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王晓宁
提起北京的相声艺术,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会想到启明茶社。启明茶社成立于1937年,以专演相声而著称于北京城。当年,在旧西单商场东门外,直通太仆寺街,东门左首,坐北朝南处,便是启明茶社的位置。
茶社一排三间,室内摆放着长条木板凳,共设十五排,可坐一百五十人。当年茶社中的舞台设备非常简陋,但这并不影响京津两地的众多相声艺人来此登台献艺,这里也被誉为“相声大本营”。
上世纪四十年代,启明茶社的相声大会。
“文明相声”开风气之先
当年凡进入启明茶社的人都无需买票,茶社的门口也无人检票,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进来。茶社的门口竖着3块牌子,上写:“文明相声”、“相声大会”、“零打钱”。这三种形式在当时的曲艺界均属创新之举,尤其启明对“文明相声”的提倡,让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
茶社卖的是茶水,所收取的费用是茶水钱,而台上的演员说相声算是“零打钱”。当演员每说完一段相声,攒底“包袱”抖响,这时捧哏的说句“您别挨骂了”,紧接着后台的不少人,每人手中执一个小笸箩或木制的小方盒,纷纷走到观众席来“打钱”。但方才说相声的两位演员仍站在台上原地不动,只对着台下观众唱道:“金银不怕碎,聚少成多,多多少少,微微了了俱是捧场……”
当观众纷纷把钱扔进敛钱者的小笸箩或小木盒里后,这时敛钱人要喊出:“这位赏××元!”台上的演员听到后便马上大声回应:“谢!”就这样台下台上,有呼有应,茶社里呈现出一片红火热闹的景象。
茶社对于某些进来“听蹭的”(听完相声不给钱,当一段相声正趋向高潮时,便起身溜走的人),启明的艺人会这样说:“纵然家赀万贯,但谁也有一时不便。没带零钱不要紧,只要来听我们相声就是捧场。”这样一来,原想不给钱就溜的人,也不好意思走了,只好多多少少地掏出钱来,放入小木盒中。
启明茶社的由来,值得一提。因为京津两地的曲艺人相互走动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天津的常连安带着次子宝霖,到北京来演出。常连安的几个儿子分别叫“小蘑菇”“二蘑菇”“三蘑菇”,常宝华排行老四,便叫“四蘑菇”。据说“四蘑菇”宝华小时候也曾进过学堂,念书甚为刻苦。但只念了很短时间,便被父亲拉去学艺与四处演出了。幼年的常宝华曾对父祈求甚至抗议说:“我不想说相声了,我想念书!”这时父亲拿出一个干瘪的面袋子让他看:“老四啊,咱们得先糊口!”父亲的这一句话令宝华沉默了,这句话也道出了在旧社会艺人们求得生存的艰辛与挣扎。
话说常连安及家中几个“蘑菇”的相声在北京很受欢迎,于是就有朋友鼓动他说:“你们一家子都说相声,干脆自家弄个园子,在北京挑班儿吧!”
1936年,西单商场刚经历了一场火灾,那场大火几乎把商场全部烧光。火灾之后的重建中,商家也迫切想重聚人气儿,让商场尽快兴旺起来,所以也期待常连安的到来。当时的西单商场还是由各个摊位和门头儿房组成的“商业街”,里面已有“厚德”、“福寿”、“慧德”、“玉德”等这几个有名的商铺了。常连安便决定来此说相声。在考察一番后,他感觉园子的面积有点小,最多也就能坐一百多号人。以当时的条件,只能先叫“茶社”。常连安想,北京以前还没有这么一家杂耍园子,自己的这个算是打头的第一家,干脆就叫它“启明茶社”。
启明茶社自开张后,最初是以曲艺为主打演出项目,茶社基本算是惨淡经营。这种现状让常连安忧虑重重,寝食难安,于是他便与朋友商量说:“茶社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我们要想法儿赚钱。我想把大鼓改成相声,因为杂耍里就数相声最受欢迎,这样就能上客多。”于是从1938年起,启明茶社便运作成了“相声大会”,从此台上便专门表演相声。
