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石头记” 半部“书法史”

平度天柱山摩崖石刻入选全国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密码

位于青岛北部的平度市大泽山镇境内的天柱山石刻,以精妙绝伦的魏碑书法扬名天下,成为中国石刻书法艺术的里程碑。如今,天柱山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山,它是中外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向往的书法圣地。日前,作为青岛市最早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柱山摩崖石刻《郑文公上碑》等9通(方)文物,入选全国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一时引起国内外书法界盛赞。近日,早报记者登上天柱山,在青山绿水之间,“穿越”回到北朝,探索鲜为人知的魏碑书法文化密码,聆听1500多年前发生在天柱山那段意味深长的中国书法艺术故事。

天柱魏碑是青岛市最早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秀丽的天柱山。

摩崖“盛宴”

天柱山古称高宝山,位于平度市大泽山镇北随村北侧约1.5公里处,山势平地拔起,如玉柱擎天,山上奇石遍布,风景优美。在天柱山众多石刻中,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东汉“中平三年弟子”刻石为汉隶精品,在山东省发现汉代摩崖大字刻石,尚属首次,故尤为珍贵。除东汉“中平三年”石刻与东魏“姚保显造石塔记”外,还有“郑文公碑”“东堪石室铭”“此天柱之山”“上游下息”“天柱山铭”“天柱山颂”等石刻。这些石刻,据传均为北朝郑道昭与其子郑述祖所书镌。

天柱山因魏碑被称为中国书法名山,在经历了1500余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书法界,许多人都用“盛宴”来形容天柱山魏碑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关于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文章和临帖繁多,其中郑道昭的《郑文公上碑》最为知名,可见魏碑的影响力之大。然而,许多鲜为人知的文化信息却仍然藏于石头上的书法之中待人解码。为何天柱山魏碑石刻让世人如此惊叹?时光过去了整整15个世纪,为何石刻书法艺术的内涵和魅力依然丝毫不减?缘于此,记者怀着敬畏之心,开启了前往平度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探秘之旅。

从青岛市区出发,一路向北,在高速上行驶两个小时后,便进入了秀丽的大泽山腹地。在一片苍翠的山水之间,巍峨挺拔的天柱山矗立在记者眼前。真是“山不在高,有文则名”,眼前的天柱山“一柱擎天”,奇石密布,山中更是别有洞天。登上山顶,游人无暇欣赏秀丽的风光,目光无不被瑰玮精绝的魏碑石刻书法艺术所吸引。

青岛市平度市天柱山文物管理所负责人马龙腾一路陪着记者游览天柱山。没上山之前,他便从地理学角度,形象地阐述了天柱山又被称为“高宝山”的原因。正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诗句所言,站在天柱山东南方向望去,只见共有3座山矗立于大泽山碧绿的丘壑之中。令人称奇的是,海拔280米的天柱山两侧各有一山,高度几乎相等,三座山整体看上去,形状和甲骨文的“山”字酷似,同时又很像“元宝”,于是,古代民间又将天柱山称为“高宝山”。

碑刻由来

现在的“天柱山”之名,是1500多年前,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登山游玩,见其“孤上干云,傍无险峰,因此名之”,并在山阳近顶绝壁上书“此天柱之山”。然而,郑道昭留下的石刻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北宋时,被时任莱州知府的著名金石家赵明诚,也就是李清照之夫,来此发现,这才流传下来。据《平度史话》记载,《郑文公上碑》位于丛山深处的峭崖之上,镌成之后有五六百年之久寂然不为人知,北宋末年,赵明诚在《金石录》里首次予以收录,但仍未引起书法界的注意。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的书法艺术家,如包世臣、叶昌炽等,因不满意流于庸俗的官方倡扬的“馆阁体”,力斥当时统治书坛的“帖学”萎靡之风,倡导学习魏碑书法之长,埋没了千年之久的魏碑珍品《郑文公上碑》这才引起世人注意。清末以来,《郑文公上碑》的拓本流传开来,受到书法家和学者们的重视。

