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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北京政府督办边防事务处派出陆军中将张斯麟代表团出访苏俄。这是自苏俄政府建立以来北京政府采取的最重要的对苏外交举动。

北京政府派遣张斯麟访苏的目的，一是弄清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真实意图，对《宣言》表示非正式响应，二是了解远东共和国的情况，以便确定对苏外交方针。

1、张斯麟访苏的背景

北京政府正式接到苏俄第一次宣言后惊疑参半，命令驻俄国各地领事与苏俄有关方面接触，弄清《宣言》真伪和意图。

在收到驻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等的报告，查明《宣言》无误时，对《宣言》进行解读，认为除《宣言》第二项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企业意尚确定外，第一项放弃前俄政府一切侵略品，如满洲及他种地方民族自决，“语涉含浑，且满洲为我领土列入放弃权利之列，尤难索解”。

第三项放弃庚子赔款，“系在断绝旧党使领接济”。第四项放弃各种特权、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虽合公平旨趣，但该党势力尚难及于在华俄官商，难期见诸事实”。第五、六两项断绝前俄政府与日本等对中国的强暴和不公平事件，希望中国与俄国提携从事奋夺自由之事业，“有煽动中国人民仇视协约国及反对政府之意义，不能认为友谊举动”。

指示驻巴黎和会代表顾维钧等驻外使节，“倘将来各国对于劳农政府正式承认之时，中国自当一致办理，并以上述一、二、三、四项为开始商决中俄各项交涉基础”。

这就是说，北京政府尽管接受了苏俄政府的对华许诺，但在外交上仍然认定日本等协约国家为友邦，不敢突破协约国的约束，率先与苏俄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对苏俄外交仍然取与协约国一致的立场。

而苏俄政府做出慷慨许诺的目的，就在于选择中国为外交突破口，打破协约国对它的封锁和孤立。北京政府所采取的方针与苏俄政府的期望恰恰是南辕北辙！

这就丧失了使苏俄政府兑现全部许诺（特别是兑现归还中东铁路的许诺）的机会。

就在北京政府在对苏俄外交问题上左顾右盼的时刻，美、英、法都开始与苏俄进行非正式接洽，就是反对苏俄最凶的日本也暗中与新建立的远东共和国进行谈判。这时北京政府就再也坐不住了。

2、张斯麟访问“远东共和国”

1919年夏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后，苏俄政府迅速调整远东政策，指示向贝加尔湖进军的红军，切不可冒险东进，与日军发生冲突；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停止苏维埃化；联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缓冲国，缓和与协约国的矛盾。

1920年4月6日，缓冲国——远东共和国在上乌丁斯克宣告成立。

该共和国政府由以俄共（布）为核心、包括各方面的代表组成，原俄共（布）伊尔库茨克省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出任政府首脑，苏俄为该共和国母国。

同日，该政府发表致世界各国宣言，宣布愿与中国等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但内中宣称，该国领土包括“中东铁路租界区域”。

苏俄政府刚刚宣布将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无偿归还中国，而以苏俄作为母国的远东共和国，不但不重申宣言的精神，而且竟然将中国领土宣布为自己的领土。

这又好比对北京政府的希望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按远东共和国所宣布的领土范围，它将是与中国有最长共同边界的邻国。这个新国家将执行何种对华政策，它与苏俄是什么关系，这又是北京政府需要弄清楚的新问题。

1920年6月上旬，督办边防事务处(1919年7月督办参战事务处，改名为督办边防事务处)派张斯麟中将率团出访远东共和国并俟机出访苏俄，没有授予代表团正式外交使命，随团还有一个红十字会代表团携带一万普特面粉，用做赈济华侨。

