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下,将服务对象放在所处的个人、家庭、社会环境中去研究,非常看重环境因素对服务对象的影响。
非常注重服务对象所处的个人成长环境,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注重服务对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活环境,社会工作者运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
从服务对象个人的生理、心理、社会这三个方面了解服务对象的人格特征、行为表现。
将结合服务对象的家庭、社会环境来探讨其存在的心理疏导、服务需求、已有资源、待开发资源和可利用资源,以直接治疗的方式对服务对象进行心理治疗。
提高服务对象对疾病的认知,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价值感认同感和自信心,学会管理自我情绪。非常注重服务对象家庭环境的改善,社会工作者注重家庭成员间的互帮互助。
以间接治疗的方式通过挖掘家庭成员的潜在力量来影响服务对象,将家庭成员当成一种资源,开发家庭成员的智力,提升家庭成员的能力。
然后引导家庭成员关心、关爱服务对象,加强家庭成员间的沟通与联系,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提高服务对象的家庭地位。
通过改善家庭成员间的相处模式和家庭关系,意在激发家庭内生动力,强化家庭情感支持的功能、经济支持的功能、日常生活保障的功能,提升家庭抗逆力。
优化家庭环境,为服务对象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非常注重社会环境对服务对象的影响作用,社会工作者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在社区开展团体辅导活动。
倡导社区居民不要歧视服务对象,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加强社区居民间的沟通与联系,构建邻里和谐关系,形成邻里互帮互助的局面,改善社区安居环境。
动员社会力量,号召爱心人士捐款捐物,为服务对象直接提供物资支持,整合社会资源,重构社会资本,重新分配社会慈善资源。
号召政府部门制定法律法规,规范社会秩序,完善社会福利政策。
让社会福利政策惠及服务对象,让服务对象享受国家政策带来的福祉,提升服务对象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社会工作者在个案服务过程中,注重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服务对象及家庭建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服务对象寻求社会资源的支持。
社会支持网络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资源网络。非常注重正式的社会资源挖掘和利用。
正式的资源网络主要指社会的群团组织,是满足福利、权利需要的网络和社会性资源,也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与活动建立满足短期或特别需要的网络。
社会工作者在个案工作中挖掘的正式的社会资源有来自社会慈善组织、基金会、企业等社会团体的捐赠款,有政府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保障。
还有政府部门开发并提供的公益性社会岗位,有社会工作者从企业为服务对象及家人链接的工作资源。
有街道、社区逢年过节送上门的慰问物资,还有社区为独居的服务对象提供的社区照顾。
举例来说,F1患者曾经是经营多年儿童服装生意的商人,有较为丰富的经商经验,社会工作者在上门探访过程中了解到F1的优势资源就是经商经验,F1患者是二级残疾。
其女儿精神三级残疾,社会工作者充分利用了F1的优势资源,动员F1的家庭成员齐心协力重操旧业,通过利用社区残疾人创业资金扶持政策,帮助F1成立一家服装店。
使其解决家庭经济问题。非常注重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挖掘和利用,非正式的社会资源网络主要来自家庭、朋友、邻居、同事、亲戚等。
他们可以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以及具体化的服务。社会工作者在个案工作中挖掘的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有家庭成员给予服务对象的关爱与陪伴,家庭成员给予的情感支持。
社会工作者帮助服务对象改善家庭关系,组织服务对象参与社区活动,提高服务对象的社会参与度,拉近服务对象与邻里间的距离,帮助服务对象获取朋辈群体的支持。
让服务对象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家庭的关爱和同辈群体的心理慰藉,还有社会工作者每个月入户探访,对服务对象的情绪进行疏导,提升服务对象对自我和疾病的认知。
改善服务对象的心理状态,向服务对象传递社会正能量,以此帮助服务对象建立自信心,提高服务对象自我价值感。
生命优先与案主自决原则的冲突,生命优先原则是指保护服务对象和其他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将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案主自决原则是指服务对象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负有抉择的责任和自我决定的能力。
在个案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对待患肺癌的服务对象时,遵循的是案主自决原则,让服务对象自己决定是否做肺癌手术。
服务对象不愿做手术的原因是缺资金支持,并且担心做手术的风险。但是不做手术治疗,就会导致病情的恶化,会危及到服务对象的生命安全。
社会工作者虽然为服务对象申请到了一笔捐赠款,但是资金非常有限,对于治疗肺癌的大笔手术费只是杯水车薪。社会工作者迫于链接外部资源的局限性,被迫放弃了生命优先原则。
假设社会工作者在实务中遵从生命优先原则,最终可能会与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成员的意见相左,最终也很难达到意见一致的结果,因为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
老年人的存在感和价值都很低,逐渐退去家庭核心地位,在家庭中和社会中老年人的重视度都是极低的。
尤其在一个经济条件较为困难的家庭中,一个身患重病的老年人不仅创造不了价值,而且还要消耗社会资源。
