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首届兰花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南都记者　莫倩如　摄

“终身荣誉奖”获奖者约瑟夫·波利希

“杰出成就奖”获奖者伊萨姆·沙拉夫

“杰出成就奖”获奖者墨西哥汉学专家白佩兰

“友好使者奖“获奖者竹内亮

　　9月8日，首届兰花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10位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国际友人获奖，其中1人获得兰花奖终身荣誉奖，3人获得兰花奖杰出成就奖，6人获得兰花奖友好使者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出席颁奖典礼并致辞。

　　兰花奖是面向全球的民间国际文化大奖。旨在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表彰奖励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作出突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来自美国的约瑟夫·波利希、埃及的伊萨姆·沙拉夫、墨西哥的白佩兰、英国的大卫·弗格森等10位国际友人获此殊荣。

　　获奖嘉宾认为，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深化人文交流、增进彼此了解是各国人民的普遍期待，迫切需要鼓励和引导更多的文化使者推动多样文明的交流互鉴。

　　发表获奖感言时，获得兰花奖杰出成就奖的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说，兰花奖代表着自己与中国的情谊。对他而言，获奖是一种动力，让他继续自己的努力，和朋友们一起打破文化壁垒，让世界看到不同的文明可以在一起共生、灿烂、开放。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迪诺·帕蒂·贾拉尔获得了兰花奖友好使者奖。他在获奖感言中谈到，过去几年里他愈发感觉到，人文交流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关系的基石。“没有人民之间的交流就没有真正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和发展。”贾拉尔说，要从互相尊重、避免偏见开始，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中国，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颁奖典礼后，举行了兰花奖国际文化论坛，中外嘉宾围绕“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主题展开讨论。

　　“终身荣誉奖”获奖者约瑟夫·波利希:

　　中美文化交流需要重启和恢复

　　来自美国的音乐教育家，茱莉亚学院荣休院长、首席中国事务执行官约瑟夫·波利希荣获“终身荣誉奖”。

　　约瑟夫·波利希先生曾掌舵有“音乐界哈佛”之称的茱莉亚学院34年，他也是茱莉亚学院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院长。2018年6月离任后，成为学院的中国事务首席执行官，统筹引领天津茱莉亚学院的各方面发展，天津茱莉亚学院是中国首个颁发美国认证的音乐硕士学位的艺术机构。

　　获奖之际，约瑟夫·波利希先生接受了南都记者专访。他表示，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需要重新启动和恢复，音乐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可以为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提供多种途径，天津茱莉亚学院可以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典范。

　　南都:你如何看待近些年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合作?音乐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约瑟夫·波利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相当活跃。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需要重新启动和恢复，音乐作为一种抽象的艺术形式，可以为人们更好地相互了解提供多种途径。

　　南都:1985年，你在茱莉亚学院毕业典礼上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永远不要丧失作为艺术家的目标，要理解自己的艺术力量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艺术力量在社会中的作用?艺术和艺术家能为社会带来什么?

　　约瑟夫·波利希:我一直向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强调，他们是通过艺术传达人类价值观的人。当今的表演艺术家有责任努力展现人类最美好的价值观，而艺术表演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力途径。

　　南都:你在担任茱莉亚学院院长期间，来自中国的学生有什么变化?

　　约瑟夫·波利希:我一直认为，来自中国的学生才华横溢、有纪律性、对艺术十分敏感。在我担任茱莉亚音乐学院院长的这些年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中国学生积极地提升了学校的整体环境。

　　南都:在中国，有几百万的孩子在学习钢琴，这些孩子通常在三四岁时就开始接受乐器教育，此后乐器会成为孩子的一种特长，在升学中获得优势，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约瑟夫·波利希:虽然我明白，在音乐方面极具天赋的年轻学生在申请高校时总会被视为与众不同，但在这一过程中，音乐创作的乐趣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练习和演奏音乐只是为了进入教育机构，我会认为这样的过程存在很大缺陷。

　　南都:2015年，茱莉亚学院宣布在天津筹建茱莉亚学院首所海外校园的消息，当时为何会选择天津来开办海外校园?在校园筹建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约瑟夫·波利希: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建设和竣工过程中，天津的合作伙伴一直是我们非常好的同事，天津市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显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的建设遇到了许多挑战，但天津合作伙伴坚持不懈，使我们能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放我们的教学楼。

　　南都:在音乐教育方面，天津茱莉亚与美国纽约茱莉亚学院有何不同?在办学方面尝试了哪些新的课程和理念?

　　约瑟夫·波利希: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没有本科音乐专业，而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有本科音乐专业。此外，天津也没有舞蹈或戏剧专业。我们能够与中国作曲家合作，将中国传统乐器融入西方管弦乐，我们对结果非常满意。

　　南都:天津茱莉亚学院成立后，与国内一些音乐学院开展了合作办学项目，也与一些乐团开展了诸多交流，您怎么看待天津茱莉亚学院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发挥的作用?