其任务是“抚我侨民，觇彼国情，借资应付”。这就是说，代表团是没有官方名义的官方考察团。但在张斯麟临行前，边防处命令他“与缓冲、劳农两新党政府作非正式之接洽”。

实际上该代表团是半官方代表团。当时督办边防事务处是大战时最高军政机构，段祺瑞亲自任督办，代表团由督办边防事务处派出，引起了苏俄方面的重视。

由于在赤塔受到谢苗诺夫的刁难，代表团于6月27日始达上乌丁斯克，受到远东共和国政府的隆重接待。

第二天，张斯麟与该共和国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就“双方建立领事联系，中国劳工返国，和贸易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二人“密谈甚久”，代表团“漏夜缮译”克氏转交的文件，得悉该共和国“表面与劳农脱离”，但“所有重要问题仍需听命劳农商榷解决”。

张斯麟在上乌丁斯克还对舆论界发表谈话，表达对苏俄的善意。他对华俄通讯社记者说，苏维埃政府抛弃庚子赔款“实为中俄恢复邦交之先声”，日、法公使出面干涉，但中俄两国“实不容第三国之置喙”，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是“为两国政府之协商，及于最短期内恢复通商”。

张斯麟还将37车皮面粉无偿赠送给上乌丁斯克市，分发给该市医院和儿童机构。

为能顺利通过谢苗诺夫控制区，张斯麟称此行是慰问华侨，但到了上乌丁斯克，他声明自己衔有与俄方作非正式接洽的秘密使命，再加上他在上乌丁斯克的活动，更引起苏俄政府的注意。

3、张斯麟访苏的历程

7月8日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照会中国外交总长陆征祥，询问张斯麟代表团“是否确系代表北京政府行事，该使团是否持有相应的全权证书。如果属实，我们将很荣幸地接待该代表团并派出相应的代表团赴北京”。

北京政府没有明确回答，但苏俄政府仍然将该代表团作为中国正式代表团予以隆重接待。根据列宁指示，远东共和国还为代表团准备了去莫斯科的专车。

由于直皖战争爆发，张斯麟等待北京的指示，直到8月25日，代表团才从上乌丁斯克启程，9月5日到达莫斯科。

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天，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邀请张斯麟到私邸晤谈，9月14日约请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举行正式会谈。

加拉罕表示极愿与中国订约，恢复旧好。如中国愿意，可来电委张以全权办理，并电告俄外部知照。

“其协约内容，双方详细讨论。故既谋亲善，遇事无不可和平解决”。

张斯麟急电北京政府，说明新政府已经稳固，一些欧洲国家已经与之订立商约。“今其政府因属新选，志在重修旧好，以利通商，故不惜委屈迁就，一切均可让步，是亟宜利用时机，挽回已失国权在兹一举。”

电报还历数他此次西行的艰辛和俄国人民渴望与中国修好之意，意思是请北京政府授予他全权，就地与苏俄订立商约。

大出张斯麟所望的是，9月23日，外交部通过驻莫斯科领事朱绍阳，转到参陆办公处给他的电报：“台端久劳于外，甚念。顷有面询事一件，希即日回国。”

张斯麟只好遵命回国，向俄外部辞行。

俄外部“恳切坚留”，并说“近日有重要宣言书《第二次对华宣言》送达，仍盼北京政府同见。目前两国甫经携手，贵代表接洽未终，突于中途离俄，殊骇外人听闻”。

外交部也电告张斯麟，同意他“办理就绪后，再行回国”。

张斯麟遂留了下来，于10月5日，将苏俄外部转到的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中国外交部照会》电告北京政府，这通宣言也是加拉罕签发。

这是张斯麟在莫斯科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但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中国外交部通过驻伦敦代表正式通知苏俄，并未授予张斯麟全权，并通知他回国。这一下子不仅把张斯麟，而且把苏俄政府都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苏俄政府虽然已经知道张斯麟未被授予全权，但中国方面不正式挑破，就可与张作非正式的预谈，沟通将来正式谈判的渠道。

但中国来个正式通知，就使苏俄政府没有退路。

10月22日，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函张斯麟说：

“中国驻伦敦代表奉中华民国外交部之命通知我国，中国政府似乎并未赋予您进行谈判的全权并请您动身回国。该通知使我们的相互关系变得十分不明确了，使进一步谈判一事已根本不可能了，因为根据您的口头声明，我们一直把您当作中华民国的全权代表。”