“此天柱之山”5字刻于《郑文公上碑》所在的陡峭岩壁顶端,极为巧妙。抬头仰望,只见悬崖壁立;低头俯视,山下田畴绵延,自然风光、书法石刻浑然一体,和谐统一,“东天一柱”雄姿尽显。此外,山中有东汉、北魏、北齐及金、元摩崖刻石10余处,形成较大的摩崖刻石群,是我国目前不可多得的书法刻石艺术瑰宝。1988年,天柱山摩崖石刻被国务院列入名单,成为青岛市最早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郑道昭的雕像。

如今的天柱山脚下,立着一尊郑道昭雕像,仿佛在向人们讲述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过往。“整个天柱山的摩崖石刻像是一部穿越剧,通过精美的石刻书法讲述了一段家族史、民族史、汉化史、多元文化融合史……”马龙腾深入浅出的讲解,为天柱山摩崖石刻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让记者更加神往,仰望山顶,仿佛能看到北魏工匠们悬空举斧的身影,听到了他们凿击石壁的回声。

马龙腾在天柱山摩崖石刻《郑文公上碑》前讲述石刻文化。

千年往事

平度市大泽山镇共有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天柱山摩崖石刻、岳石文化遗址、大泽山石刻及智藏寺墓塔林。而天柱山摩崖石刻是青岛首个“国字号”文物保护单位,近日又成为被录入国家名刻名碑名录的首批文物。

根据相关文史研究者统计,天柱山上有东汉刻石1处、北魏郑道昭刻石4处、北齐郑述祖刻石2处,其中,以郑道昭、郑述祖父子为代表的北朝刻石,连同莱州市的云峰山、大基山和青州市的玲珑山上的共计40余处刻石,构成了北碑文人书法的重要体系。这个以书法、石刻艺术闻名遐迩的石刻艺术群,是中国书法由隶到楷大变革体现之瑰宝,有“隶楷之极”的美誉,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使天柱山青史留名的,正是得益于一代书家——郑道昭。在中国书法史上,郑道昭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其书法造诣堪与王羲之比肩,人称“南王北郑”。

沿天柱山石阶而上,很难想象,1500多年前,人们是如何登上陡峭无路的天柱山,又是如何在悬崖峭壁之上刻下这些文字的。

马龙腾对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前世今生可谓了然于胸,对中国摩崖石刻文化,尤其是北魏历史,更是有着很深的了解和认知。交流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摩崖石刻幕后的文化密码,在记者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

《郑文公上碑》是郑道昭为其父郑羲及家族树碑立传之作,因郑羲的谥号为郑文公,故此碑的全称为“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该碑位于天柱山之阳,镌刻在一块高约3.5米、宽约1.5米的天然碑状巨石上,碑文共20行,每行四五十字,共计881字。此后,郑道昭又在莱州云峰山镌刻了与天柱山《郑文公上碑》内容基本相同,但字数稍多的碑刻,被称为《郑文公下碑》。郑道昭在碑文中极力称颂其父的文采,对其政绩也赞美有加,虽有溢美之嫌,但后世对其书法成就的评价,已经超过碑文本身。碑文布局纵横有矩,书写严谨规范,结字宽正,笔力雄健,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其秀美的书法、精湛的镌刻成为了解北魏文体、书法的重要资料,在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

仰望《郑文公上碑》,让人不由得想起古代那些手工技艺高超的石匠们。他们用双钩先划刻出字迹,再下刀雕刻,以精湛的技艺最大限度地还原原作,力求分毫不差。

观摩完郑文公碑,继续往上攀爬,在秋千口处可看到著名的《上游下息》刻石,碑面刻有“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字虽不多,但笔法铿锵有力、势如破竹,历经1500多年的沧桑,字迹依旧清晰,恍若昨天刚镌刻完成的作品。

技艺精绝

“天柱山上,随便抓一把山风,都能攥出墨香。”一位著名学者登临天柱山后,曾经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就是天柱山摩崖石刻的魅力,也是中国书法和中国文化的魅力。

见字如面,天柱山上的摩崖石刻在千年时光中架起了时空隧道,让经典文化流传至今。

马龙腾曾无数次登临天柱山,无数次遥想过摩崖石刻的现场。他对记者感慨道,在没有大型机械的古代,想完成这样的工程,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更需要智慧。为此,他翻阅与石刻相关的史书资料,对这门技艺进行了深入了解。

