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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种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确定不同的阶段划分标准或标志，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不同的阶段划分。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存在不同的发展难题，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有着不同的发展动力，需要采取不同的发展战略、发展对策、产业政策和相应的制度调整。
因此，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对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准确判断是确定不同的发展对策的出发点。
发展阶段的科学划分与准确判断，对于发展经济学一系列问题的研讨，如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经济发展主要难题何在、实施何种发展战略更为适宜等都是基础性的判断。
林毅夫指出，发展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但是该理论忽略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产业结构的内生性，而产业结构内生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禀赋结构。
现代经济学如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等多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作为暗含的结构，基本上没有认识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
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看，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是内生的，每一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给定，这些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在某一发展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比较优势的产业结合一定的制度安排便转化为一国的竞争优势产业，这种发展结构便是最好的结构。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应该按照各自国情制定差异性政策。
即发展阶段的确定是研究、衡量、确定产业结构的出发点之一。本文仅就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世界银行的收入水平阶段论、世界经济论坛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给予简要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发展速度的经济发展阶段论。
已有发展阶段论的简要述评
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
他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从原始、初级状态逐步成长发展起来，可统一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向成熟挺进”“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
他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是两个关键性阶段。他把美国说成是最后这个阶段最先进的国家，把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则说成是处在“起飞”阶段的国家。
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论存在三个问题。其一，他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所有国家共同的成长过程，完全忽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特别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特有过程和特殊情况。
其二，这种阶段论包括了人类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时间跨度太大，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的划分主要在于研究阶段划分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跨度越大，阶段划分困难，各阶段特征的归纳难度越大。这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而言，特别是对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而言，这种阶段划分显然不够细致精准。其三，这种成长阶段论，各阶段划分的标准不明确、不统一，也难以把握。
当然，无论这种成长阶段论的科学性如何，它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很大的反响。
钱纳里认为，产业结构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依据，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规律性，要经过六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跃升都伴随着产业的升级。
第一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第二阶段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第三阶段是工业化中期阶段，此阶段是由传统社会阶段转向现代社会阶段的关键阶段;第四阶段是工业化后期阶段，第二到第四阶段统称工业化阶段，是一个地区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第五阶段是后工业社会阶段，第六阶段是现代化社会阶段。
这种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聚焦于产业结构的演变，并以此为贯穿始终、前后一贯的识别标准，指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为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制定、实施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基础。
不足之处在于，这种阶段划分仍然没有很好地明确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之处。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银行对各个收入水平或各个收入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调整的。
这种调整对于横向的现存的国家(地区)间的分类而言，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纵向的作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分析研究而言，则会带来一些麻烦，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这种发展阶段划分有着明确的标准，简便易行。发展经济学所热烈讨论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就已经将“中等收入”作为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去研究这个特定发展阶段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发展难题。
说明这种发展阶段的划分，实际上已经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2011年9月7日，世界经济论坛在《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依据经济增长驱动源泉的不同，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3个阶段。
最初的发展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经济体主要以要素禀赋(基本的非技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竞争优势;随着这些经济体的发展，生产水平提升，工资也会上涨。
这时经济体开始生产品质相对高一些的产品，采取更具效率的生产过程，以抵消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意味着经济体将向效率驱动阶段转型;随着经济发展，工资继续提升，为维持高工资以及相应的生活标准，经济体只能依靠更为复杂的生产过程并不断创新，此时经济体向创新驱动发展阶段转移。
这样一种对发展阶段的划分，以经济增长驱动源泉为识别标准，将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有其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但是，这样一种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有几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这种阶段划分既然是以经济增长驱动源泉作为基本识别标准，那么，每一阶段的驱动源泉与另一阶段的驱动源泉就应该是明显可区别的。而效率驱动阶段与创新驱动阶段的区分标准就存在难以准确区分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将创新驱动阶段的起点定位在人均GDP17000美元，是否合适?疑问之一，是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开展过深入研究的典型学者钱纳里，曾经研究了经济发展过程不同阶段对技术依赖的关系。
他指出人均GDP300美元左右为“使用技术阶段”;人均GDP800美元左右为“改进技术阶段”;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为“创造技术阶段”。创造技术，当然就是创新。“创造技术阶段”应该就是创新阶段。
这一起点与人均GDP17000美元的起点，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疑问之二，在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多数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及时转向创新发展，而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主要是因为成功转向了创新发展。
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的时间比较接近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世界银行发布的《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的人均GDP11116美元及以上。
一般说来，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成功地转向了创新发展。但是，这与人均GDP17000美元的创新驱动阶段起点还存在着5000多美元的差距。
疑问之三，2021年，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跃升至第12位;中国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44%;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0%;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8年居全球首位;发明专利授权量69．6万件。
