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问题研究在当代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凸显出重要的地位,研究逐渐向广度和深度方向发展。
根据历史文献研究表明,当前国内外学者对青年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创就业、价值观、政治活动、犯罪心理等问题,以及聚焦一些社会动荡地区的青年边缘化状况。
然而,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关于青年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大学生是青年问题的重要研究对象,其思想观念与行为特点决定了未来社会运行的态势状况。
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对未来社会良性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社会阶层来看,大学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群体,因而也是培育和践行友善价值观的重要群体。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东西方的思想意识相互滲透和碰撞,而作为思想较为开放、活跃的大学生,容易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消极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生逐渐出现了时代性的特征,社会异质性在增强,社会成熟期在延迟,其价值观念与社会行为之间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尖锐化。
例如,2019年在香港发生的游行示威和暴力冲击事件等社会不友善行为,对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
然而,在香港事态日益升级参与群体中,青年大学生是参与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群体代表。
可见,关心青年大学生成长,支持青年大学生发展,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石,大学生友善观念积极与否直接对未来社会秩序、经济民生及其社会治理现代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学生人际友善现状,决定了我国未来社会良性运行的程度,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基于我国政策背景与国内社会环境双重影响下,加强大学生人际友善养成机理及其教育研究。
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友善观理论,认同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破解大学生人际友善问题,改善大学生人际友善现状,构建大学生人际友善教育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理论构想,厘清人际友善的动力起源和形成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人际友善的内涵、本质、结构以及养成机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研究汲取人际友善动力来源的合理内核基础上,理论建构了以人际友善意识与人际友善行为两大模块为分析框架。
以教化养成、榜样示范、群体规范、群体特征、交往场域五大因素为情景条件的人际友善内部结构及其生成模式。
人际友善养成机理,本质上是主体置于环境场域下,其人际友善意识与人际友善行为两大要素相互作用、互为影响的内在发展过程。
主体人际友善意识的唤醒程度对实现人际友善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
相反,人际友善行为的实现又反作用于主体人际友善意识,可称之为“强化”功能。
同时,主体的人际友善意识与行为两大内在结构与主体置身于环境系统相互作用、互为影响。
可见,人际友善的养成机理是一个较为复杂地认识加工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友善主体与友善客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善行促进过程。
正确理解人际友善的养成机理,需要从人际友善的动力来源、人际友善的内在结构、人际友善的情境条件以及人际友善的生成模式等四方面入手。
人际友善的动力来源
解析人际友善的动力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人类的‘友善’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根本性命题,为进一步研究人际友善内在结构及其养成机理的理论构想提供了论证的方向。
关于人际友善的动力来源,学者们在理论层面上都曾有涉及基本的观点,但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系统。
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论和人的发展“三形态”原理出发,综合历史文献研究及友善思想溯源解析。
研究认为人际友善动力来源的代表性理论观点,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进化观、社会理性观、社会情感观。
人际友善动力观评析
首先,社会进化观是发生人际友善动力机制的生物学基础。
该观点从社会基因进化的视角,集中阐述了主体人际友善的生物学意义,是主体发生人际友善现象的生理条件和心理基石。
若没有主体社会心理的进化优势,就不可能产生人类先天友善的本能和需要。
该观点从理论思辨的研究视角,阐述了人际友善现象起源于人的生存本能,并印刻在人的细胞之中。
个体对他人表示友善,是为了个体基因的壮大与繁衍,种族群体的适应和合群,以更好地促进整个群体的向心力、凝聚力发展,进而产生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其次,社会理性观是发生人际友善动力机制的关键。
该观点着重强调从社会文化因素出发,系统解析了人际友善社会文化因素中的智者智慧对人际友善发生的积极作用。