古代石匠们凿字先要有样板,比如纸上之字,利用定点技术将字完美放大并刻于石上。在悬崖峭壁上刻字,方法是一样的,只是更为费力复杂一些。古人在悬崖刻字时,通常会将样板用铁链绳索串联起来,将其在崖壁上固定好,再将石匠放下去定点卡尺寸。刻字时,石匠们必须悬吊在半空,非常耗费人力。像天柱山这样的摩崖石刻,雕刻过程肯定很漫长,而且不是仅靠一两名石匠就能完成的。

郑道昭书写的魏碑体突出体现了我国书法由隶书到楷书的转变,受到古今书法家的推崇。他在平度天柱山所立的魏碑石刻素有“孤峰秀峙,高冠霄星”之誉,与莱州云峰山、青州玲珑山北魏刻石并称“魏碑三奇”,不仅在大泽山系石刻艺术群中独领风骚,也是中国书法史上一颗耀眼明珠。

顺着新修的登山道路大约攀登40多分钟,便来到了天柱山顶。在山峰的东北侧,有一个天然形成的高大宽敞的石洞,被称为“石室”,西壁镌有郑道昭撰写的《天柱山东堪石室铭》。此铭共有10行115字,内容婉丽灵动,把天柱山和石室描写得绚丽多彩、令人神往。站在山峰之上,马龙腾禁不住大声诵读起郑道昭这首描写天柱山自然风光的诗句。这是平度历史上最早一首描绘天柱山的古诗。

《东堪石室铭》主要描写了天柱山雄奇的自然风光,且摹刻精到,全篇文字潇洒飘逸、文采飞扬,堪称书法与刻石艺术相结合的精品。全篇刻石章法布局平实自然,古拙典雅,既具有江南地区潇洒蕴藉的格调,又具有北方地区粗犷朴拙的趣味。其严谨而有法度的气势,淋漓尽致地彰显出书写家精湛的笔墨功夫。在郑道昭诸多撰刻中,此石刻可谓独树一帜。《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一书曾评道:“碑书遒研,绝类华阳真逸《瘗鹤铭》,魏碑书势,无逾此者。”

文化密码

研究历史文化十分有趣,其魅力就在于探索中发现文化“密码”。马龙腾守护天柱山已有20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从哪个角度看天柱山是什么形状、什么天气看天柱山是什么颜色,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他对天柱山摩崖石刻的专注和情怀,实在令人佩服。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朝代更迭,南北民族交融。由于南北地域性的差异,形成了所谓的“南帖北碑”,北方书法家长于碑榜、志铭,风格庄重朴茂,豪迈浑穆;南方书法家书体流便婉丽、潇洒飘逸。书体在这个时期逐渐由汉隶向楷书演变,“魏碑体”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可谓我国书法艺术的里程碑。

“反复观看郑道昭的碑刻,再研究他的家族故事,发现不少作品是率性而作……”马龙腾对郑道昭家族史的研究也颇为透彻。永平三年(公元510年),郑道昭出任光州(治所掖县,今莱州)刺史、平东将军,后又任青州刺史。受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郑道昭寄情于山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题写了不少碑刻。郑道昭的父亲郑羲为北魏的中书博士,郑道昭11岁时以博士之子的身份入中书学,26岁娶北魏名臣李冲之女。郑道昭好诗赋,随孝文帝南征期间,君臣在悬瓠联句作歌,一时被传为佳话。郑道昭为官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口碑良好,后世流传有称赞郑道昭体恤民情的歌谣。

根据史料记载,郑道昭是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他老家在开封,却在平度天柱山上刻石立碑为父亲颂德,背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当时,郑道昭任光州刺史。据山东历史地名志记载,光州这个名称在胶东历史上存在了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有多任光州刺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郑道昭。

