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其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就是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基于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所造成的人们之间以物为中介的依赖关系普遍化,人的独立性在增强,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整个社会也日益表现为以人的依赖为特征的共同体交往转化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交往。
从以身份为基础的交往转化为以契约为基础的交往,从重人情关系的封闭式交往转化为重利益关系的开放式交往。
社会的转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造成影响使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一些功利主义的色彩。
人们过度的追求利益,甚至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却对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建立不甚在意,导致情感层面的关系淡漠,人与人的交往面临着功能化、表面化和疏离化的异化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在交往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对方的工具价值,即能否给自己带来利益。
从追求情感交流的精神世界到把对方当作自己谋利的工具、手段,人和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
这种功利化思维渗透到教育领域,改变了校园的“象牙塔”地位,而且被广泛的贯穿到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教师与学生层面。
于是乎,教育实际行动中的形式主义和浮躁之风盛行,师生关系异化,教育显得“沉不住气”。
功利性原则使得师生关系成为一种“交易关系”,教师在教育中更多注重教书或者是知识的传授,注重学生的学习成绩。
而不着眼于人格的塑造,个性的培养,“育人”二字被轻描淡写甚至是用来装点门面,表现出思想上的目的性,行为上的功利化。
而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或家长而言,再没有比考虑“面包”更重要的了,现在的学习就是为了将来谋求工作,教师也就是为此服务,这与真正的教育的走向与促进人的发展背道而驰。
从以上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师生关系已经受到了损害与异化,没有尊重彼此的存在。
变得功能化、表面化和疏离化,要改变当前的异化现状,我们可以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为参考。
因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就是与工具理性相对应的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社会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它的产生背景与当前师生关系异化的根本缘由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
且师生交往是师生关系构建和发展的主要形式,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实践路径,为了解决当前社会师生关系出现的问题,借鉴交往理性,加强师生交往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研究是在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视域下探讨当前学校教育中的师生关系问题,而“师生交往”作为师生相互作用的重要实践形式,与“师生关系”之间存有密切的联系。
为了更好的明确研究领域,消除研究分歧,以下将对“师生关系”与“师生交往”的核心概念进行相应的辨析,在阐明各自所蕴含的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厘清两者间的共性与差异。
一些学者也对“师生关系”的具体内涵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有的学者将“师生关系”定义为人际关系。
比如李瑾瑜认为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在共同的教育和教学活动中,通过彼此间的相互认知、情感和交往而形成的一种以教育教学活动为主要存在情境的特殊的人际关系。”
郭华也认为“师生关系是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最基本的人际关系。”
而有的学者则是将师生关系看作心理关系,还有的学者将师生关系看作是工作关系、情感关系等。
其次,“师生交往”是一种主要存在于学校教育场域中的师生教育实践的重要形式。
师生间的交往主要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通过主体间进行真诚的对话、交流与沟通组织开展真正意义上的交往行为。
发展性、主体间性、实践性等特点是在师生交往过程中的鲜明特征。
然而,该种行为从本质上讲带有浓厚的动态性及活动性的特征,这也正是师生交往所存有的实践性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区别于师生关系的显著特征。
依据上述对“师生关系”与“师生交往”基本内涵的阐释,两者之间存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师生交往”作为一种实践性活动,强调师生通过交流、互动所进行的相互作用,是一种动态的存在形式。
“师生关系”作为一种关系性范畴,强调师生间逐渐形成的教学关系网络,则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形式。
其次,在两者的具体内容上,“师生交往”在其内涵上主要强调教师与学生在教育教学情境中,在教育目的的引导下,以语言或非语言等形式而采取的各种活动。
“师生关系”则主要强调师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媒介所形成的一种教育关系。进而,两者在具体内容上也存有显著不同。
