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期主持人 | 林子人
在该社群中,“零极限清理法”被应用于财富、婚恋、健康三大问题上。报道标题中所说的“从裸辞到负债百万”,是指“学霸猫”课程宣传过度消费、“克服对金钱的恐惧”、用大量“金钱的流动”来获得“能量扩张”的做法。接受了这一逻辑的部分学员开始践行“不看价格、只看心不心动”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有人一天之内刷了10万元,有人在“学霸猫”的劝说下开新的信用卡买下一只几十万元的手表,还有不少人跟着“学霸猫”去同一家店里买手镯……
这篇报道让身心灵产业中的乱象再一次进入舆论聚光灯下。2021年,另外一起关于灵修的恶性事件曾被媒体报道过:DCM董事总经理魏萌在参加LEGACY里程的飞跃力工作坊课程时意外离世,年仅32岁。一些接受采访的学员披露了该课程的具体内容,提及这一培训机构有传销和精神控制的嫌疑。这两个报道都让我想到日本记者斋藤茂男在《饱食穷民》中记录的,1980年代的日本年轻白领争相参加价格不菲的领袖、自我启迪等心灵类培训课程的状况。
斋藤茂男认为,当时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如火如荼,整个社会陷入竞争狂热的时代。在竞争和生产效率至上主义的压榨下,许多职场人希望得到喘息和心灵宽慰、抒发心底无可名状的失落感,正是因为如此,那些苦恼于“不会珍爱自己的人们”参加上述课程,通过这种在外人看来有悖常理的感情体验来重新爱上自己,享受其中的快感。在他看来,当人们被时代大潮追逐着向前奔跑,没有丝毫喘息,身心的疲劳就会不断积聚;而当土地与房产导致的“泡沫经济”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这样一个挥汗劳动不如坐收利息的社会,人心没有不走向疯狂的道理。”
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在《与身体为敌》一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念”的概念在心理学家乔恩·卡巴特-津恩(Jon Kabat-Zinn)的两本畅销书中首次提出,他曾接受过禅宗训练。艾伦瑞克发现,21世纪初开始,加州湾区的有钱人热衷于在山间的佛寺放松,花上几千美元过个周末,给僧人干干体力活,佛教(或改良过的佛教)成为了白人中产的某种阶层标志。而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正念真正作为一种“运动”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董子琪:你们发现没有?现在街上市集里都有塔罗、大六壬的摊子了。周二下班后我就在徐家汇看到了一个塔罗摊位,宣传牌子上荧光笔写着学业、感情、事业。负责解惑的老师在玩手机。
这种说法指明身心灵是伪科学,一位神经科医生朋友也持有类似观点。而这种伪科学并不新鲜,改革开放初国内流行的练气功就是类似的例子。但是练气功不能治愈疾病,身心灵也不是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是早日认清现实,直面现实,实在不行,“搞点神经抑制剂”。另一位心理医生友人告诉我说,灵性鼓励也需要在更稳定的生活,更稳定的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否则,生活在自己建构的王国中,虽然可能看上去自洽了,但是否可靠终究是存疑的,“学霸猫”及信徒们的做法,反而“升级了人们的防御,让他们难以直面人生了”。
徐鲁青:子人提及冥想/正念在中产阶级群体里备受欢迎,让我想到McMindfulness:How Mindfulness Became the New Capitalist Spirituality一书写的正是正念冥想练习和培训在全球已经成为一个巨大产业。在美国,许多企业、学校、政府机构等将正念纳入管理与自我安抚的技术。相关公司会积极与全球精英阶层建立联系,在达沃斯论坛上常常可以看到冥想教练、僧侣和神经科学家的出现。作者在书里最主要的批判观点是,正念承诺治愈我们越来越多的疾病,但又同时支撑产生这些疾病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在我看来,正念和“身心灵”的价值体系相似之处,是都认为人们可以百分百对自己负责,一切问题根源在于我们的头脑。《加入灵修后,他们从裸辞到负债百万》里就写到了经历行业大地震、因工作过度劳累身体出问题的陈蔓蔓,“学霸猫”对这些处境的通常解读是,这是人们“匮乏”“紧张”的习性在发作。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正念的干预的确可以帮助人们缓解情绪,减少抑郁症患者自杀的概率。我在极度低落、晚上失眠的时候,也常常会打开冥想APP练习几分钟,的确能让情绪舒缓不少。除此之外,和所有人一样,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别的让事情变好一些了。
和“学霸猫”社群的一掷千金不同,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选择的是“灵性治愈方式”,比如星盘咨询、塔罗占卜、冥想探索,是因为这些比心理咨询要便宜很多。一个资历合格的心理咨询师目前比较基础的价格大概是600元/小时,而且往往要长期咨询才会有效果,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笔昂贵的开销。
林子人:报道中说,“学霸猫”的“信徒”中70%为女性。为什么女性更容易被灵修吸引呢?