任光州刺史期间,郑道昭留下了不少石刻碑文,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天柱山和云峰山上的《郑文公碑》。据称,有一次,他看到一座新立的石碑字迹甚美,原本就是大书法家的郑道昭被吸引,细看起碑文来。随后,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去世后还未立碑,便为父亲撰写了碑文,内容自然多有溢美之词。他在天柱山寻得一处绝好的山崖刻碑后,又在云峰山上将碑文重书重刻了一遍。

“郑道昭除了喜爱书法诗赋,还喜欢修身养性、炼气化丹,为此还立碑志之,留下了传世作品。当然郑道昭最著名的作品是《郑文公碑》,为其父郑羲所书刻之碑,郑羲的生平事迹和著述足可见郑道昭的孝心。郑道昭虽然书法造诣精深,在史书中却并没有关于他擅长书法的太多记载,但《郑文公上碑》的存在让天柱山成了书法界的圣地,足以证明郑道昭的书法成就。以天柱山摩崖石刻为例,他的书法继承了篆的圆润和隶的舒展,吸收了造像记的挺拔强劲和写经本的壮茂凝练……”马龙腾对郑道昭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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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柱山成为“书法圣地”

郑道昭虽然被称为“北方书圣”,可是在史书中并没有他擅长书法的记载,他是怎样赢得后人认可的呢?这跟清代碑学兴起后,众多书法家学习研究《郑文公碑》有着直接的关系。后世有不少书法界人士专门研究郑道昭,通过他的石刻书法解读书法艺术和人文精神。《郑文公碑》名为碑,实际上是摩崖石刻,就是在山崖上找一块平整的石面或削平一块石面,在上面书写镌刻文字。摩崖石刻的制作难度比石碑大,且长年风吹雨淋日晒,不易保存。

1988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中,平度的天柱山摩崖石刻《郑文公上碑》成为青岛辖区内唯一一个上榜者。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书法艺术家,如阮元、包世臣、叶昌炽、康有为等,因不满流于庸俗的“馆阁体”和帖学书风,大力倡导粗犷雄浑、豪逸疏宕的魏碑书法,提倡北碑,康有为将《郑文公四十二种》列为妙品上。刘海粟认为:“不识云峰、天柱佳作之浑逸朗润者,不可以与之论书。”天柱山魏碑作为中国北魏时期重要书法刻石,其文化学术价值不同凡响。

1984年,著名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在89岁高龄时,亲自拄杖登天柱山观赏《郑文公上碑》,并欣然题写了“瑰玮博大,绝壁生辉”8个大字。从此,天柱山成了书界圣地。包世臣评价道:“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康有为评价道:“刻石如阿房宫,楼阁锦密,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并赞其“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可以说,气象万千的魏碑艺术极大地抚慰了晚年康有为的精神世界。

守碑二十载 痴心传墨香

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所长马龙腾甘当义务讲解员 把魏碑的故事讲给世界听

记者登上天柱山观摩石刻书法,全程用了大约3个小时。隐藏在天柱山魏碑石刻背后的历史故事,只算是它的“前世”,而说到它的“今生”,就不能不提山东省最美基层文物工作者、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所长马龙腾和他的同事们。通过马龙腾的讲述,一个关于天柱山石刻书法艺术的传承故事徐徐展开。马龙腾告诉记者,不仅国内书法界推崇郑道昭的碑刻,国外书法界亦赞叹不已。仅日本,每年就有数十批书法访问团前来观摩。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有数千名日韩学者组团来到天柱山,观摩魏碑石刻。目前,随着天柱山摩崖石刻文化研学基地设施的完善,天柱山这座文化宝库将吸引更多中小学生前来临摹书法、聆听摩崖石刻的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书法艺术。

正在建设中的天柱山石刻艺术陈列室。

北朝书风传入日本

中国的汉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文化现象,从甲骨文开始,文字的演化过程从未有过断代。有人说,假如一名汉朝人穿越到了宋代,他一定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尽管相隔了1000多年,但文字没变,甚至连政治制度也大体相同。随着文化的传播,中国的书法传播到了海外,其中包括石刻文化。

