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臧克家出生于山东诸城县，他从小热爱古典诗词，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发表诗作。虽然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但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他的诗歌作品在三十年代就以《烙印》、《罪恶的黑手》等具有现实主义特色的诗集而闻名于诗坛，他“一声一口血”地泣诉着旧社会的黑暗和农民的苦难，同时也发出了微弱的反抗的呼唤，并对新生活充满了向往。

　　抗战爆发后的5年时间，臧克家在国民党李宗仁部队任职。台儿庄战役期间，他多次到前线采访，之后便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所属几个军的军部做抗战宣传工作。然而，蒋介石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使臧克家等国统区的进步文人，在国民党部队中倍受排挤。那时候，郑曼正在第五战区下属汤恩伯部队一个高级将领家中担任家庭教师。
　　郑曼早就听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有位大名鼎鼎的诗人臧克家，而且早就喜欢上了他的那些现实主义诗歌作品。在那烽火狼烟的战乱年代，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终于走到了一起。当时，国民党特务已开始迫害国统区的进步人士。为了逃避灾难，他们决定前往重庆。于是，他们从河南出发，徒步走了半个中国，来到了西南重镇重庆。沿途的旅程艰辛而又危险，但命运使两个相爱的人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走过了一生最艰难的道路，并从此注定了他们一生一世相依为命的伴侣生涯。
　　1942年8月，臧克家和郑曼在重庆结婚，他们住在市郊农村一个农民的房子里。那时，生活是十分困难的。臧克家靠写作赚取稿费来维持生活，郑曼则在一个卫生实验院工作，直到迎来抗战的胜利。1946年，他们由重庆乘坐木船沿江而下，到达上海。在这个东亚第一大都会，臧克家仍以写作和帮一些报刊杂志编副刊为生，虽然清贫，总算安定了些，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

　　接到信后，臧克家夫妇夜不能寐。郑曼知道，克家的两个儿子已经十七、八岁了，正是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跟着“流亡中学”只能走向人民的反面。摆小摊卖香烟，对他们的成长也不利，应该把他们接到身边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可是她又想，这两个孩子从小在农村长大，到南方的大城市生活能习惯吗？我和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来到上海，会听我这个只比他们大10岁的继母的话吗？而且，住房这么小，连张床都没有，孩子们来了睡哪儿呢？……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反复考虑，郑曼认为，再苦再累也要把两个孩子接来，她跟克家说：“一定要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然而，臧克家却有自己的忧虑。作为国统区内有名的进步诗人，臧克家写的许多讽刺诗，令国民党大为恼怒，被列为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的人物。当时，白色恐怖愈演愈烈，常常要躲避特务的监视、跟踪与迫害，随时可能搬来搬去，孩子们来了会更不安全；其次，国统区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更加厉害，自己又没有固定职业，只能靠写作为生，经济也十分拮据，孩子来了，会更拖累妻子。
　　于是，臧克家断然回绝了郑曼的要求。不料，平日里温柔娴静的妻子竟有些激动起来：“你说的这些我早已想过了，困难确实很多。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自从这两个孩子出生以来，你这个做父亲的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孩子们需要的不只是你给他们寄的那一点点钱，他们需要的是良好的教育，是父母的爱心阿！你经常用革命的诗篇去教育青年，怎么能听任自己的儿子在什么‘流亡中学’接受 教育？如果有一天他们走向敌人的一边，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臧克家吃惊地望着侃侃而谈充满真情的妻子，半晌才说：“我何尝不想让孩子们走上正路，我只是担心你呵。你现在又要忙于工作又要照顾我，已经够累了，再加上两个孩子，你受得了吗？”郑曼淡淡地一笑：“我，你就不用担心了。还是快点写信，让孩子们早点动身吧。”

　　就这样，臧克家的两个儿子来到了上海，10多年来第一次生活在了父母身边，他们一家才算真正团圆了。
　　作为继母，郑曼用她的温柔和贤惠，为这个四口之家编制着爱心和温暖：房间太小，她就在楼道上搭几块木版，隔成一个小房间，让孩子们暂且安身；她把他们当作自己亲生的孩子，每天关心着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很快就打消了孩子们对继母的疑虑和隔阂。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千方百计地为大家改善生活。那时，郑曼在一个屠宰场的分征所做会计之类的事，下班后常带回一条牛尾来，精心烹制成“牛尾汤”，让大家打打牙祭；有个孩子得了一种病，晚上常常尿床，弄得被子又臊又臭，她总是默默地为他们晾晒、拆洗；两兄弟难免有吵架磕碰的时候，她从不发脾气，总是言传身教，使他们渐渐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1948年底，在白色恐怖中，为了躲避特务的抓捕，经地下党的安排，臧克家一人先行去了香港。郑曼便留在上海，带着两个孩子东躲西藏，逃避特务的迫害。不久，臧克家在香港身患疾病。郑曼得知消息后，决定赶去看护，于是妥善安排好两个儿子回到山东，并把他们展转送到了解放区，使两个孩子投身到华北大学这个革命的大家庭中，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臧克家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在党的安排下，臧克家和郑曼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工作。1956年底，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臧克家又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
　　这时候，一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使许多文艺界人士，如丁玲、艾青等被打成了“右派”。但幸运的是，臧克家夫妇却逃过了此回劫难。那时，臧克家也写了一些文章，对文坛极“左”现象进行批评。1957年，他接受创办《诗刊》并担任主编的重任。当时，有人曾拿出臧克家写的文章，说：“他写了这些文章，还不是‘右派’吗？”而这一时期，毛泽东正对诗词发生浓厚的兴趣，并邀请臧克家前往中南海畅谈诗词。正是毛泽东主席约他谈诗的事，无形之中 形成了对臧克家的保护。于是，有同志为他说话了：“主席正同他谈诗呢，他能是右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