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良渚文化，施昕更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他不仅发现了良渚文化，更为江南乃至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文脉溯源作出了突出贡献——二十世纪在杭嘉湖平原发掘的大量古文化遗址，多属于良渚文化的范畴。但凡对良渚文化有所了解，便会感受到施昕更的伟大，如果没有发现或者晚几十年发现良渚文化，其影响力恐怕要逊色很多。

向施昕更先生致敬 在石上书写《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卷首语” 卢俊舟

由浙江省教育厅资助出版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施昕更（1911-1939）是杭州余杭良渚人，他出生时正逢清朝灭亡，民国成立，政权更替，民不聊生，杭嘉湖平原有民谣流行：“宣统元年，水没廊檐；宣统二年，河底朝天；宣统三年，豆腐过年。”宣统三年，即1911年，清王朝的大厦将要倾覆，到处都是破碎的瓦砾。父亲施甫才给儿子取名“兴根”，后来施昕更认为这个名字太俗气，自行改名“鑫赓”，后又变为“昕更”。

当时，施甫才因官司缠身，将祖传的家产变卖大半，生活已走向贫困。他在良渚的五丰南货店当伙计，南货店主营副食，如红枣、山核桃、鲞鱼、火腿、咸肉、糕饼、酥糖、烧酒等，品类繁杂，需要伙计粗通文化，才不致出错。和当地一般的农民不同，施甫才不仅有点文化，经历也丰富，他还对世道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好打抱不平；施昕更的母亲骆兰英也是一位善良、贤淑的农家妇女。正因如此，虽然施昕更在杭州的农村生活，所受教育却比农村的同龄孩子好。

施昕更天资聪慧，在瓶窑区立第二国民小学读书时，因成绩优异，深得小学老师的喜爱。在当时的杭州农村，小学毕业就算“有文化”了，通常不会继续读书；当然，家庭的经济负担过重也是不再读书的重要原因之一，施昕更就曾因家庭经济问题短暂辍学。小学老师不忍看到一棵好苗子就这么蔫掉，为此找到施甫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让施昕更继续读书。老师的工作很有效果，施昕更可以继续读书了。

因为余杭没有中学，施昕更来到杭州城的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初中部设在“贡院”，即原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校址。施昕更非常珍惜读书的机会，学习用功，成绩优异，由此引发一些同学的妒忌。据说有一次，几个同学偷偷将别人的衣服塞到施昕更的行李里，进而指责他偷窃！施昕更遭人诬陷，非常气愤，甚至准备以死明志，后经同学徐永根调查，才弄清事件的真相，还施昕更一个清白。

1926年初中毕业后，施昕更考上了浙江省立高级工科职业学校艺徒班，这相当于今天的“职高”，半工半读。艺徒班分为“金工组”和“文工组”，施昕更选择了“文工组”，专攻绘图。当时，常书鸿就在施昕更的班上兼课，直到晚年，他仍记得班里有个学生叫施昕更。

1929年，就在施昕更即将毕业之时，浙江省政府决定筹办“西湖博览会”，旨在振兴浙江的实业。西湖博览会规模空前，需要大量年轻人参加西湖博览会的布展工作。在老师的推荐下，施昕更和一些同学去西湖博览会当了几个月的临时工，还在博览会举办期间担任讲解员。

西湖博览会结束后，施昕更的读书生涯随即结束，他回到老家，却又不甘心重走父亲的老路。其实他在城里读书的这几年，虽然生活艰难，但眼界开阔了，他想走自己的路。据施昕更之子施忆良回忆：施昕更回到老家后，心情十分郁闷，他“在家不出门外一步，每天做两件事：一是写信给同学、朋友和老师，恳求他们介绍工作；二是发愤读书绘画”。

1929年11月，浙江省政府为了保护因举办西湖博览会搜集的大量展品，决定成立“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因在西湖博览会上的出色表现，施昕更被馆方聘为职员。西湖博物馆内设历史文化部和自然科学部，自然科学部下有动物组、植物组和地质矿产组，施昕更被安排在地质矿产组，给地质学家盛莘夫当助手。

对一个人来说，机遇真的很重要。如果没有西湖博览会，就不会有后来的西湖博物馆；如果施昕更没有参与西湖博览会的布展和讲解工作，他就很难入职博物馆，才华无处发挥，便没有后来的故事了。

1898年2月26日，盛莘夫出生于浙江奉化，1911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旅日华侨吴锦堂创办的锦堂中等农桑学校预科，打下一定的日语基础。1912年，盛莘夫转到杭州笕桥浙江农事试验场的农事讲习所学习，毕业后在杭州、奉化、临安从事树苗的培育工作。本来盛莘夫可以朝农业专家的方向发展，但因一个契机，他成了地质学家——1924年，盛莘夫的姨夫孙海环出任浙江省实业厅地质调查办事处主任，盛莘夫也调到地质调查办事处工作。他随留美归来的地质学家朱庭祜去野外考察，逐渐对地质产生兴趣，加之学习努力、刻苦，进步飞快。1929年，他和施昕更同时进入西湖博物馆工作，一开始在动物标本陈列室当管理员，而后到地质矿产组当主任，施昕更便给他当助手。