　　约瑟夫·波利希:我们将学校视为我们与中国各音乐学院和专业乐团之间开发新项目的催化剂，天津茱莉亚学院可以作为中美文化交流的典范。

　　“杰出成就奖”获奖者伊萨姆·沙拉夫:

　　文明对话让中埃乃至世界受益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创始人、主席伊萨姆·沙拉夫获首届兰花奖“杰出成就奖”。作为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以政治家的领导力，引领中埃文明对话与共同发展，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以学者的影响力，倡导和而不同的中国理念，推进人文交流与互学互鉴。2005年，时任埃及交通部长的伊萨姆·沙拉夫首次到访中国。访问归国后，他对埃及内阁和开罗大学的同事们说:“我看到了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此后，沙拉夫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2014年到2023年期间，沙拉夫访问中国超30次。从2019年至今，他还担任着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理事长一职。

　　沙拉夫期待，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未来两国能在苏伊士运河沿岸设立经济特区，加深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在文明对话中，让中埃两国乃至世界受益。

　　南都:去年，中共二十大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你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了解和关注吗?

　　伊萨姆·沙拉夫: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可以用以下几个特点来概括: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幅员辽阔、多元文明国家的现代化，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一个“小世界”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实现人民富裕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跨越时代、连续不断的进程。它的动力来自物质和道德的双重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把和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取得进步与成功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中国式现代化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它给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实现发展与繁荣的希望。

　　南都:2014年，你创立了沙拉夫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并担任主席。近十年间，基金会在推动中埃两国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伊萨姆·沙拉夫:2014年至2023年，沙拉夫基金会见证了我对中国近35次的访问。沙拉夫基金会有两个主要目标:其一，我们希望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和竞赛推动创新。其二，我们旨在加强埃及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是我们的关注重点之一。

　　沙拉夫基金会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希腊和开罗的非洲联盟总部举办了许多场有关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讲座。我们在埃及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一系列讲座和研讨会，还与中国大使馆合作推出了“了解中国”的项目，希望能让埃及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南都: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间“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国家带来了哪些变化?

　　伊萨姆·沙拉夫:作为一个互联互通平台，“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实现了全球市场的高度一体化，为不少国家的减贫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埃关系的影响方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通过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埃关系得到了深入发展。

　　南都:对“一带一路”未来发展，你有哪些期待?

　　伊萨姆·沙拉夫: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目前已与近18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达成合作协议。该倡议建立在对人类至关重要的两个基本原则之上，即互联互通和伙伴关系。

　　我认为，这两大支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要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立一个公正、公平、以对话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特征的世界所必需的。

　　简而言之，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可能是一条通往“合作而非统治、共存而非优越、理解而非傲慢、信任而非偏见、开放而非封闭、对话而非对抗、谈判而非欺凌，文明包容而不是文明冲突”的世界的道路。

　　“杰出成就奖”获奖者墨西哥汉学专家白佩兰:

　　通过妇女研究了解当代中国

　　来自墨西哥、今年90岁高龄的汉学专家白佩兰获首届兰花奖“杰出成就奖”。

　　白佩兰现担任墨西哥学院(以下简称“墨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1963年在墨院攻读东方研究硕士时，她选择将中国研究作为其研究方向，从此与中国文化研究与传播结缘。

　　据介绍，白佩兰白著有《1800年前的中国历史与文化》(1984)、《同在屋檐下: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及其危机》(1993)等6部作品著作。此外，她还发表了几十篇与中国有关的学术论文和书评，包括对新中国成立后家庭政策和女性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趋势的研究。其研究成果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墨西哥民众，特别是政商学界“中国观”的形成。

　　南都:您在墨西哥，是怎样推广介绍中国传统文化?

　　白佩兰:我除了教书、写书，也撰写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就对中国感兴趣，是墨西哥国内最早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之一。而且，当时这块领域相对空白，而我又比较早开展研究，因此我可以自由选择我想研究的课题。

　　这之前，我学过哲学和历史学，所以后来也主要教授这些领域。了解过去是理解现在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我还研究中国的社会、家庭和妇女相关议题，以此来探讨现代中国的文化和社会。

　　南都:从全球化当前的形势来看，中墨两国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何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白佩兰:我不相信全球化已经终结。疫情影响下，也许世界贸易和政治关系中存在着一些困难，但即使在这种时候，不同文化的人们也能够通过互联网交流。拿我自己来说，我从未中断过教学和出版工作，也用视频会议参与过很多我不能到场的国际会议。对年轻人来说，使用社交媒体也是进行跨国联系的方式之一。

　　南都:1975年您第一次访问中国时感觉如何?与第一次来中国相比，这一次来到中国，您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哪些变化?

　　白佩兰:1975年，我应墨西哥大使的邀请第一次来中国。这位大使是1972年墨西哥和中国建交后，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人。

　　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个旅行者，但已经研究中国十多年了。我在课上讲过秦朝，那次就去了西安；我也从书里窥见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也在那次走访了上海……那次经历使我从书上看到的一切都变得更加真实。

　　从那以后，我多次作为游客、学者和墨西哥大使馆文化专员拜访中国。数十年间，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感觉就像来到了另一个星球，这让我很惊讶。但这些变化给我研究上带来的挑战没有让我望而却步。

　　南都:是什么让您对研究中国感兴趣?

