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不断张扬、自我意识再次觉醒，但同时也出现了自我的迷失。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失去自我，在个体选择背后是否有社会文化结构的约束，个人又如何走出迷失找回自我，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现代思想家们从哲学、社会理论、心理学等各个角度做了持续的研究，在推动人的觉醒与解放中展现出思想的内在关联，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也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中心线索，体现出现代社会变迁的精神脉动。

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标志性产物。人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建立起人格结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生成了关于自我的意识。自我基于自我意识之上，表现了人对自己存在的感知、认识、接纳、肯定，进而培育了自我的同一性（identity）。轴心时代哲学的诞生伴随这一进程，哲学家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彰显出时代精神的高度。然而，随着宗教信仰、国家机器等力量的增强，人膜拜在神圣世界的神灵及世俗世界的权力面前，最终失去自我。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的自我觉醒，对宗教的批判让人逐渐摆脱教会的统治并站立起来。笛卡尔肯定了“我”作为理性主体的认识主体地位，举起了近代思想高扬自我的旗帜。里夫金通过对词源的考察发现，近代以来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我”(I)、“自我 (self)”的词语流行起来。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教育的普及等打开了自我发展的空间，也不断增强了人的自我意识。然而，伴随资本主义的扩张、经济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个体越来越被卷入社会这部大机器中不能自拔，以至出现新的自我迷失。“自我迷失”指作为个体的人为外在力量控制而背离本真生命、远离甚至背离自我的心理和生存状态。人本来是自然、本真、以肯定自己为指向的生命存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成为外在力量所塑造的异己存在，结果失去了自我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直至走向自我的对立面。人们通过追求财富、权力、荣耀等外在价值来肯定自我；然而对外在价值的追求永无止境，无价值、无意义感也随之而来。人迷失自我后往往会服从外在力量的支配，奴性人格便会蔓延开来。现代化理论主张，奴性是传统社会的典型人格，现代社会的人格则以自主性为特征。然而事实是，在资本统治和权力压迫下，自我的迷失与奴性人格依然是普遍现象，这种人格深藏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幽暗世界。认识这一事实，需要分析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人的自我迷失的异同。传统社会人的奴性常常是显性的，现代社会则常常是隐形的。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在传统社会人依附于人，资本主义解除了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这是资本的“文明作用”。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又使人为商品所统治，结果人又依赖于“物”。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既有断裂性也有连续性，处于“转型社会”的个体的自我人格发展会面临更复杂的境况。在此问题上，思想家们敏锐地看到了现代人的这种精神人格及其蕴含的危机，因为这种奴性将人变成“非人”。马克思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时发现，资本的统治导致人的异化，“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马克思提出，旧制度塑造了庸人，庸人的核心特征便是奴性，庸人也维系了旧制度，这成为旧世界存在的逻辑。尼采看到了现实中人卑微的奴性，揭示了在国家和宗教的统治秩序下人的病态，这种病态集中表现为“人人都失去自我”。尼采称现实中的人为“末人”，其典型人格便是奴性。同样，卡夫卡看到了这种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以“甲壳虫”的隐喻昭示了卑微个人在冰冷的竞争世界走向自我迷失的命运。海德格尔揭示了技术对人的统治导致的存在之天命。阿伦特通过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揭示了它如何给人洗脑并最终剥夺了人的自我意识。弗洛姆看到，人类借助理性认识甚至征服了自然，但自己却成为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人创造了征服自然的各种方法，但最终却“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对生命的荒诞与存在无意义的感知使得存在主义产生广泛影响。弗洛姆提出，二十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L.米兰达(Lucas Miranda)受此启发，借助对现代人的虚无主义态度等“自我毁灭的世界观”的分析，提出当代社会“自我死了”。自我迷失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状况，显示出时代精神的深层矛盾，也引发了自我认同危机背后的人类社会自身的危机。现代文明确立了人在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肯定了自我的价值和尊严并将之视为衡量一切思想与制度正当性的依据，然而它同时又将人沦为工具。对自我的否定导致人无法形成自我的同一性，这种内在的紧张与冲突直接瓦解了人存在于此世的根基。一旦根基被抽走，终极意义被毁灭，存在的危机就不可避免。从工具意义上看，自我的迷失直接抑制了人的创造力的释放，贬低甚至毁灭了人自身的价值，从而间接地贬低甚至毁灭了将经济技术发展创造的文明。

