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病理问题常被划分为外化问题和内化问题两大类，虽然前者以行为问题为主，后者以情绪问题为主。

但内化和外化心理病理问题间的共发现象普遍存在于儿童青少年以及成人群体中，发展心理病理学界也因此达成了“共发不是例外而是常态”的共识。

青少年期是内外化问题的高发期，处于该时期的个体会面临生理、认知、情感等内部变化以及学业压力增加、班级环境和同伴关系改变等外部变化。

青少年可能会因此产生更多的适应问题。

而在这一发展关键时期出现适应问题不仅影响当前的身心状态，还会对日后的发展结果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时期的内外化问题发展进行考察。

一、母亲教养行为与内外化问题

家庭环境因素中的父母教养是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父母教养类型和父母教养行为是教养的两种主要研究取向。

前者侧重于父母在教养孩子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整合的、统一的教养风格，后者则侧重于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所实施的具体教养行为。

两者共同受到家长社会化教养目标的影响，并会对个体的发展结果产生影响。研究将聚焦于两种具体的教养行为，考察其与子女的内外化问题共发的关系。

父母的控制惩罚和拒绝均属于消极教养行为。

其中，控制惩罚主要是指父母通过体罚、训斥、批评、限制或剥夺孩子的权利等方式对儿童青少年的行为进行矫正或控制，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父母教养行为。

父母的拒绝同样作为一种苛刻严厉的育儿方式，主要包括对孩子表现出冷漠、忽视的态度或无差别的拒绝孩子。

根据接受-拒绝理论，父母或其他依恋对象给予的关怀和爱是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基本需求，而当这一需求未得到满足时，孩子便会产生特定形式的适应失调。

同时，感受到被拒绝的孩子更倾向于出现问题行为、抑郁、物质滥用及其他与心理健康相关的问题。

一般而言，父母的消极教养方式会正向预测儿童青少年的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但目前的研究结果也提示我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差异性。

第一，消极教养对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预测结果不一致。

例如，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儿童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消极教养行为和外化问题之间存在的联系更强。

而Lansford等人的研究则发现消极教养行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男女青少年内化问题的增加，仅能正向预测女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增加。

第二，消极教养的不同类型对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预测存在着差异。

一项有关父母教养行为和外化问题的元分析表明严厉管教、心理控制、独裁、放任等消极教养行为与儿童青少年更高水平的外化问题有关。

其中严厉管教和心理控制与外化问题之间的关联最强。

而对于内化问题来说，研究发现，相比于身体惩罚，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内化问题的关联更强。

在p因素理论下，较少有研究考察教养行为与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p因素的关系，已有的一项追踪研究发现，父母的严厉管教显著正向预测儿童青少年的外化问题独特因素。

此外，母亲教养和父亲教养对孩子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

而母亲作为儿童青少年的主要养育者，更多的参与儿童青少年的生活，所以研究将主要考察母亲的控制惩罚和拒绝教养行为与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p因素的关系。

并假设母亲的控制惩罚和拒绝均与青少年早期内外化问题p因素以及外化问题独特因素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存在显著正相关。

而和内化问题独特因素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二、同伴侵害与内外化问题

同伴关系是一种平行、平等的人际关系，通常在个体与同龄人或者心理发展水平相当的个体的交往中建立和发展起来。

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具有成年人无法取代的独特作用和重要适应价值。

同伴侵害是同伴关系的不利状况之一，指儿童青少年遭受来自同伴攻击的经历，一般包括身体侵害、言语侵害、关系侵害以及财物侵害。

同伴侵害是儿童青少年期一种经常发生的、较为普遍的现象，研究表明个体的同伴侵害经历在青少年早期阶段达到高峰。

青少年早期还是同伴侵害变化的重要时期。

一方面，个体正处于青春发育期，身体形态和力量会发生变化。

但由于个体间发育的不同步性，该时期同伴群体的支配地位往往会发生变化，身体强壮的儿童青少年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支配性地位。

另一方面，由于升学过渡，儿童青少年的同伴群体会发生变化，意味着同伴关系和同伴地位会重组。

根据社会支配理论，个体会采取一系列行为建立同伴地位，而攻击是在新的环境中获取社会地位的常用手段，因此，在此阶段个体可能更容易经历这种消极的同伴互动。

而这种消极的同伴互动经历也会对个体成长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研究将考察同伴侵害与青少年早期内外化问题p因素的关系。

已有大量研究对同伴关系与内外化问题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人际-风险模型、人际-疤痕模型、交互作用模型等来阐述两者间的关系。

其中人际风险模型认为同伴作为压力源或不良同伴互动经历将会增加个体发展出心理病理问题的风险。

糟糕的同伴关系是产生心理病理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包括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以及攻击、违纪等外化问题。

