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御选古文渊鉴》在编选上秉持“经世致用”的选文标准与“帝王之道”紧密联系，以“鼓吹六经”为总纲，以“质文互用”为具体原则深刻，反映康熙选文背后的文道观念在评点时，康熙对韩愈散文多持褒扬态度。
认为其文在文法与文道观念多有可取之处，肯定了韩愈醇雅古峻的文风，也对其尊儒重道、崇尚孔孟的观念加以认同。
《御选古文渊鉴》经世致用的文章观念与崇尚古雅的审美倾向，是清廷“崇儒重道” 政策的具体反映，对清代中后期的古文创作与古文选本的编纂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御选古文渊鉴》对韩愈散文的编选
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命大学士徐乾学等编修《御选古文渊鉴》共64卷，分为正集、别集、外集3部。
从体例上看，《古文渊鉴》能够博采众长。在编写时，除收录原文，在每篇文题后标注写作时间与缘起，文中注释颇丰，如韩愈作文惯用典故，《古文渊鉴》对篇中典故尽可能详尽地进行说明，此外，在注解时，引用多家观点，取舍有度。
《古文渊鉴》为一部古文选集。在《御制序》中，康熙将典章法度与文章相比而论，认为典章法度具有时代局限，不必沿袭，但文章“源流深长，今古错综，盛衰恒通于千载，损益非关于一朝”，不能以时代论之。
前代萧统《文选》、姚铉《文粹》等都是以一代为限，不足以揭示文章之变化。只有破除了文集编选的时限性，才能达到明是非、通古今的效果。故《古文渊鉴》收录上至春秋、下迨宋代，编选成集。
《御制序》清晰地概括了正集、别集与外集的内容。总体来看，无论是编写目的还是具体内容，《古文渊鉴》无非围绕着“帝王之道”对文章进行取舍。
《古文渊鉴》中选录文章篇目较多的著家依次是苏轼46篇、朱熹36篇和韩愈29篇，除流传等因素外，在一部汇集历朝散文的总集中，收录个人散文能达到如此可观数量，著者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成就与地位也就可见一斑，足见康熙对这些著者的重视。
韩愈散文存三百余篇，如何做到“ 鉴择精当”，就成为了编选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古文渊鉴》选录韩愈散文29篇。
分别为 :《论佛骨表》《禘祫议》《复仇状》《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原道》《守戒》《师说》《张中丞传后叙》《争臣论》《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与孟尚书书》《再与鄂州柳中丞书》《与祠部陆员外书》《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送浮屠文畅师序》《送郑尚书序》《送齐皞下第序》《许郢州序》《平淮西碑》《曹成王碑》《处州孔子庙碑》《 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袁氏先庙碑》《司勋员外孔君墓志铭》《乌氏庙碑铭》《南海神庙碑》《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鳄鱼文》。
以上文章，一定程度上都对“帝王之道”有所助益。“道”是韩愈散文的一个重要概念，韩愈在其名篇《争臣论》中提出“修辞明道”的观念，文与道的结合成为其著述的鲜明特点。
韩愈的文道观念不仅是指单纯的“文章道理”，其中的文“非一般的政论、记叙、说明文，而是指他学习《春秋》《左传》《易经》《诗经》等先秦两汉作文的经验，汲取其优长而成的美文”，道则是“纯粹的儒道”，是“他所捍卫、传承的儒学道统”。
二、《御选古文渊鉴》中康熙对韩愈散文的评点
《古文渊鉴》选录文章同时附有康熙君臣评语，通常由康熙先做简要总评，词臣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康熙称韩愈散文“断尾唐文第一 ”，在评点韩文时，主要从文章思想与文学审美两方面出发。
分析韩文优于别家的原因，反观之，从康熙的评语中亦可见其文章观念，在文章思想方面， 康熙以韩愈为“有唐一代儒宗”，重视韩文所体现的文道观念，“明道”是韩愈作文的目的，下笔精思熟虑，读书通达义理，才能在撰著时达到“明道”的效果。
如康熙对《原道》评价极高，称其“奥衍宏深，理纯辞达，荀、扬辈未足方驾也。”《原道》 一文在重申儒家伦理秩序之余，确立了儒家道统体系，并将道统观念与国家治理相结合。
康熙对韩愈的政绩、文章和个人品德极力褒扬，赞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纠正了自六朝以来文章的“不正之风”，甚至认为其引领古文运动之功绩更胜于初唐名臣。这不仅是因为韩愈文学成就极高，更是因为韩愈在散文创作中维护道统的观念与康熙的文教政策相契合。
