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儿童的生活情况是我们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我国儿童事业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儿童本就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困境儿童更是弱势中的弱势群体。

困境儿童的同辈群体在他们社会化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同伴之间的互动、行为等总是会对困境儿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在困境儿童同伴交往中进行适当的引导，改善困境儿童在同伴交往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尽量减少困境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消极结果。

困境儿童在同伴关系中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自我认知偏差、自信心不足、同辈交往欲望低、享有资源少、缺乏社交技巧、自我效能感等问题。

伴随着国家“二胎、三胎政策”的开放，加上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这些因素使得社区中的儿童数量持续呈上升趋势。

所以改善城市困境儿童的同伴关系，打造困境儿童的同伴交流平台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核心概念界定

（一）困境儿童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困境儿童的定义很多，也有不少分类标准。

从国际上来看，困境儿童是一个陷入不同困难类型儿童的集合体，其中包含着多类儿童，并非指某一特定儿童。

在我国狭义的界定是指生存权受到侵害需要保护的儿童，主要包括孤儿、残疾儿童等由民政部门救助的群体。

中义的界定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考虑，主要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侵害需要保护的儿童。

研究中困境儿童可以理解为由于儿童自身或家庭的原因，其生存权、发展权和受保护权难以实现，超出家庭的应对能力范围需要特殊保护的儿童。

（二）同伴关系

同伴关系是儿童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儿童社会性发展中起着成人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同伴关系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多水平的网络结构，是年龄相同或相近的儿童在交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在研究中同伴关系可以界定为：

具有相似或相近年龄特征的儿童之间，通过交往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情感联系的人际关系，是影响儿童成长发展的重要人际关系。

依据邹泓的观点将同伴关系划分为同伴接受和交往恐惧两个维度。

同伴接受即儿童之间接纳、融合的程度，主要表现为同伴之间出现肯定的评价与想象。

交往恐惧即儿童之间因同伴的交往评价而产生负面情绪的程度，主要表现为对同伴交往表现出恐惧、抗拒、负面想象等。

二、理论基础——镜中我理论

“镜中我”理论是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论述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社会自我形成时提出的思想。

只有在个人与他人进行人际交往行为，产生社会互动才能产生自我感觉，这种“境中我”的认识对个人成长产生重要影响。

库利也指出“镜中我”的本质就是个人通过他人眼中的自我来进行自我定位，是独立于自我感觉的他人的评价，个人与他人的联系依赖与一种想象其“自我”的一种确定的想象形式。

个人与他人的联系分为三个方面：关于他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想象；关于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想象；自己对他人的这些“认识”或“评价”的情感。

在小组工作中鼓励组员们坦诚表达以及询问他人对自我的认识，破除组员由于自卑等原因对于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负面想象。

改变组员的自我认知以及对同伴交往的恐惧，增强同伴沟通、同伴冲突处理、同伴协作的能力，提高同伴接受，最终改善同伴关系。

三、小组工作介入的评估

过程评估

（一）小组活动过程评估

小组工作准备时期社工借助区创投项目的优势多次到南京市M社区进行调研。

在M社区为困境儿童开过多场活动，及时向社区网格员了解社区情况，探查困境儿童所能接触的资源以及面临的困境。

在活动中密切与服务对象人群及家长联系，保持良好的专业关系，以访谈对话、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服务对象真实情况，熟悉困境儿童行为特征，为小组活动的开展进行铺垫。

在活动方案设计上，充分利用实习机构所拥有的资源，多次与实习机构老师商讨，积极寻求意见。

逐步完善小组活动细节，为服务对象链接机构的模型物资，为小组活动的开展提供物质基础。

同时，积极学习实习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经验，充实社会工作理论知识，提高社工社会工作实务能力，增强小组活动的成效性。

活动前积极争取服务对象、社区工作人员、实习机构、服务对象家长的支持，确定活动场地与活动时间，为小组活动的开展做好准备。

小组活动前期，主要的目标是小组成员之间的破冰认识，提高小组成员的凝聚力，缓解小组成员观望、防卫、拘谨的状态。

小组成员能够配合社工完成小组规则的制定，制作自我期望卡片，在这一过程中小组成员呈现出一种配合者的状态。

小组活动中期，将南京市M社区困境儿童同伴关系改善的目标细化成两个维度，提升同伴接受、破除交往恐惧，提高实际同伴关系改善技巧应用能力。

通过认识自己、提升信心、主动交友、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与意识、学习沟通技巧、掌握冲突处理方式六节小组活动实现同伴关系的改善。

在这一过程中，游戏的利用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方式，游戏进行过程中小组成员能够表现出真实的状态。

