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里,田园、隐居、乡情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向往之地,宋代田园题材山水画也从审美的角度,将文人的隐逸情感与画面中的诗意内涵表达出来
隐逸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以老庄思想作为基础,一经产生,便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人们厌倦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寄希望于山林隐逸,希望能通过田园隐逸得到心灵上的满足,这都归结于文人的隐逸思想,以田园为题材的诗歌、绘画就成为他们表达自我情绪、理想抱负的载体。
受六朝时隐逸观念的影响,加之文人对归隐的向往,对田园幽居生活、自然山水的渴念,以及对田园生活的描述,自汉代以来形成的田园隐逸观念影响至今。汉代以后,隐士不仅仅是指那些隐居山林不问世事之人,还指那些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又不与当权者合作的人,带有隐逸意味的人。
乡村之景入画可以说是从“隐逸”切入的。隐逸之士,古已有之,但从陶渊明开始,“隐逸”才与“田园”联系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战乱而导致的社会动荡,文人、士大夫们厌烦战争,寄情山水,纷纷逃离官场,隐居于山林田间。
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开创者,居官13年后,毅然辞去官职,乐道安贫,怡然自得于田园。他的代表作品《归园田居》就是在对官场的生活厌倦之后归隐田园所作,诗中隐逸的悠游自在与躬耕乐道的怡然自乐交替出现,陶渊明隐逸的闲适是从田园耕作中得来的。
宋朝初期,朝廷设立宫廷画院,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搜罗擅长绘画的人才,上至皇室官宦、贵族子弟,下至市井能人、民间画手,共同组成了宏大的绘画体系。此时天下太平,极少的隐士像五代时期的隐者一样“身心皆隐”,宋代的文人们更多的是选择入朝为官,文人士大夫在忠君爱国的位置上,履行着自己的岗位职责的同时,也追求内心深处的自由。
纵然身处逆境,他们也能做到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从而造就了像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被贬之后依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使身处低位,也心系天下的胸怀。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作为改革派的典型人物,他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改良弊政,使得宋朝变得更强盛。
然而,天不遂人意,由于改革派的失败,欧阳修在仕途上也遭受了挫折,作为宋代文坛的领袖也会产生隐逸的想法,对于长期处在官场中的文人来说,隐逸是他们的理想境界。
由于宋朝重文学轻武学,加上宋初山林隐居者的“超脱现实生活方式和审美”,宋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沉浸于自然之中,与自然景观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对文人、医生、世人的心理影响。在《宋史》中,专门有一篇《隐士传》,它以一种意境苍凉的隐逸诗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中。这正是宋朝的审美追求。
《蓬窗睡起图》题:“谁云渔父是愚翁。一叶浮家万虑空。轻破浪,细迎风。睡起蓬窗日正中。”
不仅在文学上如此,艺术上也受到影响,其中,自然山水承载了更多的审美理想。如《隐逸传》中提到当时的魏野“居州之东郊,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这与赵令穰所表现的田园郊区景色颇为接近,平淡的江湖小景正符合隐逸的诗情。
宋朝的隐逸思想涵盖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从而促使宋朝在文化领域、绘画领域、美学领域都有所转变,为田园题材绘画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隐逸”思想已经融入文化当中,成为一种审美倾向。在以田园风光为主的山水画中,更能明显的看到隐士生活的丰富多彩。他们津津乐道于陶渊明的耕读生活、隐居之士在松竹掩映的书斋读书、在泉水边抚琴、在田间小路上散步、在溪水小桥边曳杖遨游。这些文人厌倦了官场的是非,理想的生活场景是在田园中悠闲自在的状态。
中国画家常“隐”自己的情感于物象之中。以田园风光为题材的山水画把朴拙的农耕场景、广阔的原野、河岸作为画面的重点,也延续了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画家们可以在以画写心的过程中来满足情感、抱负,可以在理想的田园生活中得到缓解,使人们可以生活在脱离现实世界的世外桃源,这是他们理想的生活状态。
在北宋,不仅文人士大夫有隐逸的思想,甚至部分宗室贵族也向往隐逸的生活,宋诗诗句中都暗含了对田园隐居生活的向往,可见渔隐文化在宋代贵族中得到了推崇,表现田园之景的山水画也理所当然的得到了画家们的钟爱。
《惠崇芦雁》题:“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欲买扁舟归去,古人云是丹青。”
以田园为题材的山水画作品中,或多或少都体现出一定的隐逸思想。虽然有的画面中空无一人,有的点缀以人物活动,但整体都是以场景的真实自然、平淡清幽塑造出隐逸的氛围和旨趣,赢得了文人们的喜爱。
“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诗与画是文人内在情感的抒发,文人向往回归自然、躬耕隐居的生活,画家通过诗画的形式来寄托内心的希冀,“诗意画”由此产生。所谓“诗意画”是以诗文为题材表达画中景物和诗文逸致情景交融的意境,有很强的诗意性追求。
同样,从历代山水田园诗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作品所呈现出的幽远宁静的气息,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等,由此可见,田园诗中的诗意境界并不是死寂的,而是静中有动、富有生机的。
高居翰认为,诗意画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体验出来的,诗与画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唐代,以画家王维为代表,后来延续到北宋文人中间。到了宋代,人们都越来越关注诗意画,宋徽宗赵佶对诗意画也非常钟爱。
《画继》中记载宋徽宗在宴会中曾说自己没有其他爱好,只有画画而己,这也使得画院在招揽人才时用诗句作为题目进行考试,这正是一种诗意化创作的实践行为,也能证明宋代山水画“诗意追求”的取向。
中国的诗素来以含蓄表达为特征,在画作中如何能既含蓄又准确的达到要求,便成为了画师们不断追求、揣摩的课题,由此,画面的诗意追求开始成了宋代山水画的自觉要求。
历代文人都对田园有深厚的情感,从他们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中可以窥探出他们对田园生活的认可与喜爱。文人们寄情于田园之间,并以文字和绘画的方式记录下来,他们的作品更能直观具体的表达田园生活的真实面貌。
[1]沈约,《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