　　白佩兰:一切都始于我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供的奖学金，我参加了一个研究“东方学”的开创性项目，我们现在称之为“亚洲研究”。

　　在我关注的所有研究领域中，我认为中国是最有趣的。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丰富，而且正如我之前说的，了解传统和历史对于理解当下非常重要。

　　南都:您对中国的研究所关注的话题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历史和文学，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家庭政策和妇女问题。您为什么关注这些话题?

　　白佩兰:不可否认，在中国的传统中，家庭是最重要的。中国父权制的家庭结构影响着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尤其是女性。

　　我一直很关注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很好奇，旧社会和传统父权制如何影响如今中国的家庭关系?我也想关注妇女在新的经济环境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从中她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些都是我比较关注的问题。

　　“友好使者奖“获奖者竹内亮:

　　让大家了解更真实的中国和日本

　　首届兰花奖“友好使者奖“获奖者竹内亮，过去十余年间，一直坚持用镜头记录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时因拍摄《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等纪录片被中国观众熟知并获中国外交部肯定，成为媒体报道的热门人选，也被当作中日友好交流的代表。

　　去年2月，他的最新纪录片《再会长江》在流媒体上线，从最初《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到《再会长江》，竹内亮始终在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并呈现一个温暖的中国，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

　　南都:你认为自己在国际文化交流中扮演什么角色?

　　竹内亮:还是希望通过作品让大家了解更真实的中国和日本，中日文化交流越多越好。但我拍片子第一动力就是我自己想拍、我自己感兴趣。

　　南都:你最新的纪录片是《再会长江》，十年之前你拍过长江，为什么十年之后再拍一次?

　　竹内亮:十年前我从日本出差来中国拍摄，那时我不会讲中文，无法深度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和想法，对他们表达内容的背景不了解，纪录片花了很多钱，在日本播出后口碑和反响很好，但我自己不满意，所以一直想再拍一部更有深度的有关长江的纪录片。

　　正好十年过去，我的中文变得还可以，我对中国的了解也比十年前更多，在拍完新冠疫情主题的纪录片后有了这个机会，从2021年初开始拍了快两年时间。

　　南都:十年前后长江变化大吗?

　　竹内亮:变化很多。第一是环境变化很大，水干净多了。十年前长江上游还好，下游污染比较严重，但现在真的不臭了，各种环保措施比较严格，工厂的环保意识也比十年前强，所以变化真的很明显。

　　第二是长江边老百姓的思想变化蛮大的。比如我的纪录片里拍摄的藏族姑娘，十年前她还不被允许自由恋爱，必须听从父母的安排，现在早就自由恋爱了。我们十年前拍她的时候，她说想去上海，我们想把她带去上海，但遭到很多反对，因为他们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没有机会也没有经验，那位姑娘现在住在香格里拉，香格里拉现在有很多外国人，她对国外有了了解，走出去的畏惧感没有了，现在她不仅可以去上海，去国外都可以。

　　南都:前段时间纪录片《再会长江》电影版也在日本展映了。

　　竹内亮:我把9集纪录片重新剪辑做成适合电影观众观看的故事，在日本东京的一个电影院试映，反响很好。一般纪录片电影的上座率大概是20%-30%，能有30%已经很好，《再会长江》的上座率是70%，最后几天电影院是满的，好多人买不到票。没想到日本人这么喜欢，也有中国粉丝来看，很多在日本的华人支持我们。这部纪录片应该明年会在日本全国上映。

　　南都:未来能在中国电影院看到《再会长江》吗?

　　竹内亮:也会向中国官方申请，希望能在中国正式上映。

　　南都:在此之前，你因拍摄疫情题材的纪录片被中国观众熟知，现在如何评价那几部纪录片?

　　竹内亮:纪录片的魅力就是只有当时能拍，过后就再也拍不到了，以后也不会有第二次，所以现在看来片子真的很有价值，记录了历史。不仅是我，当时很多导演也拍了关于疫情的纪录片，都是历史的材料。

　　首届兰花奖获奖名单

　　●终身荣誉奖(1人)

　　音乐教育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茱莉亚学院荣休院长、首席中国事务执行官约瑟夫·波利希　　

　　●杰出成就奖(3人)

　　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可持续发展基金会创始人、主席伊萨姆·沙拉夫

　　汉学家、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教授白佩兰(女)

　　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国际传播专家大卫·弗格森　　

　　●友好使者奖(6人)

　　教育家、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巴方院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

　　印尼外交政策协会创始人、主席迪诺·帕蒂·贾拉尔

　　来自日本、居于南京、旅拍中国的纪录片导演竹内亮

　　汉学家、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语言学院东方学系主任易福成

　　翻译家、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哲学语言系教授雷林科(女)

　　艺术家、西悉尼大学澳洲中国文艺研究会兼职教授甘德瑞

　　采写:南都记者　莫倩如　赵霖萱　刘嫚 蒋小天　郭若梅　胡耕硕 实习生　朱嘉乐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