但也有研究并未发现消极同伴经历对内外化问题的预测作用，对这一模型提出了质疑。

研究者以个体定向范式划分出不同的内外化问题发生模式，基于自我报告和教师报告的分析。

结果表明，青少年早期遭受同伴侵害的个体属于共内外化问题共发组或内化问题组的概率更大。

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在p因素理论下考察同伴侵害与心理病理问题的关系，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

例如，Forbes等人通过构建高阶模型考察了高阶一般心理病理问题因子与同伴侵害的关系，发现同伴侵害与高阶一般心理病理问题因子相关，而非与独特因素相关。

此外，相关的纵向研究表明，同伴拒绝以及受欺凌均与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p因素以及外化问题独特因素存在显著正向关联。

鉴于此，研究假设同伴侵害与儿童青少年内外化问题p因素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呈显著正向相关关系，而与内外化问题独特因素的初始水平和发展速率均不存在显著关系。

三、青少年早期内外化问题发展的潜在结构

研究通过在个体内水平上分别建立单因子模型、相关因子模型、高阶因子模型和双因子模型进行模型竞争。

结果发现包含p因素和内外化问题独特因素的双因子模型具有最优拟合，能更好的刻画青少年早期内外化问题发展的潜在结构。

表明心理病理问题的个体内变化由一般心理病理问题因素和独特的内化或外化因素所解释，而仅由外化和内化因子、或仅由一个一般心理病理因子解释时解释力较差。

进一步体现了双因子模型的优势，即将一般心理病理问题因素从独特因素中分离出来，使其比相关因子模型、单因子模型和高阶因子模型更适合描述心理病理问题变化的结构。

双因子模型作为一种统计分析模型，由于其自由参数多、限定条件少。相比于其他竞争模型，更容易获得优秀的模型拟合指数。

因此，有研究者对p因素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一般心理病理问题因素，即p因素，只是一种统计分析上的谬误。

但研究结果呼应了横断研究中得到的心理病理问题的双因子结构，说明心理病理问题个体内变化的差异与个体间差异的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突出了双因子模型稳定性的特点。

研究结果与先前支持p因素的有效性和实用性的证据相一致，为p因素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四、p因素及内外化问题独特因素的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青少年的p因素呈上升趋势，支持了研究的假设。

内化问题独特因素也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且内化问题独特因素初始水平越低的青少年，其发展速率越快。

此外，p因素和内外化问题独特因素的初始水平和内外化问题独特因素的增长速率均存在个体差异。

这一结果对p因素理论视角下青少年早期心理病理问题发展趋势的缺失进行了补充。

青少年早期p因素呈现出的上升趋势可能与该时期的大脑发育特点有关，儿童晚期和青少年早期是神经发育的一个活跃时期。

在大脑结构方面，研究表明，由于髓鞘形成和突触修剪的增加，大脑皮质体积在青春期会减少，而较低的皮质体积和表面积与儿童青少年的p因素密切相关。

在大脑功能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大脑网络连通在青春期会发生实质性的成熟，而大脑默认网络内的连通性以及默认网络与控制网络之间的连通性已被证实与p因素存在关联。

因此，在此期间青少年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可能解释了p因素的上升发展趋势。

研究发现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独特因素的上升趋势，而外化问题独特因素无显著变化趋势，说明在青少年早期，个体心理病理问题的具体表现更具有内化的特征。

可能的部分原因是，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时常会面临来自人际关系和情绪管理的挑战。

而生理上的变化使个体面临着自我评价的降低以及对自我同一性的持续探索，青少年可能会因此产生痛苦或困惑，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表现出更多的内化问题特征。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表现相比于童年期更为隐蔽。

例如，研究表明，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明显的身体攻击的频率通常会下降，但更多不易觉察的外化问题，如搞破坏和盗窃会增加。

而家长可能无法了解到青少年的全部外化问题，因此在研究期间并未发现外化问题独特因素的变化趋势。

当然，这种报告者偏差也可能会影响父母对内化问题的报告，后续研究可以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对青少年的内化问题进行考察，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各因素发展的个体差异可能与多方面因素有关。

第一，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青春期个体的边缘系统皮层和前额叶皮层会逐渐发育完善，个体间不同的发育速度以及发育程度可能是造成心理病理问题发展的个体差异的原因。

此外，HPA轴反应性的不同也可能造成个体间的差异，有研究表明，皮质醇水平较高的个体会出现更高水平的内化问题，而低水平皮质醇与外化问题相关。

第二，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遗传基因也是导致内外化问题个体间差异的因素之一。

第三，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由于不同青少年成长的生态环境不同，在个体与生态环境以及不用生态环境交互作用也可以部分解释青少年心理病理问题发展的差异性。

研究也将在微系统的角度，讨论性别、SES、母亲教养以及同伴侵害对青少年早期心理病理问题各因素的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