但在其他文字或者表达环节中，小组成员的分享意愿并不是很高，随着活动次数的增多。

小组成员之间的了解加深，同伴关系进一步加深，小组成员的表现越加自然，活动环节的开展也顺利许多，小组目标基本都能完成。

小组活动后期，主要是小组活动内容的总结与收获的总结，做好小组工作成效评估，处理小组成员离别情绪。

小组成员也能够积极分享自己的活动活动收获，配合社工填写成效评估内容，多数成员出现了离别情绪，社工也积极对成员进行鼓励，安抚离别情绪，小组工作顺利结束。

（二）小组成员参与度评估

在进行的八节小组活动中，绝大多数成员的出席率能达到100%，积极参与小组活动。

只有成员A1因为生病原因无法出席第七节活动，活动前也及时与社工联系沟通，提前做好的准备工作，活动后社工也及时与成员A1沟通联系，完成活动工作的对接。

总的来说，小组成员的参与度与参与热情较好，能够保证小组活动的顺利进行，确保小组活动的成效。

小组活动初期，小组成员会出现较沉默、表现不自然、安静等现象，与社工的互动并不是很积极，自我表露意愿一般。

在第二节小组活动之后，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逐渐发展，小组凝聚力呈现渐进式发展，成员间的互助关系加强。

与社工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能够积极配合社工的活动引导，完成小组任务，分享、沟通、学习、合作的意愿逐渐增强，一起为小组目标的实现努力。

（三）社会工作者自我评估

社会工作者在小组活动中扮演者创始者、引领者、协调者、观察者等角色，负责小组工作的全部流程直到结束。

负责协调小组中因成员的性格特征、观念、行为习惯等因素而出现的问题。

在活动中观察小组成员的表现、改变等信息，清楚掌握小组成员的动向，清晰了解小组活动过程中各种情况，确保小组活动能够顺利开展。

同时，社会工作者还要对小组成员给予一定的支持，包括言语、行为等方式的支持，也要引导小组成员之间相互鼓励与相互支持。

所以，社会工作者的存在对于小组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同伴关系改善小组活动之前，社工能够多次实地进行查考，对重要人群进行访谈、调研吗，如服务对象群体、社区网格员、服务对象家长等，深入把握服务对象需求。

努力提升自己社工工作实务能力，多次修改完善服务方案，尽力保证活动设计的合理性，为小组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保证。

在本次“益路相伴，童享未来”同伴关系改善小组活动中，社工能够切实将助人自助的专业价值观融入小组活动开展过程中，严格遵循保密原则、平等原则等等。

活动中保持同理心多次对成员进行鼓励，发挥成员优势。

在小组活动中，社工不会因成员背景问题出现态度偏差，平等地看待每一位小组成员，在成员A4、成员A2、成员A3出现矛盾与冲突，社工鼓励成员之间自行解决，反思自我行为。

此外，社工多次引导将活动中掌握的沟通技巧、协作技巧、冲突处理技巧融入生活实例。

在专业技巧方面，社工多次运用积极倾听、鼓励与支持、引导互动、澄清等社会工作实务技巧，确保成员都能“身处活动之中”。

鼓励每一位成员进行积极表达，不让任何成员与活动脱轨，保证小组活动的顺利进行。

此外，社工在小组活动中扮演多重角色的同时，以一种友好同伴的方式紧密与小组成员接触。

努力营造轻松愉悦的活动氛围，寓教于乐，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容易发现小组成员细微的变化与改变，形成较强的小组凝聚力，同时，社工在活动中也存在不足。

首先是离别情绪的处理能力，在小组活动结束时难以保持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者应有的态度，容易被成员的离别情绪感染。

虽然社工在努力进行成员离别情绪的处理，实际处理情况并不是特别完善，应提高对离别情绪的处理能力。

效果评估

（一）小组成员同伴关系改善成效评估

研究中的测量工具为邹泓的《同伴关系量表》的修订版，社工在小组成员进入小组前，对成员的同伴接受和交往恐惧情况进行测量，并将数据记录下来。

在小组活动结束时用成员入组前的测量工具对成员进行再次测量，作为小组活动开展之后前后数据的对照资料，显示小组成员的同伴关系改善情况。

根据测量数据的统计，南京市M社区困境儿童的同伴关系有如下两个方面的改变：

小组成员的交往恐惧程度降低交往恐惧是在个人与他人进行人际交往行为过程中形成的，产生社会互动才能产生自我感觉。

小组活动中通过改善小组成员对自我的认知，增加小组成员对自我的认同度，改善成员对同伴评价的消极想象，促进成员对同伴评价正确情感的形成。

在小组活动结束时，通过数据的统计发现小组成员的得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交往恐惧量表的得分越低，说明成员的交往恐惧程度越低。

成员A15在参加小组活动之后，能够提高对自我的评价，认识自身优势，在活动中参与性逐渐提高，交往恐惧的改善情况变化较大。

成员A8与成员A18的交往恐惧程度虽然降低得最少，但在小组活动中前后也有交往恐惧改善的情况，交友积极性得到提升，自信心也得到发展，交往恐惧情况呈现更加良好的形式。

其余成员的交往恐惧情况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

这说明通过小组工作方法的干预和社会工作实务技巧的运用，能够降低服务对象的交往恐惧程度，进一步促进服务对象同伴关系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