家庭成员更愿意将本就不充足的资源提供给孩子,而不是提供给老年新冠康复者。亲子关系在感情上具有不对称性,父母对子女的感情胜过于子女对父母的感情。
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父母对子女的付出和爱都是无偿的、不计回报的,而子女对父母的付出和爱远远不及父母对子女的。
人到了老年应该尽可能少的消耗家庭资源,将尽可能多的资源留给子女,老年人也会认可这种不需要家庭成员表决也能达成共识的决定。
专业关系维持与人情关系的冲突,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是指为达成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关系。
这种关系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时间性,目的是为帮助服务对象发挥潜能、调整态度、解决问题,这种专业关系是助人活动的基础,也是个案工作治疗的手段和中介。
伴随着个案结案而产生,个案结案而结束。中国人的文化思想中是非常注重人情关系的,人情关系也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
社会工作者为了达到服务目的,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服务后,服务对象就会对社会工作者产生依赖感和信任感。
将社会工作者当成朋友,然而在服务对象的意识里并没有这种专业关系的概念,他们会错误的认为这种专业关系就是朋友关系。
朋友之间是应该具有基本的信任,朋友关系也是可以长期维持的。当个案结案后,专业关系伴随着个案结案戛然为止,服务对象单方面产生的情感无处寄托。
社会工作者一定要处理好与服务对象的专业关系,避免对服务对象心理上造成“二次伤害”。
在接案和结案阶段,社会工作者都需要为服务对象讲解清楚,并且在服务过程中,要适度的提醒服务对象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
结案后社会工作者还需对服务对象进行回访和适度的关注,避免让服务对象产生被抛弃感。
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在整个个案服务过程中扮演着陪伴者、使能者、联系人、治疗者、倡导者、同行者的多重角色。
老年新冠康复者内心孤独,缺少陪伴,尤其是在疫情中失去老伴的服务对象,更加需要关心和爱护,社会工作者作为陪伴者和倾听者能够给予服务对象很好的情感支持和精神慰藉。
社会工作者利用专业知识和技巧激发服务对象的的潜能,无条件的相信服务对象有变好的可能,相信服务对象想过更好的生活,相信服务对象有自我疗伤的能力。
鼓励并支持服务对象,帮助服务对象增能。社会工作者充分利用服务对象已有资源,联系服务对象的亲朋好友帮助服务对象度过困境,链接外部社会资源支助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者联合心理咨询师对服务对象开展直接治疗,对其家人进行间接治疗,提升服务对象及家人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工作者倡导邻里互助,营造睦邻友好社区文化氛围,将服务对象的需求、问题及时反馈给社区居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倡导社区提供社区照顾,倡导政府部门出台救助政策。
社会工作者协助服务对象尽快回归正常生活,这种帮助并非替代,服务对象才是自己生活的掌握者,社会工作者扮演同行者帮助服务对象跨越悲伤期,重建信心开始新生活。
社会工作者种种角色的转换,要求社会工作者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服务水平,社会工作者要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
社会工作者为服务对象提供帮助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服务对象的角色,服务对象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扮演者执行者、参与者的角色,该角色贯穿于个案服务全过程。
接案时,服务对象是信息提供者;预估时,服务对象是问题被诊断者;计划制定的过程中,服务对象要与社会工作者共同制定。
介入阶段,服务对象是被服务者,同时还需与社会工作者共同来完成计划的执行;评估阶段,服务对象要对自我改变情况进行评估,也要对社会工作者给予评价。
结案阶段,服务对象还需处理与社会工作者的离别情绪,提前做好没有社会工作者陪伴的心理建设工作,培养自我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任何一个环节缺少服务对象的参与都是不成功的个案服务,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调动服务对象的参与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实务过程中,服务对象恰恰是被动参与者,社会工作者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个案工作中很难克服的一个问题,也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角色转换的一个难题。
社会工作者往往会将服务对象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任务在执行,而服务对象没有将自己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任务来完成,只是被动的在接受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
单纯的按照社会工作者的要求在执行工作任务,服务对象缺少“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我要主动将这件事情做好”的这种想法和行动。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制定服务计划的时候,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制定服务计划,在计划方案中明确服务对象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职责。
让服务对象清楚整个服务的具体安排和详细流程,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形成契约,按照契约精神来执行任务。
社会工作者在服务的过程中,要善于观察和发现,觉察到服务对象参与度低的情况要及时给予提醒,采用不同的策略来调动服务对象的参与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