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如今常用的术语，用来描述被绑架或劫持的受害者有时会与绑匪产生的情感联系，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的名字是在50年前的这一周得到的，当时瑞典首都发生了一起未遂的银行抢劫案。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最初被称为“Norrmalmstorg综合症”，以银行抢劫事件发生的广场命名——自那时以来，已经与全球范围内的劫持事件联系在一起，包括1970年代绑架报纸继承人帕蒂·赫斯特。

以下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及其命名的相关情况。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它指的是在劫持和绑架事件中，被劫持者与绑匪之间可能会建立的情感纽带。在某些情况下，被劫持者可能会对绑匪及其事业产生同情，甚至站在绑匪一边，而不是支持警察。专家认为，这不是一种诊断为疾病的情况，而是一些被劫持者用来忍受被囚禁和虐待的心理应对机制。

它是如何得名的？ 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瑞典犯罪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尼尔斯·贝耶罗特，他在1973年8月瑞典首都的一起银行抢劫事件中向警察提供了建议。在那场对峙事件中，一些被劫持者似乎站在绑匪一边，反对警察，贝耶罗特称之为“Norrmalmstorg综合症”。在国际上，它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贝耶罗特的女儿苏珊娜说，她的父亲于1988年去世，从未想过这个术语会在全球范围内如此引起关注。她说：“他不明白它会变得如此重要。”

那起银行抢劫案发生了什么？ 1973年8月23日，已被判有罪的小偷詹-埃里克·奥尔松（Jan-Erik Olsson），32岁，在离监暂时休假期间试图抢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家银行。警察迅速作出反应，随之展开了一场对峙。

奥尔松持有一把冲锋枪，劫持了四名银行员工，并要求300万瑞典克朗、一件防弹背心和一辆逃跑汽车。他还要求将他以前的狱友克拉克·奥洛夫松（Clark Olofsson）从监狱释放并带到银行。当局同意了他的要求。

这一戏剧情节在瑞典的直播电视上播放，警察试图说服奥尔松和奥洛夫松投降。甚至瑞典总理奥洛夫·帕尔梅也参与了谈判。

曾经，一名被劫持者克里斯汀·恩马克（Kristin Enmark）在电话中告诉帕尔梅，她害怕警察，而不是两名罪犯。她呼吁当局满足他们的要求。后来，恩马克表示，她与奥洛夫松建立了一种纽带，她视其为自己安全的担保人。

在对峙期间，两名警察被枪伤受伤。对峙于8月28日结束，警方使用催泪瓦斯突袭了银行，逮捕了奥尔松和奥洛夫松，解救了被劫持者。

还有哪些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案例？ 其中最知名的案例之一发生在次年，1974年，当时19岁的报纸大亨后裔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在美国被“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一个不知名的武装革命组织绑架。

两个月后，关于赫斯特与绑匪的关系以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概念在赫斯特宣布效忠SLA、谴责家人并在SLA旗帜前拿着武器合影的事件后浮出水面。她于1975年被逮捕，并被判入狱七年。吉米·卡特总统于1979年减刑她的刑期。后来，她被比尔·克林顿总统赦免。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还可以用于描述家庭暴力或童年性虐待受害者与施虐者建立联系的情况。

真实还是神话？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没有被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或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中列为一种诊断。一些专家质疑它是否真的是一种心理状况，或者只是一种在面临极端危险时一些人做出的理性选择——一种生存策略。

在美国，一些执法专家称这种现象是罕见的，媒体过度宣传了它。但它仍然经常出现在流行文化中，包括书籍、电影和音乐中，并已经进入英语词汇中，成为形容那些与对待他们不好的人建立意想不到的纽带的非正式术语。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启发了电影，如2013年的惊悚片《Labor Day》，由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乔什·布洛林（Josh Brolin）和加特林·格里菲斯（Gattlin Griffith）主演，以及2018年的电影《斯德哥尔摩》，由伊桑·霍克（Ethan Hawke）和努米·拉帕斯（Noomi Rapace）主演。后者重现了1973年的银行抢劫事件。它还是乐队的歌曲标题，包括One Direction、 Muse和Blink-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