在文学审美方面，康熙认可在《古文渊鉴》所选韩文的文章结构、文风与表达。康熙以为韩愈散文“体局峭严”，文章布局严谨，构思精巧，结构清晰。
如评《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前幅举其成功，后幅勉其建绩，下语不繁，而屯制之宜，已了然指掌。”认为韩愈此文结构明确，语言精练，准确地表明了屯田制的优点。
又如康熙评《禘祫议》：“禘祫之议，纷如聚讼，此论折衷众议，条贯井然。”能够在繁杂的材料典籍中找到支撑自己的论点，又能因势而动、恰如其分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禘祫议》中韩愈将观点分列为五条，每条下再以史实或现况加以论述。
韩愈散文古峻雄健的文风亦符合康熙的审美取向，韩愈的论述性散文多“驾轶排宕”别有风骨，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韩愈所作碑文一类。康熙认为韩愈的碑文、碑铭气势雄厚，颇具古峻之风。
如评《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康熙称其“古气盘迂，风格峭拔，大类先秦文字。”
又如康熙评《乌氏庙碑铭》，“雄姿灏气有挥斥八极之意”。评《处州孔子庙碑》 “气体高深而古色黝然，他家丹雘其辞，终居下乘耳”。
三、《御选古文渊鉴》编选评点韩愈散文的意义
古代文学著作卷帙浩繁，御制文献的编纂对当时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御制文献是指经帝王主动参与的、为反映帝王个人意图所撰修的文献，此类文献或由帝王亲自撰著，或经帝王授意由儒臣代笔，鲜明地反映出帝王的执政意图、文化旨趣及学识素养。”
御制文献的纂集，对帝王治国思想的传播、政令的颁行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实用意义来看，康熙御制的文学类文献最主要的编纂目的就是宣传文教话语。
这类文献在编纂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需要起到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树立文章典范之效，如何为文学“立法”是御制文学文献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从文学价值来看，康熙评点韩愈散文，强调其文风古峻、文辞古雅，文法构建新奇，语言的纯直、文气雄健，是康熙眼中韩愈散文优于他人之处。
因此，康熙在评点时既注重韩文思想内涵上的“理纯”又褒扬了韩愈作文的“辞达”对韩文的文学性加以肯定。事实上，康熙对韩愈文章醇正、古雅的强调，亦有其政治目的。
《古文渊鉴》评韩愈散文，皆为合乎道统、能够助益于建立正确意识形态的篇目，充分发挥了文章“载道之器”的作用。康熙在《训饬士子文》中提出“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表明他在文章著述上的审美意趣。
在康熙御制的各类文集中，也尽可能地按照“雅”的标准去择取文章，这种尚雅的文章观念在清代得以延续，对清代文风产生了较大影响。
清代中后期的诗文著作从官学到私学，大多透露出古峻风雅之气，可见《古文渊鉴》的选评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是清廷用以弘宣政教的文化工具。此外，《古文渊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熙以后古文选本的编纂。
如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中指出，是书深受《古文渊鉴》影响：“窃惟承学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绝无善本。圣祖仁皇帝所定《渊鉴》古文宏博深远，非始学者所能遍观而切究也，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以为群士楷。”
结语
总的来看《古文渊鉴》在编选文章时看重其实用性，强调文章“经世致用”，在评点时则秉持“重道”“尚雅”的原则。
《古文渊鉴》作为一部由皇帝亲选、御批的古文选本，实际反映了皇帝的审美意趣与治理理念，具有较强的实用意义，在传达帝王文道观念、引领文化风潮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
《清世祖实录》
《清高宗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