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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Spenceetal(2009)根据现代理论研究发现，目前世界上几乎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经历城镇化的前提下进入中等或高收入行列。

2014年3月16日，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将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未来较长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

如今，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课题。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相对滞后，具体体现为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人的城镇化滞后于经济增长。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滞后的城镇化？不少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

一、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

我国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土地城镇化的现象一直受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现有文献从多个角度给予了解释。

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为：最初，许多学者从户籍制度方面寻找原因。如Au和Henderson(2006)以及Hertel和Zhai(2006)等都认为是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导致了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集聚功能的发挥。

从制度约束的角度探讨了我的城镇化滞后的原因。

由于户籍、土地等制度原因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形成了城乡间的二元分割和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分割，不利于劳动的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造成了农村家庭的短期迁移。其结果不但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还不利于大城市和城市体系的形成。

结合跨国数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和全国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发现，我国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在于中国城市部门侧重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倾向。

这种投资倾向使得城市部门的资本不断深化，但同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不断下降，由此扩大了城镇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差距。

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三化同步”，中国必需从以往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倾向扭转过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他们从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双重二元结构”的特征入手,从所有制结构角度为破解这一谜题提供新的解释。通过研究发现,是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对劳动雇工的需求影响了城镇化进程。

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着普遍的资本投入偏好,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投入相对较少；因而国有产值比重越高的地方,能够解决的就业人数就越少,导致的城镇化人口越少,城市化越发滞后。

基于1985—2011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实证也支持了这一观点。总体来说，经济增长对全国层面和东中西的城镇化具有正面的影响；但工业和服务业对城镇化的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则有差异。

如果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起来，其合力对城镇化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反之，则会迟滞城镇化进程。

二、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原因

以上学者主要分析了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另有一些学者还深入分析了为什么人口城镇化落后于土地城镇化。

上海的“新蒲东”的人口、土地和资本等要生产要素主要以行政为向导进行配置，以土地密集和资本密集为特征，使得城镇化不能自我持续。对人的城镇化而言，这种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

而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口密集型的“老浦西”模式更符合城市内生增长的要求，也更能吸纳农村转移人口，使其市民化。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大规模扩张，但同时对人口转移的“吸纳效应”则相对有限，这导致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

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分依赖使得财政收支与城镇化呈负相关关系，这进一步加大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失衡；再次，户籍制度的存在延缓了人口城镇化的进程。

最后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政策方向：由增量城镇化向转向存量城镇化、由土地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由刚性城镇化转向弹性城镇化、由要素城镇化转向功能城镇化。

以2000-2012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不同的金融发展评价指标研究了安徽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协调度关系。

结果发现，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农村人口定居城市，改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局面；有利于提高城镇化速度；其中，政府对银行信贷资金的挤占越强，土地城镇化就越发展得越快，结果造成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农村的金融抑制也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

三、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影响

在城镇化进程影响因素的探讨中，土地财政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城市地方政府为了弥补税源的不足，都不同程度地将土地出让金作为财政收入的一补充。

因此，城镇化中的土地财政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如，陶然和徐志刚(2007)通过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是中国土地城镇化扩张的推动力，周飞舟(2006)指出地方政为了增加资金收入而导致了以城市经营为特征的城镇化的扩张。

理论分析表明，一个城市的地方政府最优土地出让策略是压低工业用地，同睦高价出让商住用地，以此来降低入驻企业成本并增加财政收入和公共支出；这样可以同时达到吸引企业、促进生产并推动城镇化的目的。

文章用全国1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8年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地方城市政府的这一出让策略是有效的；但其效果会随着城市的集聚效应的提高而减弱。

另外，城市政府之间的地租竞争也可能对彼此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产生不利影响。地方政府选择土地融资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议，形成了“财政分权-土地融资-城市扩张”的城市发展模式。

文章利用1999-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城市空间在高速扩张的同时，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发生了扭曲，最终会导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不协调。

总体来说土地财政和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土地财政对城镇化的支持作用不可持续，到了一定程度还会抑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所以应该转换到以金融市场配置为主的融资方式上来，另外，城镇化离不开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升级。

四、城镇化滞后的负面效应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其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研究中指出，我国的滞后城市化将产生诸多负面影响，主要的有抑制消费、投资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不利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共享，影响人口素质的提升；增加社会运行和社会管理成本，不利于生态环境等。

周天勇(2009)列举了城镇化滞后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一是服务业的因此而落后，进一步导致城市劳动力容纳能力偏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限；

二是抑制城市对人口、资源、要素等的集聚功能导致对土地、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巨大；

三是集聚功能的弱化导致人口和工业等的分散发展，给污染的治理和城市的管理带来了难度。

他们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微观家庭调查(CHIPS)数据分析了城镇移民和城镇居民在消费行为上的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后的居民比城镇化前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出14.6%。

如果不考虑政策调整的影响，放松户籍限制可以使移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20.8%。

因而提出政策启示，即不能依赖于城镇化的自然发展来推动统筹城乡的发展的目的，而应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文章基于全国176个城市2001-2010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镇化水平提高能够提升城市消费率的增长,但过快的城镇化则会阻碍消费率增长。

同时还发现，东部只能通过提高农民工待遇来提升消费，而中部则可以通过扩大城市规模来提升消费率。

城镇化提高人们的收入，获得更先进的医疗服务的同时，又使得城市公共服务变得紧张，环境恶化，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其城镇户籍居民、农村居民以及省内农民工的综合健康水反而都越低，也即是城镇化对健康的负面效果在整体上超过其正面影响。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导致了土地的使用是没有效率的。文章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低于工业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和土地制度，这两制度共同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

五、对开展城镇化滞后经济学研究的展望

中国的城镇化是影响二十一世界的大事之一，国内外的学者出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城镇化中出现的现象。

针对上文的梳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户籍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的影响、土地制度对人口转移的影响、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滞后城镇化的影响、滞后城镇化的经济结构所有制原因、滞后的城镇化带来的城市人口吸纳力不强以及城市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不如良后果、城镇化中的土地融资的过度依赖等、土地财政引起的政府收支结构扭曲。

这些研究成果在给我们提供难得的洞见的同时，也还留下了一些有待深入的研究空间。

城镇化一个社会变迁的复杂系统过程，应该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首先、关于城镇化的本质，目前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界定。这将会影响到对滞后原因的探讨与政策建议。

对于城镇化的形成机制，比如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镇化与人口集中等因素的动态关系，目前的研究还比较散，没有一能够将这些研究统一起来的基准的模型。

城市的集聚效应是如何作用于产业发展和人口集中，目前也只是一些零散的论述，还没有形成模型。

城镇化过程中，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在什么条件应该由政策调控，在什么时候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也待进入的探讨。

基于以上的研究不足，学界可以考虑构建一个基于城市集聚效应的内生型城镇化的基准模型，在此基础上来探讨城镇化研究中国现实中约束条件，系统地分析城镇化滞后的原因，基于研究结论给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