那么，自我迷失的根源是什么？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系统中，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通过教化体系塑造了人，也导致了自我的形成和迷失。因此，解开其中的秘密需要从思想文化入手探讨其根源。

自我首先表现为意识的发展，体现为人对自我的认识、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以及对社会规范的接纳。自我意识是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个体接受和处理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在整合中形成应对环境挑战的世界图景和关于自我的观念。对于这一认知过程，T. 伯格（Tyler Burge）探讨了自我与自我理解、外在规范等之间的关联，分析了自我借助批判理性及自我理解的能力而接受外在规范的客观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秩序而建立道德法律等思想体系，这种外在的统治威权、价值规范通过意识形态教化机制塑造了个人，进而内化为个人的自我同一性，最终形成了个人约束甚至惩罚自我的机制。从历史事实看，社会总是把个体视为教化的对象，将法律、道德、信仰等社会规范灌输到人的头脑中，直接塑造了人的自我观念。社会规范确立善恶对错的标准，以其不可置疑的强悍意志宣示其正当性，要求人按照世界的规范和榜样的模式去生活，顺从也就被奉为美德。

作为强势力量的国家和社会将法律、道德等规范宣布为绝对真理强加与个体，个体则在形式上的自主选择中被动地接受塑造，这一机制是通过自我“良心”的运作得以实现的。思想家们发现了良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来自外在威权的意志经由人的良心而变成了其自觉认同和主动选择。弗洛伊德提出自我（ego）之外存在超我，即基于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认同而形成的“我”。来自威权的意志通过超我向自我发出命令教人应当如何，由此形成对自我的高压，按照理性原则作出判断和选择，自我便容易被淹没。尼采分析了基督教道德对人的塑造，揭示了偶像形成的机制，认为这里有一种“坏良心”——它否定生命、否定自我。弗洛姆提出，威权意志通过惩罚制度制造了恐惧，个体出于对威权的恐惧而认同规范。威权主义良心将外在规范化为内心的道德律令，命令人去做什么、不做什么。总结来说，这些思想家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的机制，即借助于道德教化，个体主动将外在规范化为内在的道德律令并视之为美德，外在规范变成了内在需要——“我需要被统治”“我需要被引领”，只有“我应当”而没有“我要”。一旦失去这种统治和引领，被教化者似乎失去了魂魄、迷失了方向。其中，统治者构建了惩戒与奖赏机制，对不遵守规范者予以审判、惩罚，目的则是让人放弃对自我的执念而接受统治秩序的约束。从个体生长过程看，受到外在环境及教育的支配，人在童年时期便形成认知与行为的图式并不断被结构化。随着经验的增加，这种思维、行为和人格结构不断被强化，独立意识和反抗能力被销蚀，个人便会逐渐失去自我。即使在此情形下，人依然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只是这里的自我可能已不是真实的自我而是社会文化系统塑造的“虚假的自我”。

一个问题是，人们投身于外在事务或者按照他人的意志行事，甚至达到无我境界，这不正是各种道德理想所追求的吗？这里有两种情况。其一，在某种道德理想感召下，英雄牺牲自我、舍生取义带领人们冲破黑暗迎来光明，这为各个文化所推崇。不过由于道德理想有历史的内涵，因此需要具体分析。其二，人在权力的淫威统治下放弃自我甘做奴隶。在此状态下，生命的主体不是真实自我而是外在世界按照其意志强力塑造出的虚假自我，真实自我处于被压迫被蔑视的地位。为求得生存，人以放弃自我、膜拜威权换来安全。由于外在力量过于强大，上述机制不断削弱了自我的反抗意志，这种失衡的力量对比导致形成奴性人格。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后一种情况更为普遍。

事实上，自我不只是人飘忽不定的心理过程而有着客观的事实基础；自我迷失的微观机制并非只是个体生命在独特经验中的偶然际遇，相反，它深植于人所生活的思想文化系统之中。弗洛伊德从个体的精神成长角度反思了文明的代价，发现自我受到本我的本能力量的冲击，同时又为超我所塑造的自我理想所支配，由此形成对自我的双面夹击；当自我无力反抗这种冲击时，便可能选择否定自我的路线，由此导致形成病态人格。这种迷失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导致人的精神疾病，而在社会文化层面在表现为时代精神的危机。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报告，当今世界约有10亿人患有精神疾病，新冠疫情下这一问题显著加重。精神疾病有自然生理等因素，深层原因则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所以，荣格等后来者更多地研究了个体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对个体的塑造，发现人的意识之外的无意识包括集体无意识常常决定了人的命运。