潘文捷:因为女性的生活更苦。此外,“身心灵”再怎么说也是某种社群,能够使人们产生联结感。当然,身心灵成为生活方式,也可以彰显自己的社会阶层。“加州湾区的有钱人热衷于在山间的佛寺放松”的例子,正说明这是有闲阶级的选择。
董子琪:这个问题也是我在思考的。去年年底去玉佛寺祈福顺便吃素面,发现满堂都是老阿姨,仅有几个老爷叔也是被老阿姨带过来的。除了文捷说的女性的生活更苦,我想到的是,女性更懂得什么叫做“身不由己”。身不由己就是罗翔说的,你得知道你的成就不是由自己挣来的,也是萧红在《呼兰河传》里写的,老一辈女性对年轻女人劝告,“这都是你的命,你好好地耐着吧。”
我被追随信仰的女性吸引。在《天下无贼》的开头,刘若英饰演的女贼似乎虔诚地在佛前落了几滴泪。她已经陷入蒙骗与偷盗的罪恶当中,对此别无他法,只能跟随丈夫。这样的桥段应该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有着原型。
混乱糊涂的信仰折射的其实是真诚到绝望的渴望,石一枫的《心灵外史》里用不同的信仰填充内心的大姨,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她一会儿迷信气功,一会儿迷信传销,为的是一个盼头,一个将卑微的、受鄙视的自己和更大的、更宏伟的、重要的东西——民族国家、宇宙连接起来的想象。我觉得作者能捕捉到这一点,非常地具有洞见,也尤为巧妙。它提示着,并不是女性头脑昏乱才会如此,而是因为她们更容易面对自己是软弱的、需要信仰的事实,只是当她们缺少鉴别力时,悲剧就会降临。
关于内心的充实这点,我又想到托尔斯泰,这也说明不仅只有女性在寻求安心,凡是敏感的心灵都会有这样的倾向。面对终将生老病死的生活,人需要有信仰才能击败绝望,托尔斯泰说,他发现有人通过闭塞无知躲避绝望,有人以享乐纵欲搁浅真相,而他不愿意这样做,他在劳动人群那里寻找到了一种智慧,即使很多人不理解他,以为他发疯了,这或许是他的“迷信”吧。
林子人:前段时间读哲学学者贾斯汀·E.H.史密斯(Justin E.H. Smith)的《理性的暗面》,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就是:非理性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书中写到了西奥多·阿多诺于1950年代研究过《洛杉矶时报》的星座运程专栏,根据阿多诺的观察,星座运程于20世纪中期在美国出现,于是了某种新世纪文化雏形并表现出某种微妙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因为在试图回答生命的深层问题时,这种文化采取的是服从抽象的权威,而不是尽力用批判的方式理性地生活和进行选择。”阿多诺注意到,星座运程的读者会自我辩解说,自己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些东西,而是当作一种消遣和娱乐在阅读它。但在他看来这更糟糕,“因为这是明知道抽象的权威不存在,还要听信它。”
董子琪:我在一本讲述中国灾异传统(相当迷信了吧,灾异就是指异常的自然现象)的著作《变动的传统: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新论》中读到这样的一段描述,北大学者陈侃理写道,他曾倾向以理性化的角度去解释灾异论和政治文化的发展,结果却发现理性人的假设并不可靠,信仰、情感等非理性因素才是灾异文化形成和维系的缘由。而进入现代世界,科学革命对科学的信仰取代了宗教的力量——这在宗教基础薄弱的中国尤为显著,然而,“科学无法彻底取代宗教,理性无法完全压制情感,人类终究逃不脱死生的循环重启。”
徐鲁青:不过有一点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十分热衷灵性探索的常常是科技从业人士?有的还会和嬉皮文化一起重新整合塑造。比如最早一批刮起身心灵产业之风就是在硅谷,乔布斯的自我叙事也和东方神秘主义、心灵探索等紧密绑定。还比如在国内,web3.0和区块链从业者对“身心灵”也热情满满,大理就曾被调侃其新三大特产是web3、身心灵、新教育。
尹清露:鲁青提到的问题很有趣,这大概是因为,(最初的)互联网与身心灵产业依托的意识形态有着相通之处。科技行业信奉“加州意识形态”。根据人文语言学者Richard Barbrook在1995年提出的观点,这种意识形态是控制论和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混合体。而控制论相信我们是“后人类”,身体与灵魂的边界被悬置,人可以通过技术成为“超人”,所以每个人都能自由使用技术来实现直接民主,而不必绕道政治,这是非常技术乐观主义的理念——当然,这种乐观已经失败了,如今的互联网显然充满各种噪音和回音壁,民主的想法也失效了。同样,我们熟悉的灵修依托的也是这样的一种宇宙论,万物有灵且相互联结,有机体和无机体的边界消失了,一块石头中就包含着整个宇宙,所以,人可以通过附身体验、随时随地的冥想来实现人神互动,而不必绕道上帝。
这也是后牛顿和后笛卡尔时期的特征。以前,躲在幕后且全知全能的上帝将各种元素置于稳定的、受法律约束的关系中,但是量子力学的时代却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也正是“学霸猫”们拥有可乘之机的原因之一——既然以往的正统规则不再适用,而面对这个崭新的泛灵世界,人的主体地位也被消弭了(人不过是万物中的一种),那么我们只能进入巨大的猜测和混乱之中,在疲劳的工作中紧紧抓住看上去最有用的那根稻草,而不管它是否值得相信。
不过我始终认为,人有太多欲望也总是很脆弱,我们势必会在攀爬的途中一次次折戟,但不能因为这种宇宙论和以往的认同不同,且骗局丛生,就认为宇宙论本身是封建迷信,这有点因噎废食的意思。这就好比,不能因为曾经的技术乐观主义失败了,就否认它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