北京的相声,以前的演出场所基本是在天桥、各大庙会、鼓楼与钟楼之间的空地上,围一群听相声的人也不过几十个。如今常连安把相声搬进了茶社之内,让相声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观众可以一边品茶,一边惬意地坐着听了,再也不用担心露天中突如其来的风霜雪雨,街面上的尘土飞沙。这为北京后来相声艺术的振兴与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启明茶社极力提倡文明相声,这让观众感到如同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俗话说得好:“栽得梧桐树,引得金凤凰”。在启明茶社的相声中,文化层次提高了,便陆续引来上流社会中不少喜爱相声的人到此消费。启明的名气在北京城里逐渐打响,这里每日的演出从下午一点,一直持续到次日的凌晨一点,每天茶社都满座儿。若赶上过节,观众更是爆棚,没座儿就只能站着听。茶社本着“零打钱”不卖票的经营模式,后来又改为卖牌,两块钱买五个牌,一个牌可以听一段相声。
举办千人相声大会庆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启明茶社迎来鼎盛时期。启明有“三多”:一是演员多,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就有60多位相声艺人在这里说过相声,最多的一天有20多位轮流登台。二是名演员多,如张寿臣、罗荣寿、刘德智、赵霭如、王长友、吉平三、郭荣山、王世臣、刘宝瑞、郭荣启、班德贵、白全福、谭伯儒、孙玉奎、苏文茂、赵玉贵等,都在此演出过。常家的几位“蘑菇”个个才艺高超,是启明茶社的台柱子。
三是名段多,所谓名段是指这个段子只有某个演员说的最拿手,观众最爱听。如张寿臣的《小神仙》、马桂元的《贼鬼夺刀》、常连安的《山东斗法》、刘桂田的《斩经堂》、郭荣启的《打牌论》、赵霭如的《拉洋片》等。观众若想单点这一段,就需要再单付钱。
启明茶社在抗战胜利后,几乎成为北京相声界的科班。在这个“相声科班”里,师父带徒弟都是随教随演,重在让新人登台实践,从而培养出了很多的优秀青年相声艺人,如赵春田与苏文茂,这两人因为《卖五器》的精彩表演吸引了众多听众。两人各有所长,苏文茂的表演文而不庸,将相声的文哏艺术推上了一个新高度,被行内人称为“文哏大师”。
大约在1946年秋,启明茶社出人意料地在相声大会的中场,安排了一个小孩登台。当时这个小孩比“场桌”高不了多少,看上去只有10岁的光景,他身形尚瘦小,但小人儿看上去很喜兴,颇有台缘,这个小孩就是赵振铎。赵振铎登台时,由他的师爷赵霭如给他捧哏,一老一小,两人在台上配合得十分默契。
有一次启明茶社为赵振铎精心设计了“砸挂”包袱,可当演出时,这个包袱经他一个小孩的口中说出,格外不雅甚至有些低俗,观众听到此处便有了批评之声,于是演员在第二天登台时,为此事向观众诚恳致歉,观众接受了赵振铎的道歉,从此对他更加喜爱了。后来赵振铎成长为青年相声演员后,赵霭如退休,赵振铎的搭档便换了谭伯如的徒弟赵世忠。赵振铎和赵世忠的《八扇屏》、《汾河湾》均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相声名段,他们二人也被老舍先生誉为“相声二赵”。
启明茶社最为骄傲的往事是,曾组织过一次观众多达千人的“相声大会”。那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人们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在北京举办了多场演出,其中就有启明茶社“相声大会”的专场,演出就是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那天的相声露天演出,观众人山人海,启明茶社也特意邀请了侯宝林先生参加演出。
演出中,启明茶社还特别制作了一段与抗日有关的相声段子,讲的是中国军队“大刀队”专砍日本兵的脖子的故事。
甲:日本驻屯司令官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给日本兵每人打了一个“铁围脖”。
乙:铁围脖怎么围呀?
甲:说是铁围脖,其实就是两片铁瓦分左右,一边各一块。鬼子用这两片铁瓦把脖子围紧后,再用绷带捆牢,就不怕被大刀砍了。这个办法刚开始倒也有效,鬼子围上后,我们的战士是左也砍不动、右也砍不动。但我们的战士急中生智,只纵身一跃,把大刀由正中往下狠力一劈,大刀顺利而过。那个日本驻屯司令闻讯急忙赶到,一看现场就呆住了。
乙:他为什么呆住了呀?
甲:他在琢磨:“怎么我派出五百人,现在变一千人了?”
上千的观众,都为这个相声鼓掌,“相声大会”的现场也变成了激动与欢呼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