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一个活跃而有效的资本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可投资资本”,更要有强大的“资本流动性”,二者缺一不可。这本是“常识”,但部分金融人对“货币流动性”和“资本流动性”不加区分,这可能会导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跑偏。
在股市上,为什么人民币与股市同步?因为一些金融人认为,人民币贬值意味着资本逃逸,所以股市必跌。这实际是个错误:第一,由于中外利率差异导致的资本逃逸,通常应当是“固收偏好”的套利资本,但股权投资资本、实业投资资本一般偏好低利率货币环境,所以才有“降息股市涨”的惯例;第二,A股市场外资占比极低,基本属于国内市场,涨跌却被外资跨境流动影响,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
这类错误还有很多。比如,一说到美联储投放基础货币,立即就会有人大喊“印钞”,但殊不知,2009年到2019年,美联储是通过大量长期基础货币投放取代用货币乘数去增加M2供给。整个过程M2增长率不仅没有大幅上升,而且总体下行。这就是2019年之前,为什么全球更多担心通缩而非通胀的关键所在。当然,2020年疫情爆发后情况变了,大量基础货币被用于消费,加之供应链中断,结果导致美国物价飞涨。至少这样的表述才是客观的,但国内一些金融人偏偏把2019年前后不同的情况混为一谈,认为美国疫情以来所出现的物价上涨,是美联储连续12年量化宽松的结果。
美国人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2009年到2019年,美联储实际是通过释放长期基础货币,向资本市场注入了海量的“资本流动性”,这无疑是美国股市连续上涨10多年、甚至到今天为止调整有序的关键所在。
现在说说什么是资本流动性、什么是货币流动性。区别货币流动性和资本流动性仅仅是个“期限概念”。市场存续期限超过一年的流动性为资本流动性,市场存续期限不足一年的为货币流动性。理论上说,不同性质的流动性维系不同性质的金融市场。具体而言,货币流动性维系货币市场运行,资本流动性维系资本市场运行。二者不能交叉,交叉意味着期限错配,而期限错配则易诱发最大金融风险——流动性风险。
比如2015年的股市波动,其中关键就是海量短期资金——货币流动性进入股市,一遇风吹草动,短期资金纷纷流出。所以,资本市场必须依托长期的资本流动性支撑,而非货币流动性。但部分国内金融人对流动性基本不加区分,甚至认为货币流动性足够多,资本流动性就一定够。这实际是明显的认知错误,尤其对中国这样以实体经济为本的国家,如果资本流动性不足,不仅对资本市场自身发展不利,也会影响其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对于金融市场而言,流动性是否充裕至关重要。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一座居民楼有400辆家用轿车,但这个居民楼的停车场只有350个车位,够用吗?两种情况,如果350个车位都是固定的私家车位——每个车位都“没有流动性”,那一定不够用,肯定会有车辆无处停泊;但如果情况变了,350个车位都是公共车位——每个车位都“有流动性”,同样是350个车位,是否够用?答案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就够用了。
俗话说,流水不腐。对资本市场而言,只有资本流动性充足,资本市场才会活跃,才会生机勃勃。但一些金融人仅仅看到“可投资资本”存在稀缺的问题,但看不到“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少的问题。
什么是“可投资资本”?按照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可投资资本”购买股票应当是长期持有。如果“可投资资本”可以源源不断,那“资本流动性”当然不成问题。比如著名投资家巴菲特,他就是依靠保险公司为之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动性,所以才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就。
但是,对于整体资本市场而言,“可投资资本”源源不断的情况不可能存在,至少不可能长期存在。所以,必须依托“外力”给予资本流动性的支撑。这个“外力”是谁?美联储给出的答案是:长期、超长期基础货币。
实际上,无论社保基金、保险资金还是居民储蓄等等,它们只能给资本市场带来一定数量的“可投资资本”,买入股票后长期持有。这股力量属于股票市场的基础力量,但绝非活跃的力量,而活跃股票市场的力量,一定是充沛的资本流动性。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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