深入探讨了主体在遵守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辩证关系。
理性观是个体智慧或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是对社会现象进行解构的博弈论。
社会理性观是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产物,是智者基于社会群体智慧的思想引领,并推进着社会良性运行与进步。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主体基于社会文化影响而不断内化社会规范,进而形成具有理智主导的人际德性特质,成为今天我们称之为“友善”的东西。
因此,社会理性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际友善的意识层面,主体基于内化社会群体智慧所形成地人际友善意识唤醒程度,对人际友善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社会情感观是基于社会理性观认知基础上,对主体人际友善动力机制的激活发挥了心理促进功能。
社会情感观注重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人际友善内在形成过程进行了心理归因和友善推断。
研究认为主体对他人产生情感共鸣是人际友善现象发生的社会动机,是联结人际友善认知与人际友善行为的中介或调节变量。
只有在友善情绪情感因素的积极参与下,才能促使人们在友善特定情境下实现智者“善”的智慧与智者“友”的行动之内心联结,从而在行动表现上实现外化于“友”的善行。
总而言之,三种观点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辩证关系即基于不同研究视角,理论分析了人际友善生成过程的发生机制。
社会进化观是人际友善现象发生的物质基础和生理条件,主体在社会理性观和社会情感观之“善”良意识共同作用下,完成了人际友善行为外化于“友”的全过程。
从而实现了人际友善现象中的“善”和“友”的和谐统一。
三种观点的核心思想及其本质体现了人际友善动力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具体内在驱动表现如下:
一方面,三种观点根本上反映了人际友善观的形成是基于主体身心相统一的辩证唯物观。
社会进化心理机制是人际友善观形成的物质(生理)基础,是促进人际友善心理活动运行机制的根本条件。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实践论出发,认为人际友善观的形成是主客体实践认识辩证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
正因为是人通过不断社会实践而促进人际友善社会进化基因得到了充分应有的发展。
才促使主体友善心智获得成熟和友善情绪(情感)得以丰富,进而从根本上实现人的发展——“自由个性”的本质回归。
反过来,则友善心智和友善情绪(情感)心理机制获得增强,将进一步优化人际友善物质载体的基因品质,从而通达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
另一方面,三种观点核心思想充分体现了动力因素之间的辩证逻辑关系。
社会友善基因是生成友善心智、激发友善情绪(情感)的根本动力,而人际友善心智成分则是产生友善情绪(情感)心理体验的认知基础。
在友善积极情绪(情感)的心理促进下,从根本上实现了“人际友善意识”和“人际友善行动”辩证逻辑的统一。
综上,基于三种人际友善动力起源观的片面性和合理性,从人际友善发生机制的整体性角度出发,研究认为人际友善发生机制的动力是主体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
研究以实证调研为问题导向,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为根本落脚点,从教育主体、教育内容、教育载体、教育环境四个方面,对大学生人际友善教育的实现路径加以建构。
夯实大学生人际友善主体自觉
教育主体是大学生人际友善发生机制的生物学基础,夯实大学生人际友善的主体地位,对促进大学生人际友善的习惯养成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基于对大学生人际友善的问题思考,着重从人际友善四维结构分析入手,以强化大学生人际友善的主体地位和实践基础。
唤醒友善意识,践行友善行为
唤醒人际友善意识是生成人际友善行动的必要条件,人际友善意识唤醒的强弱直接对主体人际友善行动效果具有决定性意义。
研究发现,总体上来看,我国大学生人际友善意识淡薄,具体表现在友善认知功利、友善情感冷漠、友善责任缺失、友善行为失范等方面。
基于大学生人际友善意识淡薄现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干预:
第一,自觉养成以“他人”为重的利他归因风格。个体对他人行为及其结果的归因与推断,是主体影响客体态度的重要认知来源。
假若主体对客体养成积极、友好、利他的认知归因,则会生成高频率地利他行为事件。相反,可能会表现为冷漠的态度和不友善的言行。
因此,自觉养成以“他人”为重的利他归因风格,对主体在特定友善情境下表现友善行为倾向具有导向作用。
以“他人”为重的利他认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应尊重每位个体存在的价值和利益,将“人”看作是“人”本身来看待,回归人的自然本质。
认可个体与生俱来地独特性、多样化,并养成“他人利益或需要与个体利益或需要同等重要”,甚至向“他人”倾斜,以“他人”为重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倾向;
其二,在特定友善情境下,主体要对友善客体养成紧急性解释取向的思维习惯。
当主体在面对紧急友善情境下,若对此情景赋予紧急性事件并需要及时援助的建设性解释倾向,则会产生人际友善启动机制,并有可能发生助人行动。
相反,将不利于友善意识的唤醒和助人行动的展现;
其三,主体要自觉养成友好型或责任型的认知归因模式。
认知决定情感:
个体对友善情境的友善客体现状持外归因即友善客体困境不应有友善客体本人负责。
或者友好归因的解释态度,有利于个体产生同理心、怜悯心等积极情绪共享机制,对进一步唤醒主体人际友善意识具有深层次加工作用。
相反,主体对特定情境下对友善客体表示内归因或责任归因即友善客体需要对自己的困境负起责任,抑或品德归因,会产生负面情绪的心理反应。
综上,强化主体外归因认知,培养其情绪共享能力,对主体唤醒人际友善意识具有重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