天柱山石刻局部。

为深入了解天柱山魏碑石刻,20年来,本来从事美术绘画专业的马龙腾,自费购买各种石刻书法和魏碑史料理论书籍,工作之余便一头扎进书堆汲取营养。从2003年第一次讲解天柱山石刻开始,马龙腾一发而不可收,很快对天柱山的摩崖石刻达到了痴迷程度,这些年来仅用于购书的费用加起来已有4万余元。家人对马龙腾的这种痴迷从最开始的不理解到理解,现在已是积极支持。

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所长马龙腾。

马龙腾热爱文物,喜欢研究文物。工作之余,他阅读了《中国书法史》《中国历代书论》《云峰诸上北朝刻石讨论会论文选集》《云峰刻石全拓》等专业书籍,钻研历史,拓宽视野,对天柱山摩崖石刻的认知慢慢加深,尤其是对魏碑的研究,更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被大家称为魏碑研究“专家”。

为什么那么多日韩学者慕名来到天柱山观摩魏碑石刻?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马龙腾了解到从汉代开始,中国的书法文化已经进入韩国、日本,尤其是北朝书风,对日本影响极其深远。

马龙腾说,这里所说的北朝书风并不是《龙门造像题记》一类的风格,而是专指北朝的写经及墨迹书风。郑道昭书风开始在日本产生影响是在隋唐时期,以日本三大古碑之一的《多胡郡碑》为标志。该碑刻于公元711年,与天柱山郑道昭碑刻神趣相同,日本学者考证认为这是因为郑道昭作品传到了日本,并深刻地影响了日本书法文化。创作于5世纪的郑道昭碑刻在7世纪时传到日本,从时间上来说是吻合的,正好是中国文化交流传播到日本所需的时间,应该是日本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学习的时候,直接接触并学到了中国的书法。

“清末碑学兴起,郑道昭书风再次影响日本。”马龙腾说,清末时中国书坛兴起碑学热,开始在汉魏六朝碑拓中汲取营养,而此时日本正在进行明治维新变法,稍后也兴起了碑学热,这股热潮正是以郑道昭书风再次传入日本为特征展开的。日本明治时代,郑道昭摩崖石刻以拓片形式进入日本书坛。日本明治十三年,清末著名书法家、碑帖金石学家杨守敬以大清国驻日公使秘书身份赴日,至明治十七年,共旅居日本4年。4年里,杨守敬把清末国内碑学的思想带到了日本,使碑学的风气在日本昌盛开来,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日本书坛,杨守敬因此被称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北碑书风传入日本,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得以发扬光大,碑学书风、郑道昭书风甚至影响着今天的日本书坛。杨守敬赴日时,带去汉魏六朝碑拓13000余件,一是用于自己研究,二是互通有无,其中的北碑拓片中包含了38件郑道昭作品。这些丰富的资料震撼了当时的日本书法三大家: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和松田雪柯。3人屡次登门求教,惊慕于中国金石文字和法帖的多样性,均拜师杨守敬,在熟练唐碑书法的基础上,学习魏碑笔法。日下部鸣鹤对杨守敬提供的郑道昭摩崖石刻全拓双钩本作了修订,增加了目录,刻了诸家的考证,于日本明治十四年出版了10卷本《荧阳郑氏碑》一书。从该书的序和跋文中可以窥见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等人对北碑书法的倾倒。此书出版后在日本书法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郑道昭刻石书法艺术被日本书法家广泛推崇,纷纷搜求临摹,从此郑道昭摩崖石刻声振东瀛。日本书法名家北方心泉、日下部鸣鹤等均有临摹天柱山郑道昭石刻的作品传世。日下部鸣鹤更是日本当时学习郑道昭书风的第一名家,现设立在奈良大佛殿池畔的由日下部鸣鹤书写的《谷川碑》,是受郑道昭北碑书风影响最明显的力证。日本京都教育大学名誉教授杉村邦彦说:“北朝碑帖充满激情,雄浑有力。日本近代书法大家,以唐代楷书为基础,再加入北碑那种充沛的生命活力,创作出了非常泼辣壮勇的书法作品,日本近代书法由此起步。”

