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四川成都的何先生在乘坐地铁1号线回家时，因鞋子上的金属饰品反光而被两名女子认为他暗藏偷拍摄像头。警方虽然证明了何先生的清白，但何先生认为两名女子没有诚恳道歉，于是他决定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将两名女子及成都地铁告上法庭。

11月3日，被诬陷地铁偷拍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开庭审理，图为何先生。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摄

11月3日14时，该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开庭审理。经过将近2小时40分的审理，当事人何先生走出法院大门。他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此次庭审涉事两名女子并未出庭，成都地铁方面也是委托律师出庭，关于案件细节不便透露，“今天回忆起事发过程，还是很难受。”其代理律师透露，庭审中双方争辩比较激烈，“对方也有一些站得住脚的观点。一般来说，会在6个月之内宣判。”

从事发到立案再到开庭审理，迄今已145天。事发过程具体是什么情况？何先生为何要坚持维权？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艰辛？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与被诬陷偷拍事件的当事人何先生进行了对话。

事发过程：因鞋面金属闪光被指认偷拍

上游新闻：还记得当时的事发过程么？

何先生：6月11日晚上，我和高中同学在犀浦聚完餐后，从犀浦站乘车到世纪城站回公司宿舍。转车1号线至高新站，有一对年龄大一点的夫妻上了地铁，我给他们让了座，然后站在地铁上下门的扶手立柱位置。

行至火车南站时，突然有两个女生站起来，大声问我是不是在偷拍，怀疑我在用小型摄像头偷拍。当时列车安全员走了过来，问两个女生怎么回事。两个女生就一直重复说，我鞋子上有东西在闪光，说我偷拍，站我旁边的列车安全员顺势夹住了我的胳膊。

一个看起来年龄较小的女生要求我把鞋子脱下来，说鞋子上肯定有摄像头。无奈，我就用左脚把右脚的鞋子脱下来，还露出鞋子和袜子给对方看。那个女生也拿出手机，对着我的鞋子一顿狂拍。

2023年6月11日，何先生乘坐地铁时被两名女子指称偷拍。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当时有一个戴帽子的老哥看了之后，就说鞋面上没有装摄像头的空间，是不是有金属那个地方反光造成的。但是那两个女生就是完全不听，老哥也是挺无语的，就没有继续跟她们说。差不多到了锦城广场站，列车安全员就让我们下车。

下到站点后，列车安全员及在站点迎接的乘务人员，安排我靠扶梯墙面站着，让我把右脚的鞋子脱下来，不允许我用手碰我右脚的鞋子。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一名应该是安保领导的人过来询问情况。看起来较小的女生就说：“他刚刚在偷拍”“鞋子上有绿色的摄像头”“我们看下他，他就把摄像头关掉了。”

我说这事儿应该报警，让警察来处理。安保领导和站台值班室沟通后，值班室报了警。在等待警察期间，我本来想拿出手机给朋友发个消息，说我到哪里了，然后对方情绪特别激动，觉得我要销毁证据之类的，还对着我拍照。

何先生手绘的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上游新闻：你当时也没有阻止她们这种行为？

何先生：没有阻止。那个时候精神状态很差，头一天晚上爬了龙泉山，第二天下午又赶去犀浦和朋友吃饭，整个人都很累。最开始我曾尝试和他们沟通，发现沟通不了，所以到后面我几乎是沉默的。我觉得在公共场合和两个女生争执起来，感觉场面会很糟糕。

上游新闻：警察什么时候到的，之后怎么处理的？

何先生：差不多等了20分钟，四个警察坐地铁过来了。先是问了两个女生情况，她俩说完后，其实我想补充说当时所有人都是正常着装，没有奇装异服。警察伸出一只手挡在我面前，说现在不需要你说，去派出所再说。

之后我们乘地铁到了火车南站，期间还有个警察让我站在事发时的位置，他坐在事发时女生的位置，拍了一段视频，可能是想还原下当时的情况。到了派出所，警察脱掉了我的两只鞋子，还有鞋垫都很仔细地去检查了。检查完后，警察说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之后警察把她俩带出去了，给她们做解释工作说鞋子没有问题，不存在偷拍。警察反复强调了四五次，但感觉她俩一直不太能接受。当时警察还做工作，让她们进来跟我道个歉。在我穿鞋过程中，其中稍微大点的女生说了句“帅哥，对不起。”小点的女生补充了一句：“我们冤枉你了。”但是她俩全程戴着口罩，声音也很小，几乎听不清，这都是后面看执法记录仪推测出来的。

何先生当天穿的鞋。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维权过程：好心乘客书写证明得以立案

上游新闻：当时你接受道歉了吗？在那个时候，就想要起诉她们？

何先生：没有，我认为她们道歉不诚恳。警察做完过程记录后让签字确认，两个女生很爽快地就签了字。我看了调解内容，上面写的是“女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道歉，男子接受和解。”我说她们没道歉，我也没接受和解，警察说可以保留异议，签字那里写出自己的意见，并且可以按照流程，依法对她们提起民事诉讼。

起诉的想法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最开始在地铁站等警察时我就想着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而且连续被检查两三次，在众目睽睽下被审视，都让我很不舒服。尤其是对方道歉态度很不诚恳，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得有个说法。