所以，对于个体意识和生命的分析还需要跳出微观层面，从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系统认识更深层的决定因素，这时，国家、资本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系统力量便呈现出来。

在思想文化的背后还存在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它们既是塑造思想文化的基础，也是导致人的自我迷失的物质动因。因此，考察现代人的自我的迷失还要追溯思想文化背后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之上的权力运作体系。

现代社会是在资本主导下的商品社会，马克思借助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解剖而揭示了人的自我迷失的根源。在他看来，资本是一种支配一切的权力。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人也为商品和资本的逻辑所控制，劳动者乃至一切人都成为资本逐利体系下的工具，结果，生命被漠视、压榨、摧残而成为工具、机器，人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资本也成为新的“神”控制了一切，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流行起来，人们在追逐商品的消费中进一步被物化。结果，一切价值都被颠倒，人也迷失了自我。

随着技术的革新和生产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缓和，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然而，由于生产方式没有根本变化，人被异化而出现自我迷失的状况以新的形式呈现出来。消费主义盛行使人人似乎在满足欲望中实现了自己，但是结果却是人被商品所统治而失去自我。正因为找不到自我的价值，所以人才通过财富来证明自己。在重新发掘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基础之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资本批判与心理学等科学结合起来，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下人的生存困境。弗洛姆提出现代社会存在“市场取向”的性格。遵循市场交换法则，人疯狂追逐外在的权力、财富、名声等，人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其自我而是取决于其交换价值，从“我是我所思”变成了“我是我所有”“我是你所需”，人随时因为这种得失而陷入恐慌、自卑。

与资本在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相匹配，现代国家借助暴力机器统治个体生命。国家拥有暴力支持下的绝对权威，自诞生以来，它就成为与个体自我对立的力量。马克思发现，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处于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剥夺与被剥夺的关系中。统治者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统治，在政治上压迫、在思想上奴化从而从身体和精神上控制个体的思想和行动。在此逻辑下，被统治者逐渐失去自由意志、反抗精神乃至生命力。这种社会关系塑造了人的本质，通过养成人的奴性而使其逐步失去自我。尼采对国家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批判了国家背后包含的“统治欲”对个体生命的宰制，提出“在国家终止存在的地方，那儿才开始有人”。福柯揭示了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权力借助系统的规诫与惩罚机制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监控和支配，最终导致“人之死”。这都显示出现代思想家对国家、权力、威权抱持的批判立场。

从历史上看，国家的产生和演变本身包含了统治、压迫、宰制的基本逻辑，直接针对的便是人本身，而它的秘密则是通过暴力制造恐惧，直至使人无条件地接受其威权。权力通过垄断资源分配财富等使人趋之若鹜，同时又通过制造恐惧让人降服，由此形成了一种奴役机制：要么屈服，要么消失。在此高压面前，人出于求生的本能而跪倒，由此形成了千百年代代相传的奴性人格，在获得生存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打碎了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以平等和自由的理念解放了人。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消除统治与被统治的根本关系，国家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不断膨胀，对个人的压迫也就不会消失。比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国家掌握了更强大的统治力量，个人不再有隐私，权力也更容易侵犯公民权利。

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同样具有支配自我的力量，构成了对个体自我的直接束缚。人在经济社会关系中结成各种共同体，它们既为个体提供了认同基础，也容易将人带入他人的牢笼中。数量众多的他人构成一种外在力量，在无形中引导个体随波逐流。在全球化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交往空前扩大和加深，他人形成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对个体影响巨大，其中便有消极的方面。当今世界存在普遍的“内卷”力量，人不得不被卷入其中。这种“卷”的力量来自与资本主导和权力控制下的现代社会的统治秩序，个体生命被卷入到这种洪流中，遵循流俗的价值和人生模式是生存的策略。然而，“卷”的结果必然是自我的迷失。