一般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但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仅12500美元，距离17000美元还差4500美元，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起点也还有不小的差距。这应如何理解?第三个问题，这种三阶段划分，中间还夹着两个过渡性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的经济增长空间只有1000多美元;第二个转换阶段的经济增长空间却高达8000美元，这是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空间的四五倍。
这样的阶段划分是否合适?是否科学?顺便指出，李月和徐永慧将世界经济论坛的这种发展阶段划分说成是“依据经济增长驱动机制的不同”而作出的，这并不准确。“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说的都是驱动力或驱动源泉，而不是驱动机制。
二战后多数发展成功国家的发展阶段
二战后，特别是1960年之后，成功发展起来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仅有13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原西德、日本、韩国较为突出。后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就也颇为世人所称道。
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呈现出明显相同或相似的发展阶段转换的规律性:都经历了20～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①左右时，高速增长阶段结束;然后经历10～15年的中速—结构转型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降至5%左右;随后进入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即高速增长阶段(20～30年)→中速—结构转型阶段(10～15年)→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高速增长阶段
1951—1965年，西德经济实现了15年的年均7．1%的高速增长。1965年，西德人均GDP(以1990年不变价国际元计算，下同)达到9186国际元，为同期美国的68.5%，高速增长阶段结束。1955—1973年，日本经济实现了18年年均8．8%的高速增长。
1973年，日本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为同期美国的68.5%，高速增长阶段结束。1961—1996年，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5年，年均增速9．4%，被称为“汉江奇迹”。
1996年，韩国人均GDP达到13211国际元，为同期美国的52．1%，至此，韩国的高速增长阶段结束。
中国则从1978—2012年，保持了35年年均增速近10%的高速增长。201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930国际元。
2016年，达到9885国际元，接近于1968年的西德、1970年的日本、1991年的韩国的水平，然后中国经济结束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
西德、日本、韩国、中国大陆都是在经历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约1万国际元时开启增速换挡;中速—结构转型阶段增速普遍减半，西德从7．1%降至4.0%，日本从8．8%降至4.1%，韩国则从9．4%降至4．7%，中国大陆从近10%降至6%左右。
高速增长阶段之所以能够达到8%左右的高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低成本优势、后发优势、人口红利、制度变迁红利等。而高速增长阶段之所以必定会结束，也正是由于这几方面优势的逐步丧失。
土地成本、劳动成本、排污成本、原材料成本与融资成本共同、持续、大幅度的提升构成了企业经营成本持续升高，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后发优势的丧失使技术模仿陷入瓶颈，人口红利会随着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延长而逐步丧失。
此外，部分发展中国家还经历了制度变迁红利的丧失。这一切决定了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这就是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结构转型阶段的内在机理及其规律性。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经济变量的变化规律是必然的、普遍的，所以，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也必然会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转换。
(二)中速—结构转型阶段
西德在1965年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于1966—1972年进入中速—结构转型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阶段的年均7．1%降至年均4．0%的增长后，中速—结构转型阶段结束。
日本在1973年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于1974—1991年步入了17年的中速—结构转型发展阶段，年均增速从8．8%降至4．1%。
韩国在1996年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于1997年进入中速—结构转型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阶段的年均增长9．4%降至年均增长4．7%，持续时间为17年。
二战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起飞的国家一般在经历了8%左右的高速增长阶段之后会出现增速换挡，进入5%左右的中速—结构转型阶段。
中速—结构转型阶段是从技术模仿型发展模式升级为自主创新发展模式的过渡阶段，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到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一阶段持续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发展中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未能转换成功，因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阶段的重要性更甚于“起飞”阶段，整个发展进程面临两个“瓶颈”:一个“瓶颈”是“起飞”，不能“起飞”就无法改变落后状态;另一个“瓶颈”就是“中速—结构转型阶段”，“起飞”后如不能成功实现“结构转型”，发展瓶颈难以突破，发展进程停滞，结果就是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往，发展经济学大都特别关注“起飞”阶段，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发展起来的关键阶段。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实践表明，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二战后“起飞”了，如大部分拉美国家、南非、部分东南亚国家等。
结果，80%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是因为没能越过中速—结构转型阶段这个“瓶颈”，发展进程陷入了不同程度的中断或停滞。
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成为发展经济学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最新实践提醒发展经济学家们，中速—结构转型阶段是比“起飞”阶段更难于越过、更加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进程的一个关键阶段。
(三)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1973年，西德步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经济增长速度逐步降低到4%以下，经济进入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日本于1992年步入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2010年以后，韩国进入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降低到3%左右甚至更低。
在这一阶段，由于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等越来越高，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基数越来越大，因而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再转变为低速增长，但发展质量越来越高。
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创新发展成为主旋律，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高;二是服务业占比越来越大，消费结构变化普遍表现为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的切换。
三、结语
由上述分析可知，二战后部分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可划分为:一是高速增长阶段，持续时间为20～30年，增速高达9%～10%;二是中速增长—结构转型阶段，持续时间为10～15年，增速约为高速增长阶段的50%;三是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种发展阶段论较之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更真实地反映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这些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遇到的共同性的问题及其破解对策，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规律性，对于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更为直接的借鉴价值。
这种经济发展阶段划分，较之于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钱纳里的经济发展六阶段论，时间跨度大幅度缩小，聚焦于二战以来经济发展的最新实际过程，以经济发展速度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确定了明显、准确的阶段划分标准，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速度演变的规律性。
同时兼顾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化，因而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领域。其局限性在于，这只是二战后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阶段划分只是“应该这样”还不是“必然这样”。所以并不适合。
从目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现实来看，
一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高速增长阶段并没有持续高速增长;
二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中速—结构转型阶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结构转型不成功，在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不同程度的延长;
三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人均GDP接近或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之后，又明显回落。
这都使得这些发展中国家难以进入低速—高质量发展阶段，因而与这种发展阶段划分相去甚远，这突出地显示出发展到中速—结构转型发展阶段后，发展中国家采取科学合理的应对政策的极端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