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学校出身的开国元勋不在少数，仅开国大将中就有三名师范生。黄克诚、粟裕、许光达，他们分别毕业于衡阳的湖南三师、常德的湖南二师和长沙师范学校。
师范生中名气最大的自然是湖南一师的毛主席。
黄克诚和毛主席的相遇，是一种命运的安排，也是一种兴趣的引导。1925年，黄克诚在湖南衡阳第三师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我党组织在不断壮大中，为了培养更多的先进分子，开设了讲习班，邀请党内的优秀人员给新入党的同志进行指导教育。而毛主席作为党内出类拔萃的人物，自然被选为指导教育的最佳人选。
不巧的是，当时毛主席被安排到了湖南衡阳第三师范。于是，毛主席和黄克诚在讲习班相遇，相识。那个时候，毛主席是黄克诚的老师。
黄克诚是一位用功至极的学生，对于任何不懂的问题，他总是立即向老师请教，不遗余力地寻求知识的滋养。这样的积极态度，使得毛主席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记住了他的勤学好问。
然而，这样温馨的师生关系却并未持续太久。1926年的夏天，北伐战争的烽火在湖南地区燃起，讲习班被迫暂停。所有的党员都被分配到不同的队伍中，黄克诚被送到了训练班，与毛主席分道扬镳。
随后的岁月里，无论是北伐战争的沙场，还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乃至后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都留下了黄克诚带着厚厚镜片的身影。他的坚韧和毅力，使得他在历史的洪流中从未缺席。
实际上，毛主席对黄克诚有着深厚的知遇之恩。他曾三次“钦点”黄克诚，对他寄予厚望，并赋予重任。这些无疑证明了毛主席对黄克诚的信任和看重，也是对黄克诚能力的极高的肯定。
第一次“钦点”。
1948年11月，天津的解放看似已成定局，犹如板上钉钉，国民党军队仍在负隅顽抗，然而却已是强弩之末，难以对大局构成重大影响。
鉴于此，毛主席开始在东北部队的军中精心挑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将，来负责即将到来的军管会工作。最终，目光落在了富有开创性经验的黄克诚身上，他被赋予了这项重任。
肩负着毛主席的信任与重托，黄克诚踏入天津后，立即贯彻执行“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他的到来，犹如一场春雨，迅速恢复了天津的秩序与和谐。
这次成功的经验对黄克诚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不仅彰显了他的才干和胆识，更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增添了厚重的一笔。
黄克诚
第二次“钦点”。
毛主席深知黄克诚的才干和经验，对他接管天津的丰富经历颇为赞赏。而且，黄克诚是湖南人，对故乡的情感深深扎根，让他去湖南上任，无疑是将一个熟知地方情况的干部，派到了最需要他的地方。
“你去湖南，我放心！”毛主席的话语，分量重如泰山，充满信任和器重。这份重托，让黄克诚深感责任重大，也激发了他的工作热情。
面对毛主席的信任，黄克诚满怀激动地表示：“我一定会努力工作，将湖南建设好，让父老乡亲们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他的话语，简单朴素，却充满了坚定和决心，这是对人民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黄克诚在湖南任职期间，工作成绩斐然。他不仅完成了剿匪、土改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还积极支持抗美援朝、镇反等斗争。他深知，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勇于担当。
此外，他还积极恢复生产经营、发展文化事业。通过不懈努力，湖南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事业也繁荣起来。同时，他还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湖南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
第三次“钦点”。
黄克诚，湖南的一位大将，此刻在湖南的战场上，正意气风发。然1952年7月，毛主席再次亲自挑选，选他到北京担任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那时候，军队的后勤部门正处在创建初期，犹如一片混沌，其工作杂乱无章，确实是一个难以料理的“乱摊子”。黄克诚在充分了解情况后，开始正式接手后勤工作。
期间，黄克诚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他以其坚定的信念和专业的知识，成功地将军队的后勤工作带入了新的篇章。
从三次钦点黄克诚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他十分的信任，也相信他的个人能力。事实上，黄克诚所做的一切，也充分证明了毛主席的眼光。后来，黄克诚不仅把所有的工作都做的十分出色，还凭借着战功、资历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只是，这么一位一心只为老百姓做事实的大将军，后来却也没有逃脱那个特殊时期，一直到了1977年，黄克诚才复出工作。
就在黄克诚复出的第二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举为中纪委常务书记，狠抓党风。
1980年1月，中纪委接到了一个举报，内容是关于总参高层的人事变动。据举报，为了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和张才千，以及欢迎新调来总参的张震，主持总参工作的副总长杨勇在京西宾馆以公款名义摆了一桌，总共花费了400元。然而，这400元竟然引发了一场震动。
黄克诚获悉后，他的反应极为强烈。他直截了当地指示：此事必须严查，不论涉及何人，即便是天王老子也必须查到底。不仅要查，还要做出处理，谁出的主意谁出钱。这种果断，这种不拖泥带水的风格，是他一贯的作风。
杨勇和张震都是黄克诚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深厚。但即便是这样，黄克诚也没有因为私人感情而放松对他们的要求。