这样，张斯麟只有一样事情可做，就是打道回府！但苏俄政府仍然没有慢待张斯麟，安排他在莫斯科参观，还让他去彼得堡作短暂访问，临行前列宁还破格接见了他。11月28日，张斯麟一行回到北京。

张斯麟这次苏俄之行，可以说历尽艰难险阻，一波三折。

从北京政府方面不断受到屈辱，而从苏俄政府方面始终受到优荣，一直把他当作没有全权证书的全权代表接待，这在外交上是没有先例的。

由此可以反映出苏俄急于打开对华关系的迫切心情。而张斯麟代表团赶在协约国之前，从远东共和国，直到莫斯科，又到了彼得堡。就其声势而言并不亚于一个正式代表团，这也正是苏俄政府所需要的。

因此给协约国造成一定的恐慌，它们不断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北京政府不断否认张斯麟赋有全权的原因。

张斯麟虽未能与苏俄方面作实质性谈判，但他及时地将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转达给政府，与苏俄谈妥中国可以在莫斯科、鄂木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三个重要城市设常驻领事，正如加拉罕致张斯麟的信中所说：

“有中国代表常驻俄国必将有利于建立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必将加速建立有利于双方的政治、经济和商务关系。”

张斯麟实地了解到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具体情况，受到列宁的接见，亲身感受到俄国人民欲与中国人民修好的美好感情，带去了为数不多但却宝贵的粮食，这些都为未来的中苏谈判营造了一定的良好气氛。

4、模棱两可的态度

1917年12月5日，苏维埃政府向俄国驻外使团发出询问，驻外使领们是否同意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下进行工作，并警告说，凡不愿意执行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农民苏维埃代表所规定的签订和约之政策者，当立即离职，将公务交给同意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下属人员，不管其职务的高低，要求各驻外使领馆立即答复。

原俄国驻华公使库达舍夫以下各驻华领事坚持反对苏维埃政府立场，拒绝回答苏维埃政府的询问。

苏维埃政府遂于12月9日下令解除了他们的职务，并声明“他们无权以任何名目支取国家款项”。

所谓苏俄的“国家款项”是指中国对俄国的庚子赔款和中东铁路的收入。

这两笔钱数额很大（中国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占赔款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北京政府拒绝承认苏俄，这两笔钱继续由库达舍夫和霍尔瓦特掌握。这些钱不仅可以维持前俄国驻华使领馆的运转，而且还有大量剩余。

这些剩余的钱就被充作库达舍夫等人进行反苏活动的经费。

因此苏维埃政府在对华交涉中最为关注的两件事就是：中国停止对旧俄使领的原有待遇和将霍尔瓦特驱逐出中东铁路。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之所以宣布归还中东铁路和放弃庚子赔款其原因就在于此。

北京政府既然承认旧俄使领，当然就拒绝苏俄派遣新的驻华使领。

1918年4月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照会中国外交部，重申旧俄使领已经被宣布为罪人和叛国者，并任命瓦西里耶夫为驻库仑领事，戈利克为驻塔城领事，金克维奇为驻伊犁领事。北京政府没有回答，苏俄新任命的领事未能赴任。

但北京政府的这种做法是不能持久的。

一是通过这些旧俄使领不能与苏俄政府办理任何交涉。

二是这些使领从事招兵、筹集反苏经费和武器等非法活动，严重破坏了北京政府对苏俄两派的“中立”政策。

三是进入1920年后苏俄国内局势、首先是远东局势迅速走向稳定，与苏俄建立正式关系已经是早晚的事了。

这样，取消旧俄使领待遇被提上北京政府的议事日程。

5、取消旧俄外交人员待遇

1920年7月俄国驻吉林领事，擅自将中国政府扣押的白党头目高梅阔夫放走。外交部遂以此事为契机，建议政府逐步断绝与旧俄领事的联系。

建议说：

“自俄旧政府倾覆后，既失代表之资格，又无办事之能力，而俄使对于我国，往往遇事提出抗议，或运动他国公使出面干涉，外交上诸感困难，亟应妥筹办法，以期根本解决”。

作为第一步，可以俄吉林领事擅自使高梅阔夫潜匿一案为由，通电各省长官，因俄使领有不正当举动，遇有中俄交涉问题，可自行酌定办法，随时报告外交部。

这一建议为政府所接受。9月23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发布命令说，俄国驻中国公使和中国各地领事已失去代表资格，应即停止待遇。