摩崖石刻一讲20年

由于每年要接待不少来自海外的观摩团体,马龙腾的名字在海内外书法界小有名气,不少书法学者喜欢和他交流学术问题。这几天,马龙腾陆续接到了想组团来天柱山观摩碑刻的国外游客咨询电话。而在平时,国内游客观摩天柱山的也有不少,尤其是到了节假日,游客就更多了。而每一次有游客来,马龙腾都会义务提供讲解,最多时,一天4次登山为专家与游客进行讲解。他讲解时从不生搬硬套解说词,而是针对不同文化层次的访客灵活讲解,每一次讲解都透露出老马对天柱山石刻文化的热爱。这一讲就是20个年头,其中仅接待日韩观摩团和学生团体就超过了5000次。

“日本人说,没有中国书法就没有日本文化。”马龙腾介绍,日本东京学艺大学教授相川政行来天柱山观摩时,题写了“天柱山似平度泰山,郑父子书金石之华”。更让人惊奇的是,日本书坛泰斗种谷扇舟生前40余次访华,其中18次到访天柱山摩崖石刻,可见天柱山魏碑的魅力。

马龙腾对过去20年里接待的许多外国学者记忆犹新。70多岁的日本书道会女代表团长北地美子称:“50年前即看到郑文公碑拓片,梦寐以求能亲眼得见,今日梦想终成现实。”马龙腾说,当北地美子看到郑文公碑时,竟上前脸贴碑石,眼含热泪,抚摸着碑身喃喃自语;“这次可真摸到你了,尽管你的身体是凉的,可我感到你是热乎乎的。”

“都是为了文物。”马龙腾总爱重复这一句话。在同事眼里,马龙腾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话痨”,只要有游客,他的话就停不下来,抓紧时机对游客宣传天柱山摩崖石刻的珍贵、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声情并茂,滔滔不绝。可是一提到自己,那个“高调”的马龙腾就不见了踪影。

天柱山上“巡山人”

“天气炎热,地表温度达到了40℃。上午到山上巡视,发现这几天野草长得很快,用了一个小时拔除野草。山顶石刻安全……”这是近日马龙腾巡山后写下的一段巡山日志。简单几句话,背后却体现了对文物的敬畏和繁杂的工作内容。老马说,将巡山的情况记录下来,为的是提醒大家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尽管戴着帽子,但毒辣辣的太阳,还是把马龙腾的脸庞晒得黑黝黝的。记者在天柱山上看到马龙腾时,他正一步并作两步地登山,健步如飞,动作比小伙子还要麻利。一把笤帚、一把小铁铲,这是老马巡山必备的装备,巡山时顺道把山路清扫得干干净净。让他欣慰的是,进山游客的环保意识显著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关注文物周边的环境问题。

马龙腾是天柱山摩崖石刻的忠诚守护者,这条上山的路,他一走就是20年。由于天柱山地处郊外,往返非常不方便,以前没有私家车时,他每次上班需先坐公共汽车到大泽山镇洼子高家村,再步行1.5公里走到天柱山。有一年冬天连降大雪,公共汽车停发,马龙腾骑摩托车上班,一路上也不知摔了多少跤,连骑带推,走了整整5个小时才到天柱山。还有一次,马龙腾发烧到39.3℃,浑身酸痛无力,但一想到文物还未巡查,他又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走一会儿歇一会儿,等巡查完所有文物时已累得满身大汗。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也不知磨破了多少双鞋子,他的脚步踏遍了天柱山的每一个角落,确保了文物的安全。

如今,尽管两鬓已生白发,但马龙腾依然是那个不舍昼夜、披星戴月的“看山人”,他一天见不到文物心里就惦记,看到文物安全无恙才放心。由于文管所的人员缺口较大,马龙腾常常是身兼数职,同时负担着讲解、票务、安保、保洁、接待的工作。去年,马龙腾获得了全省最美基层文物工作者的称号。

在天柱山20年,马龙腾见证了这里发生的嬗变。在他来到天柱山文管所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的办公条件异常简陋,寒冬腊月甚至要砸开水缸的冰面取水。马龙腾曾经在朋友圈里调侃:“山中值守,砸冰化水,忽然想到了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和他的《饮冰室合集》,也当一回饮冰室主人。知足常乐,岂不妙哉?”配图是水桶里一个大大的冰圈圈。逢上雨雪天,山中常常从早到晚空无一人,像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而每到此时,书籍就成了他最好的伙伴。他热爱文物,好钻研,啃了不少相关的专业书籍,发表了不少专业文章,周围的同事朋友称他是魏碑“专家”,老马却连忙否认。他说自己永远只是一个脚踏实地、工作认真的“看山人”而已。

