一个例子。早年由于家境贫困,胡琏想去黄埔军校却凑不齐路费。为了让胡琏有机会考入军校,结发妻子吴秀娃不惜卖掉嫁妆和娘家的青苗凑齐了路费。得到帮助后,胡琏成功考入黄埔军校,并在校表现出色,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然而,1932年,当胡琏成为团长时,消息传来让吴秀娃感到高兴,她以为自己的等待和牺牲终于得到了回报。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胡琏却娶了另一位夫人,并且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吴秀娃对眼前的一切感到心如刀绞,她深感自己对婚姻的用心良苦被冷漠对待。在对胡琏的大骂中,苦心经营的感情终究无法挽回,最终只能选择离婚。胡琏对待那位曾经默默支持他的妻子的态度令人愤慨,他竟然伤害了她,遭到了社会的唾弃。
胡琏的第二任妻子是曾粤汉的妹妹曾广瑜,一位地地道道的名门闺秀。她家境富裕,文化水平高,与吴秀娃形成鲜明对比。胡琏和曾广瑜的婚姻十分美满,他们育有四个孩子。
胡琏在抗战期间以石牌保卫战成名,面临生死考验时,他写了五封告别信,其中一封是给妻子曾广瑜的。这封信表达了胡琏的深情、对妻子的感激以及无法相伴的遗憾。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胡琏回到家后却开始考虑再婚,仿佛那位写告别信的人不是他。曾广瑜并没有坚决阻止,反而介绍自己的堂妹曾广仙作为“妾室”,与自己的二女共侍一夫。
曾广瑜甚至找借口说自己身体不好,希望妹妹能够替代自己照顾胡琏。从此之后,姐妹俩关系亲密无间,胡琏的两个妻子被戏称为“娥皇和女英”,在国民党内传为佳话。
多年后,胡琏的孙子在回忆爷爷时提到:胡琏将军有两位妻子,竟然是亲姐妹,这个事情在台湾人中广为人知。
在国民党嫡系将领中,不乏类似的例子。比如,川军将领范绍增据说有40名大小老婆。杨秀琼,享有美人鱼之誉的游泳健将,竟是范绍增的第18房姨太太。
总的来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男人纳妾的自由程度相当大,相较于古代男子,更为放纵。
古代男人纳妾时有严格的规范,根据地位有所限制。而在民国时期,这些限制似乎荡然无存。问及民国男人最多能找几个小老婆?答案是:想要多少就多少,只要你有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