当杨勇因为此事被批评时，他有些不服气，认为这是小题大做。然而，黄克诚的电话让他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黄克诚在电话中不留情面地指出：“你官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杨勇放下电话后，立即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他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400元来补交饭钱，并做出了检讨。这种认错态度无疑是积极的，也符合黄克诚所期待的。
与此相比，张震的回忆则展现出了更为刚正不阿的一面。据他回忆，当时有许多人为他求情，并提议由吃请者共同承担责任。然而，黄克诚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没有做出任何妥协。
正人必先正己，这是一句古训，也是黄克诚坚守的原则。即便是身处高位，他也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优良作风。
他住的是一座五十多年前盖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房顶多处出现裂缝，下雨时要用脸盆接水，墙皮也大片剥落。管理部门曾提出拆掉改建的建议，然而黄克诚却以省钱为由拒绝了。
他说，只需要把漏雨的地方修补一下就行了。这种朴素的生活态度，体现出了他的节俭和节约的美德。直到他去世，房子始终没有翻修。这种勤俭持家的精神，无疑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实际上，自1978年12月起，已届76岁高龄且双目近乎失明的黄克诚，尽管行动不便，却仍在接到组织的任命后，毫不犹豫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以尽自己最后的心力，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着。
两载之后，完全失明的黄克诚并未退下前线。在一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作为纪委常务书记，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讲话。尽管身体已经衰迈，但他却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令在场的众多年轻同志敬佩不已。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永不过时，这是无可置疑的！”如此斩钉截铁的总结，构成了讲话的高潮。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黄克诚轻轻地松了口气，心中暗自感叹总算圆满完成了这次工作任务。
会后，有人将黄克诚的这份发言记录整理成文章，欲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全国人民都倾听这位老人的教诲。
黄克诚表示，自己的言论可以发表，但需经过中央审查。随后，他将讲话内容整理成文稿，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邓小平在看过稿件后作出指示：“这个讲话稿完全可以发表，但在文字方面请胡乔木同志再加以把关。”
胡乔木在接手稿子后，以其惯有的敏锐和细心，察觉到在原文中出现的“毛主席”一词可能有些许的不妥。他思虑再三，最终决定以更为稳妥、中立的“毛泽东同志”来替换。然而，这样的改动却遭到了黄克诚的强烈反对。
黄克诚坚持认为，自从1931年毛主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届主席以来，“毛主席”这个称谓就已经开始广泛使用，并一直沿用至今。他表示，这么多年来，他自己也一直亲切地称呼毛主席，因此无法接受这样的修改。
图|胡乔木
此事后来传到了邓小平的耳中，他立刻表态：“毛主席的称谓并非简单的头衔，而是我党和人民群众对他的高度认同。毛主席对我党、对人民、对国家都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这个称谓必须保留！”
在这样的情况下，胡乔木和黄克诚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于是，黄克诚的讲话稿以《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为题，于1981年4月10日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原封不动地刊发了出来，其中保留了对毛主席的所有特定称谓。这一决定，无疑体现了对历史、对人民、对国家的高度尊重。
黄克诚晚年的日子里，病魔的影子一直伴随着他。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们多次建议他到外地去疗养，让大自然的清新空气和舒适的环境来缓解他的病痛。
然而，黄克诚却固执己见，摇头说道：“我的身体我知道，出去疗养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还会给下边添麻烦。还是不出去的好。”
时间如白驹过隙，1985年9月，经过多次请求，黄克诚终于辞去了中纪委的所有职务。此时的他，因为哮喘病的日益严重，已经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两年之久。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让人们不禁为他的生命捏了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那年年底，黄克诚又因为患上直肠癌而接受了手术。手术后的他身体更为虚弱，开始出现幻觉。他常常与家人亲切地交谈，然而突然间又会焦急万分地对身边的人说：“听到炮火声没有？我得赶快去朱总司令那里报告情况。”他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让人们不禁感叹岁月的无情。
1986年12月28日，一颗伟大的心脏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停止了跳动，黄克诚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旅程，享年84岁。他的离去，让人惋惜不已，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贡献，他的精神将长存于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