一个质疑是，现代社会提升了人的自主意识，个体主义、张扬个性、实现自我成为普遍价值观，为何说存在普遍的自我迷失？的确，现在社会个性张扬，自我价值凸显，由此也释放了人的创造力、扩展了人的自由。但应看到，这种个性在现实社会中常常变成虚假的个性，人通过服装、词语、生活方式等形式上凸显个性，但在思想认同、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内容上却逃不出社会文化系统的塑造，结果表现出更多的共性。个性被共性所取代，展现出人的自我迷失。荣格揭示了其中的心理基础：“如果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原我就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它就会用共性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共性就被伪装成个性。” 卢卡奇则基于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指出，“当资产阶级一方面赋予个性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的同时，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这种个人主义的经济条件，通过商品生产建立起来的物化取消了任何一种个性。” 现代社会在工业化和市场化推动下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人们越来越多地像流水线上的产品被制造出来，资本主导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将人变成了物化的对象。结果，个性被共性所取代和吞噬。在全球化推动下，这种特征甚至走向全球，自我的迷失与自我同一性的危机也成为普遍现象。

认识到此等强大的外部世界，自我与之对抗如螳臂当车，明哲保身的做法是选择随波逐流。结果人为社会、文化所奴役，奴性人格难以消除，人也会最终失去自我。

面对现代社会自我的迷失，重新找回自我进而活出生命的本真成为普遍诉求，而这需要人在与世界的互动中认识自己，在自我觉醒中重新发现和肯定自我，这也是现代启蒙事业的直接目标。哲学作为“治疗的学问”不仅是治疗人类思维中的毛病，还要通过揭示社会文化系统的结构性矛盾寻找导致时代精神危机的根源，从而在启蒙与解放中推动人的自我觉醒。

觉醒的前提是人从对外部世界的追逐中回到自身，在对自我与世界的反思中认识真相。只有迈出这第一步才能走上觉醒与改变的道路，第一步也是最难的，因为这意味着生命的自觉。在既定的制度和文化结构的规制和教化之下，人从出生便嵌入到这社会文化体系中并逐步形成稳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此确立关于自我、世界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图景。经过长年累月生活经验的强化，这种图景化为人内心的信念：人对自我最了解也最信任。可事实上人未必认识自我、活出了自我。觉醒意味着认识并打破惯性，从对外物的追逐中解放出来，进而回到自我的世界。尼采这样体验：“只有回来，终于回到老家——我自己的自我，长久漂泊在异乡、分散在一切事物和偶然之间的自我终于回头了。” 荣格以自我为实验对象考察了时代的精神状况，记录了回到自己灵魂的历程。人执着于外在世界中而迷失了自我，两手空空地回到自己的灵魂面前时，人发现生命世界已荒芜。回到自己，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建设心灵家园成为现代人需要面对的问题。

走向自我带来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是认识到自我的迷失。觉醒意味着反思陈腐的旧世界观以及价值体系，从根本上破除宰制压迫自我的力量，这便是启蒙的事业，思想启蒙是人走向觉醒的途径。思想解放寓意将颠倒的世界颠倒过来，瓦解禁锢自我的思想堡垒，冲破一切扼杀生命的枷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才能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的道路。借助思想启蒙，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得以觉醒，由此走上了解放自我的革命道路。从个体角度看，这种自我的实现正是发展自己的人格、实现自我的价值、从终极意义上实现自我的过程。荣格将之理解为“人格的发展”，认为其核心是走出常人习惯了的模式，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突破陈规中实现了自我。他提出，大多数人由于默守陈规而无法选择自己的道路发展自己的人格。英雄听到内心的声音、感受到使命的召唤，这种使命感驱使他突破常规，进而爆发出创造性能量。正因为这一生命历险十分艰难，所以只有少数人走上发展自我人格的道路。

通常以为，觉醒和启蒙是先知先觉的圣贤启发普通民众的教育过程；然而，真正的觉醒是自我觉醒，真正的启蒙是自我启蒙，真正的解放是自我解放。面对人的生命苦难，宗教提供的道路是破除狭隘小我的局限，将自我融入到神灵世界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佛教主张破除我执、忍辱苦行。基督教主张通过放弃自我来获得灵性的生命。宗教沿着否定自我的方向继续前进，以碾压自我为基础，让超自然力量主宰一切。然而现实中没有救世主。思想家们教导人们要自己承担起责任，因为每个人的道路不一样，个人要走自己的道路。马克思更是让无产阶级以及被压迫者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原因以及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指明了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道路。现代社会运动也展现出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变革世界的力量。

这种生命的觉醒充满紧张和冲突，需要人以勇气面对现实而非逃避矛盾。实现自我意味着走出被安排好的生活，活出自己的生命，这意味着独立承担起生命的重负，直面充满未知和风险的世界。荣格提醒道，“活出自己意味着：担起自己的任务。永远不要说活出自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活出自己将不会再有快乐，而是面对漫长的痛苦，因为你要成为自己的创造者。” 走出习惯性的依赖型生活意味着改变过去，甚至是在死亡中走向新生的过程。新生命的诞生必然会承受痛苦，但这是自我觉醒、自我实现的创造道路。

