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指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科恩在考查报刊的国际报道的影响时指出：“报纸在告诉人们该‘怎样想’时可能收效甚微，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效果却是惊人的。”但最早将大众传播的环境认知影响明确概括为“议程设置功能”并进行实证考察的，是麦库姆斯和肖。

一、议程设置理论内涵

（一）第一层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理论起源于“教堂山镇研究”，并于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论文《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中提出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通过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议论的顺序。媒介议程与公众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经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其个人议程与大众传媒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即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

（二）第二层议程设置

大众传媒报道的对象事物具有各种各样的属性，包括正面、负面和中性等，大众传媒对某些特定属性进行凸显和淡化处理，使对象事物的主导属性传达给受众，也会影响到受众对事物性质的认识、判断和态度，麦库姆斯把这种影响机制称为“属性议程设置”，即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二层次。

（三）第三层议程设置

2017年，麦库姆斯和郭蕾博士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层次“网络议程设置”，试图以此解释新闻业在这样一个基于媒介融合和社交媒体而变得日益“网络化”的时代，议程设置理论是如何继续发挥其效用的。即影响公众的不是单个的议题或者属性，而是一系列议题所组成的认知网络。新闻媒体不仅告诉我们“想什么”或者“怎么想”，同时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将不同的信息碎片联系起来，从而构建出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和判断。

二、议程设置的理论评价

“议程设置”理论对我们详细考察传媒的舆论导向过程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它为人们认识传播与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其真正意义在于为研究传播媒介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但是议程设置只强调了传播媒介“设置”或形成社会议题的一面，而没有涉及反映社会议题的一面，尽管“议程设置”功能是强大的，但不能把它的效果绝对化。

新媒体时代下，议程设置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自身，情感议程设置、网络议程设置等理论创新不断地回应人们对于议程设置理论的质疑。这也恰恰证明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强大解释力，因而，当下对传统理论进行探究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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