外交部转发各地行政当局的命令特别指出：

“至一切保护及管辖俄国在华人民等事宜，即由各当地特派员或交涉员接续行其职权。其有俄租界地方，由特派员代为管理。至中俄人民诉讼及俄人犯罪等事件，均归我国法庭审理”。

随着停止旧俄使领待遇，中国暂停交付对俄国庚子赔款。

中国的这一举动赶在了各协约国之先。除了打破了协约国的统一行动外，还涉及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这就触犯了列强的在华利益。

首先是俄国公使库达舍夫，在上述大总统令发布的第二天，他照会中国外交部说，大总统令违反了1860年的《北京条约》、1881年的《伊犁条约》和1901年的《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还把照会抄送公使团领袖西班牙驻华公使白斯德，希望得到驻华使团的支持。

美国认为中国此举“时机欠佳”，“某大国（日本）…提议，将俄在中国各种权利，由各国公共代管，至俄平静，交还俄国”。

北京政府向有关各国作了解释，但并未改变取消旧俄使领待遇并乘机收回有关主权的立场。

库达舍夫的照会，北京政府未予理睬。1920年10月白斯德会同《辛丑条约》签字国驻华代表议决，由公使团承担对俄国使馆保管责任，暂由库达舍夫代管。

后来苏俄政府不断要求中国驱逐库达舍夫，他在北京失去了立足之地，于1921年1月离开北京。俄国使馆的档案和各项财产，由驻北京公使团推举荷兰公使欧登科代表外交使团代管，俟苏俄政府被各国承认后交付。

中国各地俄国领事馆则由中国各有关地方当局暂时接收，代行俄领事职权。1920年9月29日吉林当局接收吉林俄领馆。

10月1日哈尔滨交涉员接收哈尔滨俄领馆，黑河俄领馆由黑河道尹于11月接收。

奉天俄领馆由奉天特派员于12月接收，驻库伦俄国领事馆，10月8日由中国库伦当局接收。新疆阿山、喀什、伊犁、塔城各处俄领事馆，由迪化（今乌鲁木齐)外交特派员会同各地道尹于11月8日接收。

为缓解来自公使团的压力，中国有关当局对已经接收的俄领馆，大都聘请原俄领事馆官员出任顾问或助理交涉员，协助管理俄侨事务。

以上俄国驻东北、外蒙古、新疆各领事馆的接收比较顺利。

但设在通商口岸租界区的俄国领事馆，因涉及租界的管理等与领事团的关系，实际接收就比较困难。

湖北当局率先接收了汉口俄租界，其次是直隶特派员接收天津俄租界，但因外国领事团的干涉，对租界区未能实现有效管理。

公使团领袖西班牙公使白斯德于1920年11月照会中国外交总长说，因上海、广州等俄领事署设立在各国租界之内，中国官员不能直接管理等原因，应由前俄领事馆开具所有产业清册，通过外交使团交给各口岸领事团，再由各领事团转交中国地方当局保管。

北京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至于对租界区的管理，依然如故。

中国政府取消了对旧俄使领的原有待遇，停止交纳庚子赔款，取消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使前俄国驻华领事失去驱使俄侨从事反苏活动的权利和经费，受到了苏俄政府的欢迎。

苏维埃政府只是对中国仍聘请旧俄使馆官员作顾问和助理交涉员的做法表示不满，因为这些前俄国外交官一变而为中国政府的官员，他们仍然利用职务之便，包庇和接纳俄国白党，从事打击和迫害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俄侨。

远东共和国代表和苏俄代表等不断提出交涉，但中国毕竟在断绝与旧俄势力关系方面率先走出了第一步，而没有这一步，就谈不到与苏俄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问题。

因此中国停止旧俄使领待遇是早期中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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