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屠杀了我们30万名同胞，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是侵华日军在南京一共进行过多少次屠杀？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在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孙宅巍看来，数据统计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客观依据。在探究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时，使用数据统计可以获得更加准确的历史真相，也可以获得新的发现。
从1983年进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一脚踏进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就和“数字”打起了交道。这40年来，他独自打造了一只“工具箱”，里面分门别类存放着他搜集整理的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各种数字、资料的最新统计。872次屠杀、599件日军暴行案例、41座难民营……这是孙宅巍对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最新研究统计数据。最近，他将这些数据汇编成《“数”说南京大屠杀》一书，该书即将与读者见面。
872次屠杀！首次统计出的这一数据足以诠释“尸横遍野”
孙宅巍的“数字”研究是从“30万”开始的。
30万同胞被侵华日军屠杀，是早有法庭判决的，但日本右翼仍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对这一数字进行实证研究，成为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孙宅巍从对死难者尸体收埋与处理的四个渠道进行统计。其中，8家慈善团体共收埋近20万具尸体，8个市民群体共收埋4万多具尸体，6个伪政权机构共收埋了1.6万具尸体；此外，还有165件市民自行收埋死难者尸体的记录与35宗日军动用部队和强令市民收埋、毁灭、处理尸体的记录。这些数据，足以印证“30万”是确凿无疑的。
在实证“30万”这个数据的过程中，孙宅巍注意到，尸体收埋地点分散，日军屠杀次数频繁。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日军在6周内共进行过多少次屠杀？
孙宅巍告诉记者，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大概念，它不是一次屠杀事件，而是由千百次的屠杀事件组成。关于这些屠杀事件，有的已为公众熟知，如发生于1937年12月18日夜的草鞋峡集体屠杀事件，四所村、五所村被俘军人与难民共5.7万余人遇难，这场屠杀从上午一直持续到晚上。类似这样的集体屠杀还在三汊河、煤炭港、安基山、龙王庙、安德门、莫愁湖等159个地方发生过。而这共计160次集体屠杀远非南京大屠杀的全部。“我将以10人以上的屠杀定义为‘集体屠杀’，这160次集体屠杀的屠杀人数，多则数万人，少则数十人。其中有一些因为屠杀人数多而为世人所知；还有10人以下的分散屠杀，多达712次，大多不为人所知。”
孙宅巍将每一次屠杀地都一一指明。若在地图上指认，它们从与镇江句容接壤的土桥，到位于白下路、升州路间的千章巷，再到位于南京北郊燕子矶东、尧化门北的杨梅塘，密密麻麻，分布于南京城内外几乎每一条街巷。“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每次屠杀事件的地点均予一一列出，就是为了证明一个血腥的事实：侵华日军在南京城郊，确实是进攻到哪里就屠杀到哪里。160次集体屠杀、712次分散屠杀——‘872’这一数字，足以诠释‘尸横遍野’‘尸满大街小巷’的人间惨象。”孙宅巍说。
孙宅巍用统计数据清晰地展示了当时南京地狱般的场景，精确到每一个地点。而这一数字超过了当年南京军事法庭的审判档案记录。在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附件中，一共只列出了28次集体屠杀；而“附件”中虽列出858次分散屠杀案例，但多为一事一例、一日一例，而现在列出的一个地点的分散屠杀，往往就包含了附件中的一二十个案例，因此现在列出的712次分散屠杀，较之谷寿夫判决书附件中的858例，受害人数要多出许多倍。
孙宅巍从1983年一脚踏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领域，至今40年整。
41座难民营！比拉贝的记录更为精确
南京沦陷后，出现了多个难民营（难民收容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日军暴行，保障了南京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困难。但当时一共有多少个难民营？