上游新闻：当时你把这个事情发到网上，也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

何先生：从派出所出来已经晚上12点多了，我觉得胸口实在不舒服，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抽血、CT、心电图。做完检查等报告的时候，就用手机逐字逐句把过程敲了出来，到早上5点多，拿到报告回到宿舍，又用电脑写下了剩下部分。之前我有在网上写文字的习惯。

发布到网上主要有两个考虑。第一是准备走法律程序，就必须有个凭证。当天上午我去了派出所索要出警记录，他们说我不是报警人不能给，包括后面有个调解协议也不能拍照，我就是想在网上找一找证人；第二是我觉得受到了不公，应该要给大家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何先生当天被要求站在扶梯靠墙的位置。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上游新闻：这个信息发出来后压力大吗?

何先生：压力特别大。因为这种事情是第一次经历，评论也有很多质疑的。我最开始做了少量的解释，包括为什么没有出警记录，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到12日还是13日，媒体采访到警方，回应说确实有这么个事情。我那一周没回宿舍，在外面酒店住了一周。

上游新闻：从找律师到最终成功立案，这中间的过程还是比较曲折。

何先生：对，从6月11日事发到8月25日立案，花了80多天时间。当时委托找律师大概就花了10多天，一开始找了几家都不合适，最后签了一家。律师先是去联系成都地铁固定证据，因为监控过了时间会覆盖。包括警方那边，也是联系了让保留执法记录仪的相关证据。

最开始是准备在高新区立案，因为名誉侵权它有两个地方可以立案，一个侵权发生地，一个就是被告的户籍所在地，而被告的户籍所在地比较远，我肯定首选成都立案。但是问题又来了，因为涉及管辖权问题，法院要求我们提供侵权发生在火车南站和锦城广场站的证据，我们跟派出所和地铁方面沟通了以后，被告知需要拿着法院的调查令才能将笔录资料、执法记录仪和地铁监控视频提供给我们。

由此也陷入了死循环，没证据立不了案，立案才能拿到证据。

目击者书写的证言。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上游新闻：转机发生在什么时候？

何先生：经和律师沟通后，我们决定先联系愿意为我作证的两位同车厢乘客，如果能提供书面证言，也是一种办法；另一种就是到被告户籍地申请立案。到了7月24日，一位乘客给我写了一份书面证言，证实当天发生之事。之后我又联系了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并请他们为我出具一份情况说明，但是到8月9日他们回复我说，没有责任为我出具情况说明，建议去找警方。

8月15日，我们增加了证人证言之后重新申请在成都市铁路运输第一法院立案。8月25日，法院通知立案成功。

9月底，我们决定追加成都地铁为被告。之所以增加成都地铁为被告，是他们对我构成违约和侵权。首先，列车的安全员在听完女生说辞后未容许我解释便架住了我，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其次，到站台后是让我站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接受审视，他们在面对此类事件是不是应该提前做好预案，并将相关人员培训到位？

庭审过程：涉事女生未出庭，回忆起细节很难受

上游新闻：中间经历了这么曲折的过程，你还是想着要把这个事情坚持下去。

何先生：是的，包括之前找律师，后来去找成都地铁，都是我一个人下班之后，背着个包到处跑。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在东边，之前的律师团队在中间偏北一点，我自己住那边，工作经常又往西边跑，相当于把成都市跑了个圈。那段时间又要准备职业资格考试，又要上班，所幸领导比较宽容，也支持我维权。

像我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在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一共有四个人私信我，他们都经历了类似的事情，均为在地铁被指偷拍，其中有三位最后都放弃了，只有一位决定起诉，法院、派出所、12345来回跑，现在也没有什么进展，快没了耐心，其他三人看了我的经历觉得时间太长流程太复杂而选择放弃追究。

这种事情对于被污蔑者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正义应该被伸张。最近看到很多未经验证的事情出现在网络上，发声维权很重要，但是最好通过法律的途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有一个结果来以正视听，错了就应该公开道歉。

上游新闻：这次也是得益于乘客作证才顺利立案，有什么想对他们和网友说的？

何先生：真的很感谢他们。包括地铁上的帽子老哥，后面我看监控才知道，他反复跟那两个女生解释多次。还有帮我出具书面证明的00后小哥，这次也是帮助我写情况说明，还附上了他的个人信息。第三个是提供视频证据的证人，也非常有耐心，因为要把原始资料拷贝到法院，我俩折腾了两个小时都没弄好，后面还是他回家解决掉，寄快递给我，邮费都是他出的。

他们其实都没有义务为我做这些，但是为了支持我维权，都站出来帮我，这种陌生人的善意让我很受鼓舞。还有一直支持我的网友，他们通过私信给我出主意，包括怎么去找证据、怎么去跟官方沟通，都让我很感激。

上游新闻：可否简要介绍一下今天庭审的情况，对于案件的结果怎么看？

何先生：今天开庭两名女生并没有出庭，成都地铁方面也是委托律师出庭的。因为案件是不公开审理，所以很多细节不方便透露，整个庭审过程比我们预期时间要稍微短一点。因为要去回忆整个事情，庭审过程中我的情绪控制得不是很好。

这个事情一开始我就想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剩下的就交给法律吧。

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