由于导致自我迷失的决定性因素来自于自我之外的社会文化结构，走出迷失以实现自我需要与强大的外部世界进行斗争，如此才能反抗强力和惯性对自我的塑造。从进化论视角看，生存竞争是物种繁衍存续的客观机制；从人类文明发展看，真善美正是通过与假恶丑的斗争得以延续。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人的成长也是通过与内在本性中固有的种种弱点和缺陷的斗争得以发展，因此斗争具有积极的创造性意义。如果放弃斗争，腐朽衰败的因素必然随之滋长泛滥，最终会吞噬积极健康的生命。

面对生命固有的弱点，走出迷失首先是认识并改造自我以获得新生。各种思想体系都共同指向对个体的自我改造，从儒家的修身养性、道家的道法自然、佛教的戒定慧、基督教的道成肉身，都提供了自我认知和改造的道路。只不过，它们常常以否定自我为代价，结果让人走上的是蒙昧之路。现代的启蒙之路从形式上看也是关注自我改造自我，然而其内容和方向却显著不同。它让人直面人性的弱点，认识并改造“虚假自我”的局限，在超越中走上新生之路。马克思主张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克服现代社会人的异化；尼采将超越自我视为人类最重要的使命。打碎思想枷锁，在改造自我培育新人中实现社会改造的理想，这成为现代文明进步的基本理路。

然而，面对强大的社会制度文化体系的结构性力量，柔弱的个体生命如何能冲破铜墙铁壁而生长出自我？面对外在世界的强权，斗争意味着敢于蔑视一切不合理的秩序。思想先驱是最早的觉悟者，他们敏锐地认识到现实秩序的不合理性，进而投身揭露和反抗旧世界，以自身的生命体验活出新的生命。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反抗强悍的社会文化结构常常只是以卵击石。因此，推动大众乃至人类的解放，让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需要跳出个体层面去寻找出路。不同于其他思想家关注孤立个体的方法，马克思看到了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揭示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类整体的自由发展的互动关系。由于自我的迷失植根于社会结构之中，因而解放自己需要从改变社会结构入手，通过革命实践为自我的实现确立制度基础。既然资本的统治是导致自我迷失的经济结构基础，限制并最终消灭旧式分工以及资本便是解放自我的根本出路；既然国家权力是导致自我迷失的政治根源，约束权力并最终消灭国家便是解放自我的根本条件；既然基于资本至上的意识形态是导致人自我迷失的思想文化根源，批判旧思想旧文化培育新思想新文化便是让人找到自我进而实现自我的基本途径。随着旧的社会文化结构的瓦解，传统束缚自我的结构性因素被消除，人获得了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其中，经济技术的发展既是推动自我觉醒与发展的积极因素，同时也会带来新的负面影响和挑战。加拿大学者R.W.贝尔克（Russell W. Belk）将人身心之外的人、物、空间等视为“扩展的自我”（extended self），在数字时代的如下五个变化则进一步构成理解“扩展的自我”的因素：去物质化；再现；共享；自我的共建，分布式记忆。自我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存在的，与环境的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等直接塑造了人本身，其中包括人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在现代商品社会和以数字化、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时代，环境的深刻变化直接塑造了人以及自我的建构。其中，人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而无力抗拒外在强力，最终也容易失去自我。

自我的迷失集中显示了现代文明的内在矛盾，这与启蒙的理想背道而驰，导致人丧失生命的本真性，显示了现代文明的不合理的方面。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尼采等现代思想家从不同视角展开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探讨，揭示了其社会文化根源进而探寻了在启蒙与觉醒中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对个体生命的支配。尼采通过对基督教伦理的批判揭示了现代人的病态特征，提出了超越现实创造新人的理想。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则借助现代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分析了现代人自我迷失的根源。思想家们的不同解释从多重维度上揭示了问题的实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图景，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了问题所在，而认识和实现自我这也成为现代思想的共同旨归。当今世界，资本主导下的社会文化结构仍以强悍力量支配着每个人，通过启蒙认识人类处境并以行动推动人的自我觉醒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问题，而思想先驱所进行的精神历险和哲学批判依然振聋发聩，启发和激励人们认识自我与世界的本相，进而在反抗现实秩序、克服自我局限中发展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