给盛莘夫当助手，不仅让施昕更掌握了地质学的知识，还让他亲身感受到盛莘夫勤奋好学的精神，从而变得更加努力。没过多久，施昕更改任地质矿产组的绘图员，与盛莘夫密切配合，迅速成长为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的业务骨干之一。1932年，盛莘夫赴北京大学地质系进修，很快便在中国地质学界崭露头角。1933年，施昕更带队到孝丰发掘古生物化石，带回几箱三叶虫、贝类、鱼类化石，俨然是一位有模有样的考古工作者了。

一次，施昕更去安溪的岳父家，途经良渚朱村兜时，在山脚边的小路上发现了几块黑色陶片，出于好奇，后来他又到附近反复查看。结合之前在古荡遗址考古发掘时的发现，他判断这极有可能是一处文化遗址，就位于棋盘坟靠山脚的一个池塘下。

几块小小的黑色陶片，拉开了良渚文化的大幕；杭州郊区的一个无名小卒，即将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施昕更将在朱村兜捡到的黑色陶片交给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并向他陈述了自己的判断和设想。董聿茂（1897-1990）出生于浙江奉化，是甲壳类动物的研究专家，1930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获博士学位的董聿茂到西湖博物馆任职，1933年开始担任西湖博物馆馆长。他推测施昕更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文化遗址，遂同意施昕更组织人员进行考古发掘。

此时，是1936年11月。

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3月，施昕更一共组织了三次考古发掘，获得了大量石器、陶器等实物资料，地点也从良渚逐渐扩大到安溪、长命、大陆三个乡，包括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许家兜、近山、横村塘、大雄寺、钟家村、金家弄、宋村、后河村等十多个村，从而进一步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远古文化遗存的事实。

这个消息迅速在业界传开。1937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董作宾、梁思永赶赴杭州，在施昕更等人的陪同下，到考古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二十六岁的施昕更或许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发现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竟为中华文明史书写了新的辉煌一页！

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全身心投入到实物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几个月后，五万多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出炉，共制图一百多幅，条分缕析地介绍了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发掘经过和出土文物，并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看法。董聿茂审看后，给予充分肯定，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商务印书馆还没来得及出版，全面抗战爆发，博物馆随即着手撤离。施昕更拿到商务印书馆的书稿校样后，匆忙赶回老家，将校样暂存于乡间，与亲人挥泪告别。

此时的杭州，已是危机四伏，西湖博物馆匆忙将文物装箱，向兰溪、永康、松阳等浙西南地区转移。在转移文物的过程中，施昕更随身携带《良渚》的手稿，不断进行修改与补充，但西湖博物馆的经费已捉襟见肘，无法帮助施昕更出版《良渚》一书。为此，董聿茂找到浙江省教育厅，好说歹说，教育厅终于同意资助出版。国难当头，教育厅的经费很紧张，他们能够同意资助出版，也是出于一种文化情怀。

1938年6月，施昕更的《良渚》终于问世了；因为《良渚》，杭州的这个文化遗址开始被更多人知晓。二十多年后，考古学家夏鼐把这种发现于良渚、遍布于长江以南太湖流域、以黑陶为主要代表的古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

但在施昕更将考古成果看得比生命还重之时，因炮火连天，他连自己的工作都没保住，要养育两个孩子的他无计可施。所幸董聿茂爱才惜才，介绍他去温州瑞安的抗日自卫会工作，好让他有个暂时落脚和养家糊口的地方。

在瑞安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施昕更坚持对良渚的资料进行整理、思考和研究，可工作的劳累与生活的艰辛，让他患上了猩红热和腹膜炎。1939年5月，他在瑞安医院去世，年仅二十八岁。

施昕更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去世，身后无法回到他魂牵梦绕的良渚，只得葬在瑞安。不过施昕更生前作出的贡献，已和良渚古城遗址融为一体，成为良渚文化的鲜明标志。2019年，在施昕更去世七十周年之时，中国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受到永久保护。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历史渐行渐远，良渚古城遗址旧貌换新颜，一个庞大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已然成为杭州的热门打卡地。中华文明史，从施昕更捡起那几块黑色陶片开始被改写，此后，大量玉器的出土，外围水利系统工程遗址的发现，将文明之路不断延展，对中华文明史的源头，做了迄今为止最为清晰的表达。

施昕更在《良渚》的“卷首语”中写道：“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可是，我们现在的子孙，眼看到这祖先开辟遗下的国土，一天天的沦亡，我们的文化，也被敌人疯狂的摧残，这正是存亡绝续的重大关头。然而，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了的，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了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他的发现，是何等伟大的开始，今人一定不能忘记他……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钟桂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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