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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二十六年御制铜鎏金甬纽桥口南吕镈钟钟,高54.5cm,重60kg,钟体呈扁圆形,以定音高次第。正面镌刻乾隆御制铭,背面铸钟名。音律为“南吕”,为十二镈钟之第十,至今故宫博物院、天坛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均有收藏,十分珍贵。此钟是乾隆朝补上明代乐悬缺憾的重要器物,表现出统治者强化皇权统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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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914清乾隆二十六年 御制铜鎏金甬纽桥口南吕镈钟

钟 : Height: 54.5cm Weight: 60kg

架子 : Height: 48cm

RMB:2,000,000~4,000,000

铭文:“镈钟第十南吕。大清乾隆二十又六年,岁在辛巳冬十一月乙未朔越,六日庚子铸成。”

“自古在昔,功成作乐,辨物涓吉,铸此钟镈。皇祖正音,中和大备,讵独是遗,或存深意。绩底西旅,瑞出西江,考制象器,协和万邦。一簴特悬,用起律首,编钟继奏,箫韶成九。宽横栾舞,必考必精,慎遵前宪,敢或损增。宣阳导阴,立均出度,万事本根,百王矩矱。繄余小子,蒙业重熙,赖天耆定,惟曰际时。范器识年,悉新巳盛,铭无溢辞,惕干懋敬。乾隆御制。”

说明:镈钟,是为古代打击乐器,上古时以青铜制,又称“特钟”,用木槌击奏。镈钟相对编钟言,后者为编悬,前者为特悬。《隋书·音乐志下》载:“镈钟即黄帝所命伶伦铸十二钟和五音者也。”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上云:“其镈钟又长甬而震掉,其声不和。”《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先是,宫悬止有四镈钟,杂以编钟、编磬、衡钟凡十六虡。”胡三省注:“凡钟十六枚同在于虡,谓之编钟,特悬者谓之镈钟。”编悬十六钟共簨,特悬者镈钟一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乐器中已有,周代以来用于雅乐。故此我们知道,编钟为共架,而镈钟为单独悬挂,每钟一架。

此件镈钟呈覆瓦状,反扣相合,周身凸起铜钉三十六,正反两面铭文,通体鎏金,光气内敛。钟体上径小,下径大,横径小,纵径大,呈扁圆形,以定音高次第,钟愈大而发音愈低,演奏时以何律为宫,即摆出某律的镈钟一架,位居编钟之东,凡作乐,先击缚钟,以

宣其声,即所谓“金声玉振”之金声,是宫廷雅乐“中和韶乐”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正反面均开方形光镌刻铭文。

据史料记载,明代宫廷无镈钟之使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因江西出土古钟十一枚,江西巡抚阿思哈将其贡进朝廷,经乾隆帝辨认,此钟正是康熙《律吕正义》中所载:“每钟悬一簨簴,各应律吕之音”的镈钟,乾隆帝遂命乐部仿铸。此套镈钟铜质镀金,整套十二圜,以应十二律。其钟每枚一架,于乾隆二十六年制成,并制作数套,分藏各处。钟体上径小,下径大,横径小,纵径大,呈扁圆形,以定音高次第,钟愈大而发音愈低,演奏时以何律为宫,即摆出某律的镈钟一架,位居编钟之东,凡作乐,先击缚钟,以宣其声,即所谓“金声玉振”之金声,是宫廷雅乐“中和韶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钟系清代铸造,体阳面镌篆文乾隆皇帝御制铭,背面铸钟名。古代律制,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十二律阴阳各六,暗合十二月之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与之相对的十二镈钟用时不并陈,仅设当月律之镈钟,如十一月设黄钟,十二月设大吕,正月设太簇,依此类推。而此件镈钟音律为“南吕”,为十二镈钟之第十,至今故宫博物院、天坛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均有收藏,(图914-1、2)十分珍贵。

清代镈钟的制造,具有重要的意义。镈钟自汉以来的隋、唐、宋、金、元各史乐志中均有记载,惟明代乐悬未具,致使历朝礼乐中的重器沿袭出现中断。康熙朝御制《律吕正义》虽引隋书乐志做了记载,但也仅限于文字,实物仍为空缺,时至乾隆朝,这一缺憾才补上。古钟出土之际,正值朝廷用兵准、回两部。历时五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按照古制大捷之后必要“功成乐作”,“铸钟鼎以纪功德”,因此新铸镈钟便成为顺应古制、大吉大利、纪功扬威的非凡之举,强烈表现出统治者追崇周礼、建中和之极之意,借儒家“礼乐通政”的治国思想来达到强化皇权统治之目的。

附木质钟架

图914-1

图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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