“师生关系”与“师生交往”两者之间除了鲜明的区别以外,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师生关系”的形成离不开师生之间密切、有效的“师生交往”,交往作为师生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和有效手段,是师生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通过交往而结成的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种师生交往关系。
同时,健康、有效的“师生交往”也离不开良好的“师生关系”的支撑,师生交往只有在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切实、良好的开展。
因此,“师生关系”与“师生交往”虽然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两者具有主体的同一性、内容的相关性、发展的同步性等密切联系,都对各自的产生和发展奠定着重要的基础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工具理性导向,忽视“人”的存在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是和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概念,是物质性的、目的合理性的,例如社会的政治、经济要素等。
而在当今的社会中,系统日益强化,工具理性之风散发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工具理性导向下,社会个体对外在物质利益的追逐致使自己逐渐忽视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发展,对科学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自身逐渐演变成为社会生产的工具。
在金钱、科技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个体生存的价值与发展的意义逐渐丧失。而学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工具理性的影响。
在工具理性的侵蚀下,学校一味追求考试、升学,忽视了教育的本质和教育主体的发展。
体现在师生关系上就是师生交往演变为单纯的教学的交往,以知识的获得为目的,在过程中追求效率最大化。
从研究调研的学校来看,无论是青年教师、中年教师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在课堂上都是采用的应试型教育,教师滔滔不绝的在讲台上讲授。
不时翻动一下PPT,学生在下面快速的记笔记,不愿错过一个知识点。
教师直接将知识的结论呈现给学生,并且单方面的将知识灌输给学生,追求知识学习的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主动思考的权利、创新批判的精神逐步丧失,自主选择的意识日渐消退,给学生带来了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教师更注重交往的结果,即能否达成教学目标,能否给自己带来劳动报酬,吞没了师生交往的情感因素。
一些教师把上课看作是不得不完成的劳动任务,并且在完成自身的授课任务后,认为也没必要再与学生交往。
注重教学和管理,师生交往“去生活化”
在观察及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师生交往行为出现了互动时空限定,互动范围狭隘的问题。
师生交往仅仅围绕着教和被教,管理和被管理进行交往,交往行为的空间范围不断缩小。
当然,教师关注教学和管理无可指摘,但是不合理之处就在于过于强调教学和管理,忽视了生活世界中的交往。
而哈贝马斯强调,合理的交往行为需要生活世界中的多维构造互相交融嵌套,不能局限于某一个部分内部的浅层交互。
简单来说,就是师生之间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以教学和管理为主的交往模式,而是要转向同时注重学生的情感归属和人格完善,使学生的自我意识得以抒发。
其一,围绕教学开展,过于关注学生学业成绩。当前,我国虽然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是教育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
在中考分流的压力下,许多教师对学生“成才”有着最迫切的愿望,唯一的期待便是学生能够考上一个好的高中。
在调研的过程中,研究就发现很多教师为了追求成绩的提升,课堂上知识经验的传授几乎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也没有设计多样的学习活动,一味灌输。
学生也反映“上课就是单一的上课,没有一点其他的学习活动,老师除了讲课本上的知识,就是一些超纲的题目,比如奥数之类的,很无聊。”
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没有被充分调动,学习只是为了满足教师期望,为了完成任务。
并且老师以考试分数做为评判学生优劣的标准,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特殊照顾,交往的机会更多。
对于成绩落后的学生挖苦讽刺,把他们当班级“隐形人”,只看到了表面的分数,而没有真正去了解学生内心的感受。
甚至会有一些学生因为学业压力产生抑郁倾向,对学习产生消极的态度,不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
其二,围绕管理开展,缺少生活世界情境下的体验与活动。
在班级授课制大背景之下的师生交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效率,节约了教学资源,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成为了阻碍师生良好交往的影响因素。
首先,一个班级几十位学生,教师为了教育教学的顺利开展,必然会强调外在的规章制度,用一些规则规定等外在手段约束学生行为,搭建起师生生活团体的空间。
并且教室里安装来监督学生,使学生课上课下都在学习知识或弥补知识,缺少生活世界的互动。可以看出,教师是带着管理的目的与学生交往,倾向于用规则来强制约束学生。
但是,以学生视角来看,当在访谈中提到希望老师和学生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时,他们一致希望与教师建立朋友关系。
他们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渴望在情感上得到教师的关心共鸣,但是却无法得到满足。
其次,在课下,与学生交往的任务几乎落在了班主任一个人的肩膀上,学生反应:“其他老师下课要么板着个脸,不知道给谁看,要么就直接走了。”
而在科任老师看来,“当班主任的话就是主动一些,科任老师一般都是学生主动一些。
老师不会主动去找学生怎么样,蛮少。如果学生有问题的话就说问题,没有的话就继续上。”
科任老师与学生的交往空间局限在教室,交往时间局限在课堂上。
因此,学生与很多教师交往的机会少之又少,除了课堂教学,师生在生活世界情境下的交往几乎沦为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