打造世界文化“名片”

我国著名书法理论家、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姜寿田认为,青岛平度天柱山分布着东汉、北魏、北齐等历代摩崖刻石,以书法、石刻艺术闻名遐迩,是中国书法由隶到楷大改变体现之瑰宝。其中尤以魏碑名世,又被人称为天柱山魏碑,在中外书家学者心目中是圣地。天柱山的北魏郑文公碑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书刻艺术瑰宝之一,仅日本已出版有关郑氏书刻的刊物就有几十种。另外,天柱山下还有东魏浮屠造像石窟,系南北朝时佛教东渐遗迹。姜寿田认为,天柱山摩崖石刻是青岛难得的文化魅力和书法名片,应该深刻挖掘青岛地域的传统书法文化。

目前,天柱山摩崖石刻数字化和展示陈列工作正在进行中,策划出版《天柱山摩崖石刻》大型碑帖画册……这些事情让马龙腾很高兴,因为这都是关乎天柱山石刻文化传播的大事。老马进一步介绍,通过数字化展示,可以让来宾和游客更加直观地了解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柱山摩崖石刻的悠久历史,以及其在中国文物史、中国书法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对于发挥青岛市文化名片、讲好平度故事具有积极意义。

老马给记者看了他今年的工作计划,其中列着开展研学游、做好国外来宾和旅游团体的讲解接待工作、发挥好中外书法艺术交流基地作用等事项。在平凡中坚守,在坚守中不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龙腾以一颗朝圣般的心,始终不渝地守护着他心中的历史瑰宝,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

2020年,国家文物局投入资金实施了天柱山摩崖石刻危岩体加固工程,对核心区域郑文公碑周边危险程度最高、急需防护的27处危岩采取加固、支护、清理等防护措施进行修缮,减少了危险岩体带来的安全隐患,更好地保护了文物本体安全和来往游客的人身安全。2021年—2022年,平度市投入资金,实施了两期天柱山摩崖石刻保护性设施建设工程、天柱山文管所维修工程,主要包括魏碑亭加装木隔扇围栏,新建、维修、加固登山步道和上山护栏,办公场所维修等,天柱山摩崖石刻的保护设施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 记者手记

擦亮青岛书法名片

“文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中,“文物以纪之”,意为要将一种规则传达给众人,就把它刻录在物件上,让人们铭记。当“文物”由动词演化为名词,意味着共有的文化记忆与认知的形成,铭记的意义得以延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山东古代石刻遗存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极高。青岛市不仅是山东省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也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独特的山海文化特质也深深地渗透绵延到了文明发展的各个层面。从书法方面讲,琅琊台的秦琅琊刻石、平度天柱山郑文公碑、崂山道教摩崖刻石都是彪炳中国书法史册的珍贵遗存,是青岛难得的文化魅力和书法名片,更是海内外书法界的文化圣地。

近年来,青岛书法研习和创作渐入高潮,平度魏碑书体研习更是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团队和游客到天柱山参观、学习。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历史学家张帆和中科院专家一行参观考察,韩国《书艺月刊》杂志社专家一行到访,日本福冈教育大学教育系主任和田圭壮教授携学生参观学习,日本最大的专业书法团体——每日书道会书法家90余人到访,中国书法家协会楷书委员会专家一行到天柱山考察……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从仓颉造字到孔子韦编三绝,从四大发明到唐诗宋词,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到“只此敦煌”展览,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为华夏儿女留下了灿烂宝贵的文化财富。只有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树立深厚的文化自信,我们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赓续传承。作为国宝级文物,天柱山摩崖石刻已经成为青岛和全山东的重要文化符号,随着越来越多中外游客前来学习交流,让我们看到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给青岛带来的自信与底气。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李彩彩

来源|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李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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