孙宅巍告诉记者，在以往研究中，提起难民收容所，一般都以拉贝先生在日记中所提25座或26座为准。但到底多少座，其实一直没有人做出精确的统计。他依据现已发现的中外史料统计，难民营的数量一共41座，比拉贝记载的多出60%。孙宅巍介绍说，这些难民营，有30座隶属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它们大多设于安全区，有的虽不设在安全区，但归国际委员会帮助和监护，如双塘难民收容所，也有的难民营地址不详，如贵格教会传教团难民收容所等。
另外11座难民营全设于安全区外。像栖霞寺难民收容所、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因媒体近些年的报道已广为人知，但还有一些难民营，如卫青里（音）难民收容所、石山区（音）难民收容所、葛塘难民收容所等，都还鲜为人知。
隶属于安全区的难民营庇护了数十万中国人，这11座难民营也收容了6万余名中国人。与前者相比，这11座难民营的处境更为凶险，它们要时刻提防日军的闯入。1937年12月14日，日军冲入位于下关的和记洋行难民收容所，将数千难民押至煤炭港江边，5日夜，被掳难民悉数遭机枪射杀。除了提防日军，它们还饱受饥寒之苦，有多个难民营曾向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请求帮助，如位于六合县葛塘镇的难民收容所。该收容所收留难民2000名。在收到该收容所需要救济的请求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1938年2月14日在《关于形势的内部报告》中表示，那里“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
我们现在无从得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否给予了帮助。毕竟当时就连安全区内的难民营也常常受到日军的入侵。
就日军的暴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曾多次向日方提出报告，其中大部分编有自然序号。在徐淑希先生编辑的《南京安全区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先生的日记《拉贝日记》中，均从中选择一部分摘引使用，但无法看到这一编有序号报告的完整面貌。孙宅巍历经三十多年，终于将这些编有自然序号的日军暴行案例一一收拢，完整还原，共计470件。
提起搜集这些报告的经过，孙宅巍感慨地说，“这个很难。我们现在见不到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方提出的所有报告，只能从他人著作摘引中知道，哦，原来国际委员会当初曾经有过这些编过号的报告。所以我仔细查找留存在国内的史料，又托人追查耶鲁大学的档案，断断续续，直到2015年才最终搜集完整。”
与此同时，他还发现有大量未编序的日军暴行报告与记录，散见于各国际委员会委员、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的日记、书信之中。经仔细搜寻、梳理，共得129件。这599件编序及未编序的日军暴行报告，是第三方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暴行客观、真实的记录。这些报告与记录，大多有时间、有地点、有报告者姓名，是日军暴行的有力见证。
这些数据还在不断增加
南京大屠杀前11支守军部队的参战、损失、保存人数；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872次屠杀暴行；南京大屠杀30万具尸骸的掩埋和处理；南京沦陷前后的41座难民收容所；25座遇难者纪念碑……
这些数据的统计花费了孙宅巍四十年的心血。孙宅巍说，这40年来，他从进入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开始，就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这些数据的收集，从中外媒体报道到文献史料出版，再到学界最近研究成果，日积月累，他的“工具箱”里的材料越来越多，几十本剪报、复印资料，还有几十个装满资料的档案袋，“目之所及，不漏一条材料”。特别是2010年72卷本400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几乎穷尽当时最主要的南京大屠杀史料，这套书，每一本他都仔仔细细地从头翻到尾，将有用的材料分门别类纳入他的“工具箱”。
孙宅巍强调，到目前为止，他的统计所得也并非最终数据。随着新史料的发现，这些数据仍将处于变动之中。他希望后人能在他的统计基础上再进一步，将南京大屠杀的全貌展现出来。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史上的一场浩劫。关于这场劫难，有数以千万字的史料，且每年都会有新史料出现。但对普通民众来说，很难将这些众多的史料从头到尾地读完。我现在将这些庞杂的史料提炼为9个方面，扎扎实实地统计出各个方面的最新数据。而这些数据也将从各个角度展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让大众更容易认识这段历史的全貌。”
（来源：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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